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68节
不过，对于当年庚子赔款涉及的14国，除了已经不存在的日本，以及俄、德（东西德）、法、英、美五大强国外，仍然不与意、奥、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这8国建交和往来，他们被新中国公开列为敌国，也公开声明只要中国有机会，就必然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报复，除非他们归还庚款并道歉，否则必然“十倍以报！”
这几个国家自然非常愤怒，但愤怒之后是害怕，被一个超级大国盯上的滋味，不是好受的，他们当然去找美国，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回答是，没找你们美国要账，是因为二战大家是盟友。至于这些国家，是什么玩意？做错事就要受惩罚，美国要是觉得北约保护得了他们，就走着瞧。美国的抗议和调节，被新中国弹了回来。
事情短暂地暂时停歇了。但是随着中国展开对外交往，这几个国家也对中国的实力认识越来越深，也就越来越害怕。结果在5年之内，比利时第一个倒戈，归还了双倍的庚款，多一倍自然是作为利息。而此后几个国家纷纷跟进，终于到1957年，全部8个国家都照此与中国了清了恩怨。西德虽然不在名单上，但比较识趣，为青岛和山东建设捐了一大笔钱，说是对此前殖民山东的道歉，但明眼人都知道，实际上这就是西德的赔偿。
第265章 联合指挥链与印度顾问团
总参1号指挥大厅，一场联合指挥作战演习正在进行中。
赵云腾看着那些巨大的阴极射线管（crt）显示器，机器看上去就非常沉重，一直发出嗡嗡的声音，让他不由得怀念前世的led显示屏。没办法，现在能用上crt显示器，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了，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最新的成果之一，在全世界应该是第一个实际应用的。在军事上当然首先利用，与第二代晶体管电脑结合，形成了初步的电子化军事指挥系统和显示系统。
大厅里在多台“巨大”的电脑面前，输入数据的参谋们，击打键盘的声音响成一片，负责解读的参谋对每一个行动的进展不断解说，观战的将军们则默不作声，冷静地听着参谋的汇报，内心都在跟踪和思考着战役的进行。
赵云腾的心中，不由得有几分忐忑。这场演习也是对他的考验之一，因为他此时是总参“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实际上，这个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很多内容，都是出自于他的建议和研究。
联合作战的需求，在二战时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不过当时的对手是日军和英国仆从军，不算太明显，我军的指挥体制的问题，还不太显著。但是现在的军队，是以苏军和美军作为潜在作战对象的，必须实现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
这也是现代科技进度带来的改变。十几二十年前的作战，主体是陆军，能够加上空军的辅助，就已经很不错了，谈不上什么联合作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陆军、空军、海军、导弹军、核生化防御部队等等，兵种越来越复杂。就算是陆军内部，也分出来非来常多的支系，例如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侦察兵、特种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学兵、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和测绘兵等。这么多的兵种，每次作战其实都需要“搭积木”，将各兵种有效地组织起来，拧成一个拳头，并实现统一的指挥，相反，如果每个命令，都需要从单独兵种的指挥那里下发，那么简直就不是多头指挥了，而是无头苍蝇。
所以指挥体系是必须改革的，此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在探索如何实现高效的联合指挥，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上一次探亲，他就已经向李思华汇报过自己在联合指挥方面的想法，也得到了李思华的赞赏，给了他不少指点，当时国内还没有正式启动联合作战指挥研究呢，他在国防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联合作战指挥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成为总参后来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参考文件。
赵云腾的主体思路，是参考了原时空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改革路径，说白了就是建立两条指挥链。
一条链是军政，即对军队的行政性指挥，军政是由国防部对中央军委负责。国防部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如人民武装力量的征集、编制、装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军人衔级、薪给等，在战争中则担任支援任务的行政渠道。国防部下属是对各个支持部门，以及各大军区。
另一条链是军令，自然是对军队的作战性指挥，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链条是从中央军委联合指挥部（军委联指，以总参为基础），到战区联指，战区联指是负责具体作战的，战区联指司令员才是战争的具体指挥员和负责人，而不是各大军区首长或单独兵种的司令员。
说得简单点，就是战区联指负责军事行动策划，经过军委联指批准后（大规模的战争由军委联指自行策划），开始对需要的军事力量“搭积木”，通过国防部和各大军区抽调所有需要的兵种和兵力，组合成联合打击力量，然后在战区司令员的指挥下遂行作战。
在这样的体制下，战区联指汇集一切资源、一切兵力、一切信息、一切作战权力，这样就拧成了一个拳头，能够发挥多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威力。
所以这样就避免了多头指挥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指挥混乱。军政和军令统一，是在中央军委的层面。在军委之下，则是军政和军令两块部门分离。军政是常态型的，国防部、各大军区、各单独兵种，他们常态存在，对军队进行编制、训练、装备，包括军事科研和军人待遇等一切行政性的事务。但真正的作战指挥，则通过组建长期的或临时性的战区来解决，战区司令员是真正的指挥官，而战区联指则是所有资源和信息的指挥链枢纽，对下联结参与作战的部队。
所有的作战部队，一旦被列入战区，抽调出来，原上级行政指挥机构就不得干涉，权力汇集到了战区联指。
所以这样的思路，其实就是力图做到联合指挥中，既适度分离又协调耦合的职能配置。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规避各作战部队的上级军种，利用其行政资源，在作战指挥上，干预加入战区的原下属军种组成部队，这实际上就是越权干预联指的指挥权了，所以必须坚决制止。
当然，联合指挥，必须统一各兵种的通信链，使之兼容。命令可以从联指下达了各个作战部队，不同军中的作战部队之间可以联系和交流，否则凭什么联合指挥呢？
在赵云腾的考虑中，联合指挥作战体系是顶层设计，而陆军的合成化则是下沉的发展路径，上下两层的改革提升，加上空军、海军等军事科技和指挥的发展，在10~20年的时间里，就能造就一只空前强大的中国军队。这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执念和事业的理想。
按照赵云腾的记忆，在他前世1983年的美军伊朗事件中，美军就吃了缺乏有效联合指挥的大亏。美军现场有4个指挥官，令出多头，甚至彼此无法辨认，无线电通信居然互不兼容，大家都不知道谁该负责。而现场又环境恶劣，黄沙漫天，一片黑暗，最后只得各自为战，导致美军的拯救人质行动，一败涂地。
赵云腾知道，美军从五十年代就想搞联合指挥，但到了八十年代都还是一地鸡毛，从1986年起才逐渐好转，说白了就是军队内部的官僚主义盛行和权力地盘思想，一直到吃了大亏，才不得不转变和改革。而改革后，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大见成效，以至于当时的海湾战争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得意地说过：“战争中，非常非常清晰的指挥链和对下级指挥官的责任，使我们在战场上，统一指挥部队和联合作战的能力，无人匹敌”。
这就是高效联合作战的威力。对比一下，在越南战争中，单单是空军，就被后来担任美国联参会毛泽东的戴维琼斯上将讽刺说：“军种之争使得越南战场上至少有着6场不同的空战。海军在北部的空战，空军在北部的空战，战略空军的空战，海军在南部的空战，越南人的空战，以及陆军直升机的空战。”按照他的看法，越战中的美国空战，就是目标不明、职责不清的典范。
但人民军队现在的情况，官僚主义和私人利益，都得到很大抑制，实行这样的改革可以快速见效。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说白了其核心还是一套机制，是“人治”，虽然也需要军事科技基础，例如通讯系统，但在五十年代已经可以基础性地推广，而到六十年代的科技支撑下，就可以成为一种“常态”。
所以美军花了几十年才定型，并发挥了巨大威力的联合作战体系，新中国应该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就实现。
演习结束，新的联合作战体系经受了演习的考验，体现出良好的效果，在场的将军们都比较满意，林彪还赞叹了一句：“上善若水，整个指挥过程就像流水一样，平静而高效。兼顾所有，聚力于一，很好。”
彭老总专门走到了赵云腾的面前，让他有点紧张，因为彭总一向严肃严厉。他没有露出笑容，只是重重地拍了赵云腾的肩膀，说道：“干得好！”让他有点懵圈，彭总走了他才想到，担任国防部长的彭总，当然知道这个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由来和发展过程。
领导们都走了，赵云腾才瘫坐下来，感到了迟到的一阵阵紧张之后的疲惫，同时也有着轻松。他觉得，这件事，算是干成了。
1950年12月的一天，赵云腾在印度次大陆比哈尔的游击队基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这一次可能要呆好几年。
他现在是“中国援印革命军事顾问团”的副团长，是配合皮定军团长，协调印度“红色走廊”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红色军队的指挥和建设。
新中国当初向印度次大陆五个邦，派出了二十几只组织健全、在中国经过长期培训的次大陆各族裔的游击队和党组织，经过2年多的发展，这些游击队大致形成了24个团左右的兵力，占领了五个邦大面积的农村，现在印度在这里的存在，只限于一些大中城市。但是暴风雨可能要来了，因为南部的海得拉巴，已经被印军全面占领。
海得拉巴大公的雇佣军，只能靠钱维持，战斗意志和战力都太弱了，虽然购买了中国提供的大批武器弹药，也经过中国派遣教官的一些军事训练，但终究是一只旧军队，在印度超过50万军队的合围下，逐渐还是失败了，不过相对于历史上印度几乎是“和平接收”的情况，在海得拉巴的战斗中，印军的损失，至少超过了8万人。
就这样，印军还不敢处决海得拉巴大公，因为担心激起全印度那些大公和潜在独立势力的愤怒，只能是把他关进监狱，号称永久监禁。
但印度的南部已经平定，印军的矛头就很可能转到针对这五个邦（实际上已经是9个邦了）的红色根据地上来，数十万大军的“围剿”很可能在数月后就会发生——等待印军从海得拉巴战争中缓过气来。
因此现在的时机非常关键，按照中央的决定，准备迅速加强次大陆红色根据地的军队建设。中国准备了14个师的装备和充足弹药，准备在顾问团的指挥下，将红色军队从24个团扩展到42个团，超过14万人，组成14个师的游击军队，这些军队已经具备了正规军的雏形，但战斗方式仍以利用山区的运动穿插和游击为主，暂时需要避免与印军正面决战。
能够向次大陆红色军队提供这样的资源，是因为1951年的革命基金预算已经高达2.5亿元（大致按照gdp的0.05%），而投资在印度次大陆的经费，就高达1.5亿元，加之提供给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量利用了我军淘汰替换下来的旧式武器和弹药，能够节省大量的费用。
在中国看来，这只部队的大问题，还是宗教，虽然以印度教徒为主，但穆斯林也不少——印度的穆斯林是社会底层，最穷，所以参与革命的比例也高。还有一些其它教徒。虽然能够参加革命，其宗教信仰就不会太坚定，但是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不同宗教的教徒之间，也易于发生冲突，因为至少彼此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教徒之间最容易看异教徒不顺眼。
这只部队很奇特，让领导人们，例如拉珠和迈达维这些人，头疼不已，按照赵云腾的观察，这里的难度比国内当年困难多了，人心复杂呀。
由此这只军队就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点，第一是女兵的比例特别高，现在几乎达到总人数的2/3，在各级指挥官中的比例，也超过了2/3。因为她们反而是最坚定的战士，也最能吃苦，而她们对于宗教的眷恋，是最弱的，甚至有些人充满了仇视。原来的宗教之下，她们用“命如蝼蚁”来形容，绝不为过。
好在现代武器，对于男女之间的体能差异要求，已经大大下降。游击战需要的是耐力，而这些瘦瘦小小的女兵，其耐力反而是惊人的。
第二个特点，是在班的编制上，按宗教分开，例如穆斯林班，印度教班，至少他们的宗教信仰一致，生活吃住和行动在一起，就比较能够彼此配合。不过指挥官系统中，是混编，如果这点觉悟都没有，当然不会提拔。
赵云腾近期的主要工作，就是编成这14个师，再将之组合成4个军和2个独立师的主力部队。根据地很难编成类似国内的国卫部队，所以在主力部队之下，就是当地农村的民兵组织，他们负责保卫自己的村庄和组织村庄内部的生产，以合作社的方式驱动所有村民耕作。
民兵组织名义上现在至少超过了50万人，但战斗力很差。
赵云腾更感兴趣的，是当地党组织和根据地的建设，对于国内的情况，在他成长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个阶段，而在次大陆，他则是眼睁睁地看着一幕幕的现实情况发生，所以对比研究，他是很有兴趣的。
现在次大陆建立了两个共产党，一个是拉珠与迈达维等人为主的“比哈尔与孟加拉共产党”（比孟共），另一个是桑贾伊和本德等人为主的“奥哈尔与恰蒂斯加尔共产党”（奥恰共）。
之所以会一分为二，是因为这两帮人不是很团结，发展思想不是完全一致，而各自争夺领导权。他们是在不同的地域发展起来的势力，也彼此不服气。所以在中国顾问团的协调下，干脆就分成了2个党，比孟共未来在比哈尔（包括原时空的贾坎德邦）与西孟加拉建国，而奥恰共未来在奥哈尔与恰蒂斯加尔建国，各自按照自己的思想发展。各自都有出海口，都可以得到孟加拉湾对面的中国的支持。
但是为了应对国大党印度的进攻，大家还需要协调一致，这样反而让顾问团获得了很大的指挥权。这次的14个师中，有6个是比孟共的部队，而8个是奥恰共的部队。
赵云腾所在的比哈尔，自然是比孟共的核心根据地。这里由于邻接中国的锡金，因此是补给最便利的地方，比孟共的整军也主要在这里进行。
经过二年多的建设，比孟共在这里的农村根据地，已经有着坚实的基础。中国人带来了缺乏化肥下，一整套的农业生产规范和技术，在全根据地推广。而且中国还不断援助粮食和医药，所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使得比孟共有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派遣的人员，在比哈尔建立了各种技术学校，主要就是推广适合这里农村根据地的各种技术，除了农业外，还包括赤脚医生等，比孟共中的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他们主要是传播革命思想，以及教授语言文字等。
由于比哈尔有煤矿，在比孟共占领了几个煤田后，中国派出技术人员协助比孟共建立了煤矿，所以现在蜂窝煤开始在根据地推广，这使得当地人开始能够喝开水，患病的比例因此大幅下降，这还在农村造成了一种影响，那就是喝开水不得病。
在赵云腾的观察中，比哈尔最强的还是农业，这里的耕地太肥沃了，大约60%的地域，都可以开垦为耕地，根据地虽然依靠着山区，但到1951年，他们也很有信心实现粮食自给。
根据地还开始组织民众，修筑水库和道路，这是应对雨季的重要举措。
一个还非常落后，但开始井然有序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给到来刚刚2个月的赵云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抬起头来望着远方出神。比哈尔冬天20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觉很舒服。可是他就要南下了，国大党印度很可能从其中央邦，进攻恰蒂斯加尔，那里才是最前线，整编后的革命军，将试图在那里与印军周旋，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
按照他前世所知，印度此时的军队并不强力，训练更是比较差，靠的是主力部队当年在欧洲当雇佣军获得的战斗经验。不过比孟共与奥恰共的革命军也还是比较弱，谁能胜出呢？
第266章 斯大林真相与李思华访美
李思华即将访美，不过今天她与毛泽东谈论的，仍然主要是苏联。
你要说在新时空的这个阶段，中国是重视苏联还是重视美国，虽然说起来都是一样的重视，但在实质上还是会更注重苏联一些。没有其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苏联是中国强大的邻国，两国的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不能不重视啊。美国再强大，毕竟隔着海洋，苏联就在中国边上，卧榻之侧，有着一只巨大的北极熊，能不关心和重视吗？
李思华向毛泽东感叹说：“经过1946~1950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完全可以确认，除了人口，苏联其它的力量，都已经基本恢复了过来。这种苏联体制的战斗力，在这个时代，确实是可畏可怖呀。”
“这几年他们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平均高达16%，我国都只有不到15%。整个经济实力，已经超出了苏德战争之前，所以那个强大的苏联，不仅是军事力量，而且是工业和经济力量，都回来了。”
“而且不仅是重工业，斯大林吸取了我们的经验，对于民生产业投资有所加强，即使不是加强得很厉害，但成效还是显著的。苏联的纺织品、冰箱产量增速极快，我看没有几年甚至会超过美国。而他们比较强势的民生产业，例如毛织品、亚麻织品、靴鞋、动物油、奶制品、食糖、鱼制品等的产量，恐怕也会超过美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具备明确发展路径的产业，苏联能够轻而易举地组织起巨大的产量，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
“重要的基础工业数据，例如发电量、钢铁产量等，苏联的发展速度都是非常惊人的。斯大林真的是个伟大的领袖，我们一定要提防他。不能因为双方关系前期正常化了，就放松警惕。”
毛泽东深沉地说：“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也好，经济制度也好，不可能一直都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不断调整。关键是不能凝固，制度和体制体凝固了，就后继乏力，问题不断出现。斯大林的这一套体制，优势很大，但缺陷也很大。未来苏联要保持这样的高速发展，还需要他们不断调整和改进苏联模式。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挑战。你前世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之后上任，这种体制凝固的格局，就开始出现，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成功。”
“按照你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斯大林现在对苏联体制属于微调，我们并没有能对他们形成很大的影响，历史仍然在按既有的轨迹发展。斯大林的个人能力再强，也只是一个人，他要能改变苏共全体才行，至少要改变高层。但现在看来，并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李思华点头称是，说道：“斯大林已经71岁了，在原时空，他在3年后即1953年去世。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超过70岁的老人了，思想和习惯都已经定型，不会偏离原时空多远的。”
“我重视的，还是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他实际上非常不满意我们的存在。一有能打击我们的机会，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毛泽东有点诧异，说道：“我国现在的情况，斯大林还会动脑筋吗？”
李思华回答：“我觉得会。这个人百折不挠，一直都是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去试图实现。对我们不过是暂时让步罢了，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主席，实际上从前世新中国的遭遇就可以得到确认。”
她向毛泽东说明了原时空我党解放战争时的斯大林干涉情况。
例如45年11月，中共刚刚进入沈阳，苏军就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东北局机关与军队立刻撤出沈阳——“不走？就用坦克赶你们走！”
这种态度，当时就是为了苏联不仅控制旅顺、大连两个港口以及中长铁路，苏联还想控制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当时向国民党提出，以经济合作交换苏俄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条件。但国民党依靠的是美国，在美国支持下，坚决反对了苏联，苏联才不得已转向我们。
例如重庆谈判，斯大林就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不能打内战。试图干涉到这个程度！
解放战争前期，我军虽然进展顺利，但一直担心的就是美国出兵干涉，而斯大林则是另一层阻碍，我军的三大战役，就是抓住了1948年6月爆发的柏林危机的时间段，当时苏美之间剑拔弩张，世界大战的危险似乎一触即发，美国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中国？等到1949年5月后柏林危机解决，我党已经奠定胜局，美国已经无法拯救国民党，只得放弃。
在此期间，斯大林仍试图阻挡我党。1949年1月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即将渡江，斯大林却电报反对解放军渡江南下，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理由是美国肯定会干涉。这不是扯淡吗？当时正是柏林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人的脑袋坏了？
我党没有理睬他的要求，坚决渡江后，他又要求中国寻求美国的国际承认。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持苏联与民国此前的不平等条约，保护苏联的旅大和中长铁路利益，因为如果中国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都不认美国的账了，还能认苏联的？苏联的脸有多厚，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维持不平等条约啊？可这样的事，斯大林就是做得出来。
就在我党占领南京，国民党确定已经完蛋后，苏联政府大使馆，居然默不作声地收拾行李，跟随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这是什么行为？就连当时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留在了南京。苏联的意图，无非是想要国民党政府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就一定要死死抓住这个政权，以确保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合法性。
在建国后，中国从苏联手中拿回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也都是经过了极为艰苦的历程。
当毛泽东试图寻求苏联的帮助，解放台湾的时候，斯大林是怎么回答的？他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中，挑选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这种随口胡说的荒谬主意，简直是对毛泽东智商的侮辱！
李思华最后总结说：“斯大林这个人，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极其强烈。我们从苏联手中，收回外东北和外蒙等地，简直可以说是他作为大国沙文主义者一生的最大侮辱。我党和我军，必须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
毛泽东知道，新中国现在核武器上仍然领先苏联，但这个时代的核武器还没有发展到后世那样具备灭世的威力，形成彻底的核威慑时代。苏联在掌握核武器后，肯定会有精确的评估，短期的核武器，还无法形成完全的和平保障。
他站了起来，说道：“斯大林一直喜欢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我很不喜欢读他的著作。但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斗争，就没有妥协，就没有和平。苏联的经济力量恢复了，我们是要提高警惕。但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成长。你出访美国，也会是对苏联的一记敲打。”
李思华微微笑了一下。
1950年12月末，李思华出访美国，她的第一站，就是她最熟悉的德克萨斯州。然后她会去加州，因为德州和加州两者，是中美贸易部分开放的对等地域。最后她才会去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会谈。
她的专机在休斯顿哈比机场降落后（此时德州首府奥斯汀没有大机场），先走出机舱门的警卫们就目瞪口呆，飞机下全是记者，负责安保的美国特勤局的上百名特工，忙着维护秩序。警卫赶紧通知了李思华，她笑了笑不以为意，美国人就是这样的，想必记者们，对她充满了好奇而已，但这都是一阵风。
当她走出机舱门的时候，记者们相机的快门响成了一片，她微笑着向着这些美国记者们挥了挥手，他们更激动了。很多人呼喊着：“女皇，讲点什么！”还有记者在下面高声询问她问题。
看到那么多记者，李思华决定临时增加短暂的演讲。她拿过美国特勤局特工提供的麦克风，开始演讲：
“很高兴回到了德克萨斯，我曾经在这里呆了差不多5年，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有时候在梦里似乎还回到了这里。无论是风滚草，还是墨西哥湾海滩和白雪覆盖的瓜达卢普峰，还有那些青翠的小山和蜿蜒的河流，都是我人生记忆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德州人是骄傲的，因为德州配得上这份骄傲。”
下面的德州记者们至少占了一半以上，听到李思华对德州的夸奖，非常激动，很多人热情地鼓掌。
“我此次来到美国，是为了与贵国的总统杜鲁门先生，以及国务卿马歇尔先生，一起开创一个中美两国友好交往的大时代。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虽然我们两国国情的差异非常大，但太平洋也足够大，容纳得下东方和西方的这两个伟大国家。”
“中美能够友好合作，就能够保障太平洋的安全，让它成为繁荣富裕的大洋。世界已经受够了战争的摧残，让我们祈祷一个和平的时代的到来。”
“祝愿美国人民在以后的生活中，幸福和快乐。祝愿中美两国的友谊，绵延长存。”
李思华讲话的时候，一直伴随着无数的相机和摄影机，让警卫们紧张无比。在她讲话后，记者们拼命地鼓掌，她又向记者们挥手，然后才上了德州政府为她准备的专车。在警车开道下，专车将从休斯顿，一直开到奥斯汀的德州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