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74节

  助手问了阿斯兰一句:“确认吗?”阿斯兰回答:“确认!”
  阿斯兰开始瞄准,他等待着队伍经过酒店附近的机会,距离会不到1公里。风速略微有点大,阿斯兰小心地微调着狙击枪的位置。
  目标接近!确定!扳机扣下,一发7.62mm的子弹,以880米/秒的初速迅速飞向目标,命中目标!
  夜视仪里的观察,子弹应该是打中了纳西里胸部,阿斯兰知道,以狙击枪子弹的威力,只要命中,纳西里就不可能活着,子弹会在人体上制造出15cm左右的空腔,相当于一个碗口,没有人能活着。
  他没有理会楼下慌乱成一团的叛军,对助手说道:“铁木尔,我们走吧。”助手回了回一个字:“是!”
  两人迅速收拾好装备撤离,电梯下到二楼,领他们上楼的服务员已经等待着他们,他带着两人穿过一段复杂的廊道,消失在了夜幕里。
  就在这个晚上,至少有16名政变的重要成员,被狙杀在德黑兰的各个地方,而摩萨台的军队也出动,逮捕了大量在夜晚中被鼓噪起来,试图参与政变的军人和团体。
  8月16日的早晨,一辆车行驶在德黑兰的东郊,他们去向的地方,是一名cia官员在德黑兰的秘密住宅,接近别墅的时候,轿车放慢了速度,然而就在这时,一枚苏制rpg-2从不远处飞来,命中了轿车,轿车当即爆炸,翻滚了几下,没有人逃出,扎赫迪和科尔米特消逝在了车中。
  就在当天的上午,在两辆车接近美国使馆的时候,rpg袭击的故事同样发生,扎赫迪的儿子,以及法泽尼干等政变重要骨干,丧生于袭击。
  从8月15日的晚上到8月16日整天,这样的袭击就没有停过,cia的剩余人员们都惊呆了,到了16日的下午,没有人员敢于外出,他们呆在情报站里,全副武装,准备应对可能的袭击。
  他们等来的,只是一封信,打开一看,上面用俄文写着“以革命的名义枪决!”这是苏联克格勃前身契卡的著名口号,情报站站长琼斯怒火冲天:“去你妈的克格勃混蛋!”
  到了8月16日的夜晚,整个德黑兰才平静了下来,城市包括郊区所有的枪声和爆炸声,再没有响起。
  8月17日下午,克格勃德黑兰情报站站长奥维奇,阅读着手下的报告,抬起头来对手下刚诺维奇感叹到:“中国人真狠啊,整整37人,大部分参与政变的人都死了。”
  他内心很羡慕,本来这活应该是他干的,肯定能立个大功,当初内务部的命令,是准备行动挫败政变,他们已经做了认真的准备,对总部提供的政变组织名单上的人,都详细地进行了解,准备突然袭击这些家伙,还从克格勃调来了三个行动小组。
  可没想到,在6月底德黑兰站的行动却被总部终止了,3个行动小组都撤了回去。后来才知道,贝利亚倒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奥维奇最近也在担心自己的命运,不过还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情报搜集,以备万一的行动。可是总部迟迟没有重新行动的指令,他只好一直等待,在8月12日,他们觉得政变发动的迹象已经很明显,还特意向总部拍发了紧急电报,但也没有等来总部的命令。
  所以中国人自己下手了,而且干得那么狠,几乎是一下子杀掉了所有重要的政变骨干,帮了摩萨台政府一个大忙。
  其实cfia知道,如果让摩萨台自己下手,那这个“民主政府”只能是试图逮捕这些人,不敢击毙的,这样的话,并不能消除危险,他们的影响力还在,所以索性釜底抽薪。
  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碑附近,中情局大楼。
  杜勒斯接到汇报,当场就摔了杯子,从他办公室传出的“fuck”声不绝于耳,他快被气疯了。“阿贾克斯”行动失败得不能再失败了,对于德黑兰情报站站长凯文猜测的是克格勃干的,他并不怀疑,但他怀疑中国人也插手了。让他震惊的是,对方的情报太过准确了。
  其实对于强力的情报机构而言,知道了主要的几个对象,然后几个月跟踪下来,知道他们这个团伙的网络、辨认出哪些是重要人物并不困难。何况参与阿贾克斯行动的这帮人,在德黑兰还是比较招摇的,行动并不算十分隐秘。
  原时空摩萨台政府,实际上在8月份也知道了他们可能在8月14或15日发动政变,还挫败了政变的第一次行动,只不过因为准备不足,以为已经万事大吉了,结果在政变的第二次行动中失败了,被迫倒台,但也说明在原时空政变团伙的保密性不强。
  8月16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被迫匆忙出逃,他的飞机经过巴格达转飞罗马,最后抵达伦敦,侧面证明了除了美国人,英国人也参与了此次的政变。几番斟酌,中国放弃了狙击巴列维的想法,这走得太远了,反而可能导致伊朗的内乱。
  美国政府迅速质问了苏联和中国,苏联的回答自然是矢口否认,但问题是美国人不相信呀。而中国的回答是讽刺性的,说尼玛你们cia在德黑兰行动,就差没有把cia三个字母,纹在自己的西装上了,每个德黑兰人没有不知道的。无论什么政治势力,都会注意到你们美国人,试图在干什么。你们是当克格勃都是死人,也当其它政治势力都是死人,至于中国,你们在印度次大陆怎么干的,我们就怎么报答,何况你们和英国在伊朗,拼命地在舆论上抹黑我们呢,当中国人也是死人吗?
  杜勒斯又羞又气,干脆地撤了德黑兰情报站站长的职务,派遣了新的站长巴里,他还带了一只行动队去,杜勒斯已经认定,是克格勃和cfia联手干的,这两个王八蛋国家,把美国和英国坑得好苦,美国必须报复!
  从8月底开始,德黑兰开始了一场四国暗战,天天都有袭击。克格勃是最冤的,“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美英怎么可能相信克格勃,居然在政变中完全旁观呢?肯定是和中国人一起都出手了。于是在突袭之下,奥维奇重伤,好几名克格勃情报站的人,被干掉了。
  这下就捅了毛熊的熊窝了,赫鲁晓夫等这下子坐不住了,苏联的行动队也飞往德黑兰,对cia和英国人展开报复,德黑兰成为大国暗战的战场。
  从8月底到9月大约一个月中,每方都有几十人伤亡,德黑兰每天都听得到枪声和爆炸声,各国的大使馆都紧闭不敢出门,防卫森严,都怕哪一方会杀红了眼,干脆把大使馆都一股脑端掉了。
  最后还是艾森豪威尔下令杜勒斯停止了行动,摩萨台政府明显现在反英美,而这样的行动为他们提供了无数的舆论武器,伊朗的报刊天天都在说cia搞乱伊朗,而因为失去了政变反对摩萨台的主要领导人物,反对势力,一下子变得一盘散沙,中国和苏联的情报,要比英国人殖民留下的情报网络更灵通,再下去,美英可能还要吃大亏。
  通过特殊渠道,他也知会了中国和苏联,建议在伊朗休战,得到了两国的同意。没有谁愿意把宝贵的行动队员的人力资源,消耗在这样的纯粹互相报复的暗战中嘛。
  阿斯兰和铁木尔,带着荣耀归国,按照规矩,阿斯兰很可能获得二等功,而铁木尔,也能获得三等功。不过阿斯兰看到铁木尔,就有着内疚,因为铁木尔的一条胳膊废了,在子弹袭来时,铁木尔推开了他,自己的一条胳膊却被狙击子弹炸飞了,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单单失血就会要了铁木尔的命,都是因为自己学艺不精呀,阿斯兰很内疚。
  1953年11月,伊朗摩萨台政府通过国会决议,废止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朗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与原时空完全不同的历史,伊朗的未来,变得面目全非了。
  从李思华的角度来看,她认为教士集团仍然将在未来崛起,摩萨台这样的世俗化政权,终究难以符合伊朗这样宗教情绪极为浓重的国家,摩萨台此前与卡萨尼之间的反目为仇就是明证。这样的国家,中国也不会去推广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意义。
  所以一个中国伊斯兰教的群体,大约十几名学者,来到了伊朗学习和交流伊朗什叶派的理论,尤其是十二伊玛目派的理论。他们多数具备关于苏菲主义理论的深厚功底,最主要的目标,是库姆的一所神学院,他们感兴趣的学科,是政治哲学,以及伊斯兰历史及伦理,其中两位,还被库姆神学院聘为客座讲师,在他们的同僚中,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为霍梅尼,50多岁的他,在伊朗已经享有盛名,而来自中国的学者与他之间,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几人之间、以及与霍梅尼的一些学生之间,形成了一个伊斯兰理论和政治讨论的圈子。
  一种以“哲学王(伊斯兰宗教领袖)”为最高精神领袖,以教义与民意相互制衡,来形成政体中权力结构的二重性,以保障伊朗政体双重价值的平衡与协调的理论和体系,开始在库姆的神学院中发芽。它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但也许适合于伊朗。
  第275章 西欧、东欧与笨熊苏联
  西元1954年34月,外交部长李玉振,访问了西欧和东欧,对于西欧,主要是法国和西德两国,对于东欧,则是除了一个国家外都扫了一遍,包括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6国,只有那个阿尔巴尼亚,因为李思华提前提醒不必理会,所以他没有去。
  在西欧,虽然访问法国,但李玉振对于其首脑并无兴趣,他主要访问的是两个人,戴高乐和让莫内,按照李思华刻薄的说法,法国的五十年代也就剩下这两个人了,至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其它政客,那就是一群“垃圾”。
  人们都比较熟悉戴高乐,却不太熟悉让莫内,此时在原时空是“欧共体之父”,就是他一直在推动欧洲统一和法德和解,最终得以成功,而法德轴心也成为二战后欧洲得以经济复兴的关键。
  让莫内最早是想英国与法国先成为“一国”,经济统一,不过二战刚结束的时候,英国怎么瞧得上法国呢?所以后来让莫内才搞起了法德联盟,以此实现了最初的“欧共体”。
  搞笑的是,英国到了六十年代,从冷眼旁观变成了拼命要挤入欧共体,发现自己不再是大国了嘛,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需要抱团取暖,结果第一次申请还被戴高乐否决了,让英国佬大丢脸面,后来英国的希思首相,终于带领英国加入了欧共体,希思还因此落泪,说是“不负此生”了。
  恐怕当时希思做梦也没想到,几十年后,他的一帮后辈政客,拼命地要退出欧盟,最终还“脱欧”成功了。
  这就是历史的诡谲,洪流冲刷、百转千折,随着时光的流逝,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事情。
  李玉振从戴高乐家门口下来,就看到一个巨人,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地等在门口,他知道那就是戴高乐。走进了戴高乐的面前,他心里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戴高乐长得太高了,果然是2米18的个子,在这个时代无论什么人种中,都堪称巨人。中国人对他名字的翻译“高了”,确实是精髓。据说当初他就是靠着这双大长腿,跨上了英国对德谈判使节的飞机,避免了被德军在机场抓到,可能不会假。
  戴高乐好奇地看着中国的外交部长李玉振,他内心有些高兴,这个中国外长也是全球知名的了,因为有几次外交交锋,李都是大出风头,算得上此时全球的风云人物之一。李玉振突出地代表了新中国这些年的国家形象——“强悍而决不妥协”。李来到法国,除了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外,就主要来拜访戴高乐,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对戴高乐的重视,这自然使得他感到高兴,更何况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他的法国之行,最重要的是拜访戴高乐将军,中国认为他是法国的政治巨人,给他戴了很高的帽子。
  尤其是中国对英国的态度,让戴高乐的内心不无好感,法国吃英国人的亏太大了,二战中丘吉尔对他的蔑视,让他长期耿耿于怀。
  主宾落座后,李玉振先向戴高乐转达了主席和李思华对戴高乐的问候。
  戴高乐内心高兴,说道:“我现在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对于法国政坛的影响力不大。”
  聊了一会,话题转向了中国人拜访戴高乐的目的。李玉振说道:
  “我国的李思华总理,在我们内部向来以对国际局势的精准预判而著称,她对当下的法国也有预判,这正是我来拜访您的目的。”
  戴高乐感兴趣地问道:“喔,那李总理的预判是什么呢?”他这几年对中国很感兴趣,开头是作为敌人来研究的,新中国的崛起,使得法国二战后收复印支殖民地的计划完全破产,法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几年下来,早就心平了,新中国已经是一个与美国、苏联同级的超级大国,全世界现在就是这三强争霸,而法国只能是一个二流强国了,甚至当年的霸主英国也是一样。法国当年能占领印度支那,是因为中国处于衰弱期,等到它重新崛起,法国再有殖民的企图,就只是妄想了。
  心态平和了,反而使得他对于中国的理论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现在对于中国的两位领袖的理论和思想,都不陌生。
  李玉振接下去:“李总理认为,现在法国第四共和国的政体,已经不能适应法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脆弱多党制下,权力集中于国民议会而非政府,斗争大于合作,导致政局动荡和政府没有权威。在平常的时候还能勉强维持,但由于政策难以有延续性,施政的能力很差。而一旦法国遇到危机,这种整体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戴高乐吃惊地挑了挑眉头,中国的李总理厉害呀,真的是不负盛名,人在万里之外,对法国政坛的弊端却看得清清楚楚,这与他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
  “李总理还说,按照法国这种政治格局,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加强总统制度,让总统掌握行政实权,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集中,是无法有效率地执政的,也解决不了危机。”
  戴高乐内心更是诧异,这位李总理简直是他的知音,她的建议与他现在的思考完全一致。
  “所以李总理认为,未来您必定还会东山再起,时机必然是法国发生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法国人民肯定会想起并拥戴您,因为您是唯一能领导法国,战胜危机的人。李总理称赞您是现代法国最后的巨人。”
  戴高乐又高兴又有点黯然,中国李总理所谓“最后的巨人”,既是对他高度的赞赏,也是暗含着对法国缺乏后继人才的判断。他看了一样在场的助手蓬皮杜,看到他眉飞色舞,心想他没听懂这话的深意也好。
  李玉振还向戴高乐讲述了中文中“东山再起”这个词的历史故事。戴高乐的反应,是“於我心有戚戚焉”,中国的历史文化真是丰富,可惜自己不年轻了,否则一定能从中学习,汲取不少的东方智慧。
  蓬皮杜听得很高兴,极为振奋,尤其是中国人判断戴高乐必然会东山再起的时候。他们这一派可是一直在为了戴高乐复起而努力。他奋笔疾书地记录着,心想明天就要向他的朋友们讲述这一切。
  此时的主席和李思华的影响力,可不是二十年前全球的无名小卒了,而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两位巨人。因为二战的领袖,美国的罗斯福、苏联的斯大林都已经去世,而丘吉尔的影响力,则随着英国的衰落而衰退。反而是主席和李思华,随着新中国这十几年的国势蒸蒸日上,而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两人又都擅长理论述作,著作开始传遍全球,可以说,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欧洲社会,都有人在仔细地、深入地研究他们的理论和思想。两人的“个人影响力”,已经变得无与伦比。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影响力对于西方当然更大,可那实际上是美国的影响力,而不是他个人的影响力,未来等到他从美国总统的位置上下来,就会和现在的杜鲁门一样,不过是有名气的政客罢了,是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种巨大的个人影响力的。
  在当代欧洲的知识分子们看来,社会主义这一头,前有马恩,中有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现在就是中国的毛和李,这都是划时代的巨人,他们的思想,影响着全球的历史发展。今年欧洲最流行最时尚的读物,就是从中国流传出来的半本《定国策》,两位巨人在近二十年前(西元1935年)的对话,话被无数的欧洲知识分子,在仔细地阅读和思考着,凡是阅读过的人,没有不被他们精准的预判所震惊的——世界和中国的长期发展,似乎在两位巨人的眼中,是如此的纤毫毕现!那可是二十年前!
  所以蓬皮杜才会对李玉振转述的中国领袖的看法,如此振奋。他内心想着,这对于他们“同志”的鼓舞,必然是巨大的!
  李玉振还向戴高乐谈到了将要拜访让莫内,说到中国对于未来欧洲的联合,是“乐观其成”的,他还提了一个李总理定义的说法“欧共体”。戴高乐此时由于对德国的心结还没有转过来,并不是欧洲联合的狂热支持者,他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好奇地问李玉振,为什么中国会支持“欧共体”呢?
  李玉振直率地回答:“中国在欧洲的利益很小,包括贸易的利益也是一样。但中国不愿意看到美国完全控制西欧和中欧,如果有了一个欧共体,虽然仍然难以摆脱被美国操控的局面,但至少欧洲的独立性会强很多,不会完全是美国的附庸。欧洲的国家在现代条件下,各自都太小了,如果不联合起来,是无法对美国有强大的抵抗力的。”
  “随着世界局势的演变,中国与美国的对抗性正在增强,虽然还没有激化到美国与苏联的紧张程度,但对于未来,我们并不乐观,所以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是被我们欢迎的,我们可不希望美国能够调动的力量太多。”
  戴高乐默然,他很认同李玉振的说法。这几年他一直很头疼法国在强势的美国面前的独立性。法国的复兴,依赖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可是借了美国人这几十亿美元后,付出的代价是,在政治上完全以美国为尊,经济上向美国私人资本完全开放,文化上高贵的法国文化,正在被美式生活方式侵蚀。他所熟悉的法国,正在一天天地走向美国化。
  这种情况一定要被遏制,戴高乐暗暗地下了决心。
  接下来对于西德的访问,是比较官方的,此时正是美国人控制西德最紧的时候,除了正常的贸易,能谈的其它东西不多。但让李玉振震惊的是,西德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现在已经完全超过了战前的德国了,从数据来看,在1951年就已经达到了战前德国的生活水平,按照现在的趋势,西德恐怕很快会变成欧洲的第一经济强国。
  德国的人才和工业基础真是雄厚呀,美国一支持,他们就像是一支火箭那样,又重新升空了。他还从大使馆的同志们那里了解到,不断有民主德国(东德)的人逃到西德来,因为这里的生活水平高,物质和文化的享受更丰富。
  现在他完全理解了李总理此行前的交待,她完全不看好苏联在东欧,与美国在西欧和中欧的对抗,经济力量上相差太远了,而苏联的政策又笨拙而粗暴。
  写下来李玉振对东欧的外交访问,加重了他的这一印象,东德其实是东欧国家中恢复最快的,但相比西德,差得太远了,他们的工业基础,此前几乎被苏联剥夺得一干二净,更不要说其它国家了。
  最让他忧虑的,是发现每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苏联乃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感情,都在蜕变中,变得不那么确信,不那么向往了。
  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绝大多数确实对于苏联充满感激。一方面,是将他们从德国的铁蹄下拯救了出来,德国对于这些国家的压榨和屠杀,是极为残暴的;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在东欧地区广泛推行的土地革命。要知道东欧各国不同于西欧,之前都是比较落后的,农民占很大的比例,而土地却被掌握在少数剥削食利基层手中。苏联强制在这些国家进行土地革命,让众多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当然有很多民众支持苏联。更何况,在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认知中,二战前英法出卖了这些国家,使得东欧各民族遭到法西斯德国的奴役,而苏联则是解放了这些国家,使得民族重新独立。
  这是苏联统合东欧各国的合法性,但现在这种合法性正在遭到快速的侵蚀。鱼的记忆只有7秒,民众的记忆,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薄。对苏联的感谢之情逐渐淡去,苏联不好的一面,就开始逐渐占据这些国家的主要视野。
  尤其是冷战开始后,苏联开始组建经互会,实际上东欧各国,都被大致切断了与西面的贸易,纳入了一个苏联经济圈,问题是这个经济圈太小了,对各国经济发展的支撑都是有限的。而各国的内政,也被苏联粗暴地干涉着。这个时候,资本主义一侧的经济成就,开始对东欧产生强力的影响,民众开始向往西方的生活。
  即使是与苏联冲突而独立的南斯拉夫,对于其领袖铁托,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个国家现在从东西冷战中得益,但是三族共立,彼此矛盾并不小,全靠铁托的个人威信压着。
  怀着复杂而微妙的心情回国的李玉振,第一时间向主席和李思华做了汇报。对于李思华,这些情况其实她都很熟悉,评论道:
  “东欧的经济底子,与西欧和中欧完全不好比,战前它们就主要是农业国,是向西面提供资源的落后国,这就是苏联在西面的困难——与在美国马歇尔计划支持下快速复苏的资本主义欧洲相比,它们的筹码少得多,于是经济的落差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东欧民众的不满情绪就会上升,很多人不会去考虑过去就落后,而是只看到今天与西方的生活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
  “苏联过去的愚蠢政策,加重了这种困难。由于对德国法西斯的憎恨,二战后他们几乎拆走了东德约2000家工厂,几乎占到了战前德国主要工业的一半,而对拆不走的也炸掉,想把东德变成纯粹的农业国,对于东德人跑到西德去,也视若无睹,再有几年时间,可能有近千万东德人,跑到西德去也不奇怪,这又是人力资源上的巨大损失。捷克斯洛伐克本来也是工业国,也遭到了苏联报复式的掠夺。”
  “苏联是在马歇尔计划之后,出于对等竞争的缘故,发起了莫洛托夫计划,才重新推动东德这些国家工业化。说明他们此前完全没有长期的战略规划,脑子一根筋,光是想着赶紧复兴苏联本土,没有整体的战略,所以抢夺了东欧几乎所有的工业基础。但在马歇尔计划后,才反应过来,不得不重新复兴东欧的工业,否则无法对冲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迄今为止,苏联在欧洲都是被动的,基本上是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出了一个招,他们才建立一个对应的机制,作为反制,笨拙而缺乏战略和策略,完全没有进攻性和创新性,长期而言,他们在欧洲的影响力,就会逐渐耗损降低。”
  主席对苏联现在的做法也觉得很糟糕,他摇了摇头,说道:“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苏联这样在东欧,粗暴地压迫别人采用苏联模式是不行的。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欧洲的劣根性,是太散、太弱。无论西欧还是东欧,都是一样。所以他们都只能是被美国、或者苏联拨弄的墙头草。”
  “我们能做的,是努力发展与东欧之间的贸易,这是对他们的支持,贸易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就能提高得快一些,人民的心态就稳定一些。”主席现在对经济的研究,开始对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影响。
  李思华最后感叹说:“苏联依靠二战末期对德国等的工业和财富掠夺,大约能够保证他们国内20年的好日子。但是等到20年左右过去,原来的设备老化,原来的产业进步,而苏联又无法形成庞大的市场和有效的全产业链,人口资源又有限,难以拉动包括东欧在内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源就会被迫地投入军事工业,以保持与西方的平衡,这样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就会停滞,甚至变糟。”
  “更糟的是,他们在欧洲直面西方,而西方的最近20年,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西方的生活水平,将与东欧拉开巨大的距离,这就使得东欧社会很难稳定。”
  李玉振想起了自己对东欧领导人纳吉、杜布切克、皮克等的印象,摇了摇头,这些人,不可能解决东欧面临的问题。
  第276章 格瓦拉与赵云腾
  西元1954年的3月,一艘邮轮即将抵达沪苏市。
  格瓦拉这个时候,才觉得海洋又可爱了起来,横渡整个太平洋的一个多月,让他实在厌烦了大海。不过即将抵达中国,他的内心高兴起来,看着远处的海洋,觉得现在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是平稳如同湖泊。偶尔微风,只吹起了细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使照射于春天的太阳光之下的金光灿烂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
  格瓦拉去年6月,毕业于医学院,这个时候的他,还想着要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革命做出贡献。1951年他与好友用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这次旅游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格瓦拉,南美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农奴社会,让他震惊和愤怒。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已经变成了革命者。
  然而如何拉美应该如何革命呢?他的内心仍然是茫然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革命著作,除了在拉美影响最大的托洛茨基的著作外,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外,近期他又阅读了主席和李思华的著作,这让他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兴趣,并做出了这个常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到中国去,到那里寻找拉美革命的思路。
  实际上,他并不是孤例,这个年代,从南美、非洲、次大陆,乃至欧洲来的一些青年,已经陆续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革命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而中国为了培养以次大陆和非洲为重点的未来革命的高级干部,以及扩大中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在武汉开办了一个“武汉国际革命理论教育学院”(简称国革),专门对国外来华学习革命理论的学生、学者和革命者,提供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培训,包括理论和案例学习。
  “国革”未来在全球大名鼎鼎,因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很多左派党、以及多支游击队的知名领导人,都有在这个学校学习的经历,他们以此为荣,而这个学校则被西方称之为“西方最仇恨的学校、恐怖主义的教育基地、恶魔学校”等等。不过,赞赏也罢、诋毁也罢、仇恨也罢,只不过让这所学校的名气,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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