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69节
上了专车，李思华呵呵一笑，中美两国的友谊？能保持10年就阿弥陀佛了，大争之世，外交语言终究只是外交语言。
专车开进奥斯汀的时候，李思华才发现她远远低估了德州人对她来访的狂热。道路两旁站满了人，很多人还挥舞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很多人在专车经过的时候热情地呼喊，她只能隔着车窗向他们挥手致意。她还不知道，今天美国绝大多数媒体上，李思华访美的新闻都是头条，大量的“女皇归来！”、“红色女皇重临德州”、“今天，德州恭迎女皇的驾临！”之类的标题满天飞。
在中美还没有交恶的这个时代，德州人是以李思华为骄傲的，她是德州人对东部人称他们为乡巴佬的一种反击。李思华在德州成为全球女性第一富豪，然后居然回到中国领导革命，成为这个6亿多人口、领土1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全球最大的国家之一的两位领袖之一。这样的传奇人生，让德州人平时就津津乐道，李思华的5年德州生涯，让德州人觉得李思华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自然对她的成就与有荣焉。
实际上，在后来中美关系恶化后，美国媒体将李思华形容为“红色巫婆”的时候，很多德州人仍然对她充满好感，美国记者都知道，在德州说李思华的坏话，很难得到欢迎，说不定还会得到德州人的老拳。
专车缓缓行驶到德州州府的门口，李思华下车，就看到麦基逊等人等候着她，德州财团的5大家族的家主，一个不拉，全部都在场。
这几个家族此时是非常感激李思华的，单单中国将达拉斯第一国民银行，指定为中国自贸区国企对美贸易的结算和汇兑银行这一个动作，就轰动了美国财经界，让这家银行的股票，上涨了近5倍，而这家银行以麦基逊家族为主，但其它4个家族都持有大量股份，因此如此的暴涨，让他们的财富都大大增值，怎么可能不感谢李思华呢？
当然，这是当下的好处导致的，未来中美交恶后，他们就要避嫌了，这对他们无所谓，资本家吗，以利益而交，因利益而散。
李思华微笑着上前，与麦基逊等握手，德州的州长在一边鼓掌。等到李思华与几位家主们寒暄后，他才走上前与李思华握手，欢迎她“回到”德州。
李思华在德州，主要是洽谈了一些经贸合作，例如德州石油出口中国，与德州的农业合作等方面，也包括中国服装和轻工业品出口德州的相关内容。她还将原来安华在德州的几十个工业技术学校等建筑，捐给了德州政府，用来“作为福利救济等慈善用途”，再刷了一波美国人的好感。反正这些学校早在1946年就已经全部结束，美国不可能再让中国，如此地利用美国技术人员和企业进行工业人才培训。
在德州之后，她又飞临加州，同样在加州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不过在加州，就发生了一件让所有美国人都觉得尴尬的事情。加州最著名的是两所大学，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李思华参观了加州大学，但是拒绝了参观斯坦福大学，并且当着一众记者的面，痛批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斯坦福夫妇，她向记者们陈述了斯坦福大学的历史，直言这所大学，是建筑在被拖欠工资又被屠杀活埋的华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看到听到“斯坦福”这个名字，都让她觉得恶心，这就是一对魔鬼夫妇，是美国的耻辱。她还反问记者，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真的以斯坦福这个名字为傲？他们不觉得恶心吗？
这件事震撼了美国，而记者们自己去寻找证据的时候，发现李思华的陈述完全是真实的，这就尴尬了。斯坦福大学当局觉得“锅从天外来”，用了各种方法辩解，但是这有什么用呢？摆明了就是声望大跌，使得很多美国学生不再考虑入读斯坦福，因为他们觉得未来终生，这都会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而中国现在斯坦福是没有留学生的，美国开放后也不允许入读此校。
甚至少数来自爪哇民国的华人留学生，都觉得压力山大，那个时代的爪哇民国，不像原时空的台湾，至少还是讲究民族主义的，毕业于斯坦福的话，在他们想来恐怕会变成一辈子的污点，于是绝大多数最后都转学了。
这件事让斯坦福大学元气大伤，虽然美国种族主义盛行，但这件事不符合所有的政治正确，实在是无法洗白，2年后斯坦福大学只好更名为湾区大学，但美国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以至于即使是几十年后，一旦有人提到斯坦福或者湾区大学，还是有很多美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喔，是那所由一对魔鬼创立的学校。”因此几十年后，这所大学也没能彻底缓过气来。
当然，新时空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人就淡忘了这件事，何况那个时候中美的仇怨越来越深，自然反而有人为斯坦福夫妇叫好了。
1951年的1月，李思华在华盛顿，与杜鲁门和马歇尔举行了会谈。
李思华与杜鲁门，两人都对对方很好奇。杜鲁门对李思华的好奇很自然，世界上的政客，没有不对李思华这样的“奇葩”不感兴趣的，何况杜鲁门已经见识到了李思华的手段，她到达美国后，大谈中美友好，但在加州又用斯坦福的历史反刺一记，这算是“又打又拉”？软中带硬，很不好应付。
李思华对杜鲁门的好奇，则是她一直认为，杜鲁门在历任美国总统中，虽然比不上罗斯福和埃森豪威尔，但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政治上很高明，将美国在二战的军事胜利，彻底地转化成了美国的霸权，奠定了美国此后数十年西方霸权首脑的稳固地位。不过他在经济上的作为，乏善可陈，远远比不上开创了美国高速公路网的艾森豪威尔。
和杜鲁门的谈判，是比较轻松的，李思华早知道杜鲁门虽然反共的意识形态强烈，但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讨厌犹太人，却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家；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一度欲参加3k党，却邀请黑人出席他总统就职典礼的招待会和舞会，发展了美国的民权；他坚决反苏，但同时坚决避免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
马歇尔也是个现实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谈判，就易于实现，因为双方都没有过多的奢望，都是着眼于长远。因此谈判很顺利，实际上马歇尔访华的时候已经基本都铺垫好，只是以两国正式公报的形式，确定下来。
几天后，中美公报发布，全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将在沿海打造两条“自由贸易之弧”，美国会对等开放两州作为对华贸易区等等。
中美关系的正式正常化，使得中国打开了与西方所有国家的正常外交，包括关系一直非常僵的戴高乐法国，也不得不与中国建交，中国没有向法国追讨庚子赔款，因为中国拿回了安南、柬埔寨和老挝这3个法国殖民地，充分地报了仇。
第267章 右派集结号与资本僭越
1951年的4月，李思华阅读着报纸，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冷笑，心想该来的总是要来。
她读的文章，正是沪苏市某党报的一篇社论。文章从李思华访美出发，欢呼中美之间走向正常化，文章的前半部分挑不出太多的毛病，你最多说他对于美国过于幻想和天真。但是后半部分笔锋一转，谈到目前国家政策上对私有企业诸多限制，严重束缚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因为他们的所得相对于贡献，对比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严重不足的，这导致他们对于扩大再生产顾虑重重，也不利于在今后的自由贸易区内，与美国等西方企业竞争云云，总之是呼吁国家应有一定的改革。
这很正常，李思华内心平静如水。建国已经12年了，豪不客气地说，从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来看，比得上前世的40年，大致应该已经相当于原时空的1990年左右的生活水平。
经济发展了，私有经济也壮大了，总有些人不甘寂寞，而干部群体中也有一些人，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迷失了革命的理想。在一定的小范围内，就会出现私有资本，与与舆论、知识和权力的合谋，试图推动国家向他们期望的符合他们小团体利益的方向走。
李思华知道，在她前世，学术上有一个著名的“格瓦拉困境”的“革命魔咒”理论，这个理论以拉美的著名革命者格瓦拉命名，因为格瓦拉的一生正好代表了这个理论的典范。他是一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他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困境表明：很多革命者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价判断，皆集中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就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原时空后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很多专家认为与格瓦拉困境很有关系。
屠龙者成功屠龙后，要么自己变成恶龙，而不想变成恶龙的人，很多变得茫然无措。中共在原时空后来曾经说过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是对是错？
这曾经也是李思华的困惑之一，她曾经与毛泽东多次探讨这个问题。最后两人达成一致的看法是，格瓦拉困境其实是陷入了“路径依赖”，革命的路径本来就不是唯一的，必须要根据环境而变，建国后基本进入了和平和建设的时代，与此前战争与牺牲的时代不同，革命的方式、模式肯定要发生变化，唯一不能变的是革命的思想和初心。
原时空有句口号说得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的初心是什么？是解放无产阶级，带领他们去奋斗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手段是什么？建国前的手段是战争，用暴力来消灭剥削食利阶层。建国后的手段是什么？是建设和守护，驱动底层人民投入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守护人民的胜利和奋斗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升。
所以革命是永无止境的，不能说革命党在建国后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变成了西方那一套的“执政党”，革命的手段变化了，但革命的目标并没有变。斗争期革命的语言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而建设期革命的语言，还必须包括建设、发展、共富、平等、效率这些新的部分。
新时空的新中国，毛泽东和她否决了前世的无休止“运动”，那种每天三请示五汇报，天天政治学习，类似“斗私批修”的运动永无终止，起到了教育群众的目的了吗？实际的结果是残酷的，这样搞，只能让人民厌烦。
阶级斗争不能成为建设期革命之锚，但什么能当锚呢？当然也不是前世那种所谓的“依法治国”，现代哪个国家不是依法呢？至少表面都是法制。但至于治国，那就超越了法律的能力了。法律不过是种教条和本本，确定了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而已。
所以革命之锚，只能是落在实现共产主义上。但这个目标容易让人感到虚无缥缈，怎么办？具体量化每一个阶段。
李思华提出，又经过毛泽东润色和修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5个阶段，设置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也即是新中国当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大建设大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人民生活得到基本满足，食品消费占比跌到全部收入的20%以下，人民自有住房满足率达到98%以上。匹配工作的教育普及化，文化和娱乐丰富。
第二阶段，中级社会主义阶段。自动化机器大量替代人力，使得人民平均的工作时间确实能在5天8小时之内；人均住房满足50平米/人；食品消费占比跌到全部收入的10%以下；人们开始追求马洛斯五需求中的自我实现满足，精神文明得到极大提高。
第三阶段，高级社会主义阶段。户均住房1000平米，使得各种高科技服务可以应用到每家每户；自动化机器替代了体力劳动，人民的劳动主要是在人工智能配合下进行管理和监督，少数人群是创新、发明和科研。满足自我实现，成为大多数人民的追求。
第四阶段，初级共产主义阶段。走向星辰大海，彻底满足人民的物质资源需求。物质极大丰富情况下，人们得以平等地以发展精神文明为主体，实现真正的“自由人”。
第五阶段，高级共产主义阶段。星际大航海，将人类共产主义文明的火种，撒向全宇宙。
五个阶段的提出，量化了革命的具体目标。目标有了，那么手段呢？
手段自然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确实需要私有制来补充，更需要市场化的微观体制。但无论如何，物质文明建设，可不是为了创造一小批富人，让他们凌驾于人民至上；更不是依靠所谓少数人的“企业家精神”，而是依靠人民群众广大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我们的手段确实还不完善，但这不意味着类似这篇社论的，走模仿美国资本主义的道路，作为后世目睹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二十年之怪现状的李思华，对此确信无比。
她不由得想起，又一次毛泽东对她说的：“从你前世的经验看，运动确实不能多搞。但我们也不能失去运动这个武器，法制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运动来辅助，每一次运动，就是一次纠偏，就是一次斗争。和平时代，斗争少了，但不是没有斗争了。”现在想来，主席说得一点没错。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是需要不断的斗争纠偏。
她暂时没有任何其它行动，只是拿着这份报纸去找了毛泽东，然后政治局常委的会议进行了几次，接下来又是全体政治局的会议。在这些会议结束后，她找了中央调查总局的局长席中迅，和他深谈了一整天。
席中迅神色沉重地走出李总理的办公室，他看了看阴霾的天空，心想，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了，新中国建国12年来，党内还没有那么大的风波。
接下来的几个月，新中国的政坛，仿佛风平浪静，报纸和媒体上的讨论，却开始激烈起来，无论是讨论企业家精神，放松对企业主的管束，还是认为劳动法的规定过高过严，导致企业发展成本过高，束缚了企业发展等等的讨论，五花八门，而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也有很多讨论，甚至有“直言不讳”地用西方经济理论，批评“所谓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
凡此种种，李思华其实觉得好笑，这比起前世的声势，可是小多了。原时空改革开放到一定时候，左派近乎于不存在，尤其完全没有了政治和经济力量，而没有了左派的制约，社会上都是右派横行，很多人恨不得所有的思想和政策，都向美国靠拢。
原时空1957年的反右，完全是个错误吗？恐怕只是错在过分的扩大化了。当然邓小平作为反右的总指挥，在文革后逐渐默认反右是错误的。
1951年的7月开始，这一切的热闹讨论，突然戛然而止。
席中迅向中央提交了名单，而名单上的高级干部，多数是在东部沿海的干部，而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几乎都得到了调令，提前被流动了，他们的去向，是西藏、青海、藏南、外东北、凤鸣、凰栖、外蒙等一些比较艰苦的地方，而且没有人担任主官。各级组织部找他们谈话的时候，说得很明确，这是按照中央“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原则，组织上给他们提供的改正错误的唯一一次机会。到这些地方下基层，从人民群众那里去找回自己的初心，问问自己还能不能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当然，有少数的干部是直接被逮捕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党纪国法允许的范围。
接下来也没有真正的运动，而是一场“叩问初心”的大讨论，让每一个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回忆和讨论自己当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是为什么要入党？再对比现实中自身的政治思想和工作态度，能否对得上初心？
其实在这个时代，大多数普通党员的想法并不复杂，真正受到共产主义理想驱动的，只是一小部分，多数人就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为国家多做工作，做好工作。说不出口的，很多都是为了毕业好找工作，有的是看别人入了党，自己也不能落后，有的则是为了让家里长辈开心，还有的是为了党员能享受一些政策等等。
自然也有一小部分，是想升官发财的、想浑水摸鱼的、想仕途坦荡的，甚至想带路的、想复辟的，都有。
这场大讨论，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了解所有党员能否坚守初心，每个人都可能会掩饰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回答也会失真。但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一次“敲打”，是一次“洗礼”，是一次“忏悔”，是一次扫去尘埃，重新出发的过程。
李思华宁可影响一些生产，大量的党员几乎在2周之内脱产，他们与其它单位的党员分散组合，开生活会、讨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席中迅调查总局的诸多调研员，也混杂在干部党员之中，默默地听取和判别，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是面对自己的内心。
“叩问初心”大讨论后，工作和生活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效果也是有的，最明显的就是党员的奉献，变得更加的光荣和正常，混进党内的，痛苦变得更加明显，长期的装积极和努力，并不是那么容易，而懒政和懈怠，更容易被识别出来。所以在此后的两三年里，党员的总数并没有增加，相反减少了超过10%。
整体的处理，其实还是和缓的，没有像席中迅想象的那样，形成一场政治风暴。因为李思华向毛泽东表示的，高压持续50年，只要我们的体制被证明成功了，社会经济高度的发展之后，在中国社会和人民之中，就会形成新的“路径依赖”，不是去依赖西方路径，而是对自己的中国路径有着充分的自信。那个时候，这些人就翻不起大浪来，我们无需让运动搞得党内气氛太过紧张，反而影响发展。
另一方面打击的，就是资本的僭越。
李思华在当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了《警惕资本的负面性》的发言，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她指出，经过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我国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都得到了大发展，这是好事，但也要警惕资本的僭越即其负面性。资本的负面性主要在于4个方面：
资本的本能是增殖性，钱滚钱，利生利，不择手段又贪得无厌；
资本的力量具有扩张性，能冲破自身发展的各种限制，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各种地方；
资本的逻辑具有竞争性，为了争夺有限资源，难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
资本的功能具有消解性，可以消解一切价值，什么都可以明码标价。
增值、扩张、竞争和消解，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利用，但整体上是负面的，它们破坏共同富裕和平等正义。尤其要警惕资本与权力、知识和舆论的四结合，否则就会在局部形成腐败和腐烂，这是癌症，破坏性很大。
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不能不利用资本，但资本必须被关进笼子，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
第一是民生保障和限制高收入的底线不能破。那些所谓的为了刺激积极性而放松约束的策略，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第二是建立资本的禁入负面清单，例如实业和金融领域的资本，不得进入媒体和娱乐领域，这是资本隔离。目标是让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领域，都要防止资本的肆虐。
第三是必须让平等原则进一步深入人心，有些人总想做人上人，总以为缺了他，地球似乎就不转了，这是病态！
几轮动作下来，都消停了，有少数“企业家”乃至大学和媒体的知识分子，也消失在这个过程中，都到边疆去了嘛。至于零零落落，有些人申请移民爪哇民国的，按照李思华的指示，一律批准。当然，必须符合中国的政策法规，例如缴纳“移民税”后方可。
石弥生走过上海，喔，现在叫做沪苏市的街头。他在街边冷冷地看着一队列队走过的民兵，眼中不由流露出一丝仇恨。
石弥生曾经是个日本人，还是那种读过大学的精英，当年被日本派到中国来当间谍，指望他混入中国政府内部。可惜他当初选择的是国民政府，这在新中国建立后当然是政治不正确，他虽然表现得政治上很上进，但并无进入新中国政府发展的机会。
而等到日本灭亡，他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是没有国家的人了，只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活下去。悲痛和仇恨之后，他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为皇国报效的心思淡去，让自己活得尽量好，成为了他心灵的新寄托。
所以他靠着当年的经费，在沪苏市开办了一家贸易企业，得益于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生意还不错，可是也发不了大财，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他作为企业主，即使想破了头用各种方法，能搞到企业利润的5%作为他自己的收入，就算最多了，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他个人的“正当收益”被剥夺了，内心很是不满。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由于当年的间谍训练，他很擅长于社交，在上海滩很快就有了一个人脉圈子，甚至认识了一些地方官员，包括商业局的局长等。在他拓展自己的“圈层”的时候，赫然发现，原来很有些人，和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有老板不满于自己的实际收入的，有官员不满于他们只能拿到“共同富裕”标准的薪资的，他们不能说是拉帮结派，但彼此的默契都是有的。
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生意更好了，可是共产党的监控很严密，他也只能看着大量的利润，都流进了共产党和那些职员的腰包，这让他殊为痛恨。
前一段时间，看到报纸的讨论，让他大为欣喜，当过间谍的他，当然非常重视新闻报纸的政策宣导，他还以为春天终于要来了。但是事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
就连他熟悉的那个商业局局长都调走了，据说是因为“政治错误”，现在到藏南的山沟沟里去了。而他认识的企业主里，甚至有被捕的。
他的心思一下子就冷下来了，共产党显然不允许这样的舆论继续带动“民意”，他的梦想破灭了。
生活还得继续呀，石弥生感叹了一句，这样的日子还得熬下去，要不要申请去爪哇民国呢？还得再想想。他努力让自己挣脱灰暗的心情，准备去喝一杯。
第268章 反左反右与核威慑
1951年的头几个月是反右，但接下来中央又进行了一波反左。
反左的背景也很清楚，在新时空由于国企的发展相对顺利，因此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让私有制存在，毕竟按照马克思的主张，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种理论的影响力太大，尤其得到教条左派的支持。
前期的反右实际上助长了这种思想，因为很多人觉得，允许民间私有制的存在，结果搞出了那么多的麻烦，尤其是腐蚀我们的干部，不断试图冲击我党的底线。那些私有业主只要拥有了一定资产，他们就变成了资本家，屁股就不会再坐在人民的一边，干嘛要允许他们的存在呢？没有私有制，一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思潮流传很广，影响不小，让李思华感到很头疼，实际上毛泽东也头疼，整个政治局都很头疼，甚至有的政治局委员也觉得这种思想不无道理。
毛泽东专门发表了重磅文章《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防范过度左倾》，并安排全党学习。
毛泽东的主要论调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共存情况。他的文章中说到：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但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真理是在左与右之间。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步子走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
“共产主义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我们如何把握不过左、不过右呢？就是4个字，实事求是。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义”
“私有制存在的利弊，要辩证地看。现在很清楚的是，私有制对于补充公有制的不足，有大贡献；私有制的消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我们就必须做到扬弃2字。”
李思华同样发表了重磅文章，不过她的文章，是从数字的统计出发的，私有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28%左右，解决的城市人口就业，更高达40%。更重要的，是私人高科技企业的崛起，在电器、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等产业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