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46节

  真正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指挥官是f.保卢斯上将,他指挥德军第6集团军,受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任务。该集团军辖33个师约47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3000门、坦克约500辆,由第4航空队(作战飞机近1200架)负责支援。
  1942年7月12日,苏联组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为铁木辛哥元帅, 7月23日后为戈尔多夫中将),辖第62、第63、第64、第2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后第57、第51集团军和第1、第4坦克集团军相继编入该方面军,初期总兵力160万人。
  虽然人数与前世差不多,不过苏军在新时空其实更弱。因为作为主力的第63和64集团军此时超过70%都是新兵,在此前的战役中,因为德军获得了“伊登”情报组织的准确情报,导致这两个集团军的重大损失,苏军只能是事后用新兵紧急对这两个军进行了补充。
  其实,“伊登”在近期对德军提供的情报是很谨慎的,就是注意不要让德军优势太大,真的打赢了苏联。全面肆无忌惮地提供情报,需要在二战后期苏联真的全面占了上风时才执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变得越来越偏离原时空的航迹。
  第230章 新中国划省、定耕与移民
  到1942年7月,毛泽东和李思华规划的原地缘战略大部分已经完成,只剩下朝鲜、库页岛以及第一岛链的部分海疆地区,还在等待有利的时机。通过这几年的政务运行,对于省域管理的思路逐渐清晰。于是基本将省疆定了下来。
  主要分为:
  东部大经济区:17省市,从北往南是:山西、河北、平津直辖市、山东、河南、江苏、沪苏直辖市、安徽、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东港直辖市(香港到东莞)、海南。
  广西被从西南划入了东部,主要是考虑两广互相支持的缘故。
  西南大经济区:19省市,从北往南是:西康、西藏、藏南、四川、重庆直辖市、云南、贵州、凤鸣(即原缅甸西北部)、凰栖(原缅甸中部)、丽水(原缅甸南部)、暹罗(原泰国西部曼谷为中心)、中南(原泰国东部)、老挝、高棉(原柬埔寨)、交趾(原越南北部)、安南(原越南南部)、柔佛、新加坡直辖市、天南(原苏门答腊)。
  西南大区内各省的省境,其实有了比较大的调整,例如原越南,不仅被分为南北两省,而且其狭窄的中部,分给了老挝省,以使其拥其有出海港口。再如新加坡,从柔佛省调剂了4000多平方公里,使其拥有较大的腹地,以建设大规模的国际大城市。
  比较有趣的是原缅甸基本一分为三(少数原泰国地域调入丽水省)建省的时候,凤鸣和凰栖这两省的名字,都与李思华有关。开国大典后,李思华是“凤凰降世”这样的民间传说,变成了一个传播很远很久的传奇。所以先是上缅甸建省时,风鸣的名字被文人提出,很快就得到了赞同。而旁边的中缅甸一看,李总理领导建设缅甸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又没有落后,于是大家就互相对上了,非要叫“凰栖”。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典传说中的“凤凰”是一对神鸟,凤是雄鸟,凰是雌鸟。不过后来在长期使用的时候,因为“龙凤呈祥”的缘故,基本上就演变成龙才是雄性,而凤凰通通雌化了,例如皇后,就变成了“凤体、凤驾、凤冠”,没有再用“凰”来专指。
  李思华知道后,哭笑不得,这当然这是拍马屁的最高层次,她虽然表面不提,但你要说她内心没有三分愉悦,当然是不可能的,谁还不是个俗人呢。
  东北大经济区:12省市,包括东蒙(原外蒙东部)、靖北(原布里亚特等地)、黑水(外东北一部)、室韦(外东北一部)、海东(外东北一部)、兴安(原黑龙江西部加外东部一部)、龙江(黑龙江东部)、吉林、辽宁、察哈尔、热河、海参崴直辖市。
  西北经济区:9省市,包括绥远、陕西、宁夏、甘肃、青海、西蒙(原外蒙西部)、唐努(原唐努乌梁海)、天山(原新疆东北部)、西域(原新疆西南部)。
  以上57个省和直辖市,另有台湾、朝鲜、库页岛等第一岛链地区,尚未收复,等待未来再定。
  总的来说,相比原时空,新时空的省域划分,更加“下沉”,这自然是财政情况相对好很多的缘故,由此可以通过省域的“下沉”,来试图更好地驱动地方经济发展。否则每个省,都会自然地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省城,影响其它地域的发展。
  各省疆域的划分,不再是历史上那种所谓“山河交错相制”的原则,用来避免藩镇割据的体制,而是从经济发展出发,注重重要城市分布到各省带动经济发展,注重资源的匹配,注重交通的易于发展,注重沿海省份各自出海港口的拥有。说实话,再想靠地形来搞“藩镇割据”的可能性,在现代条件下已经纯属扯淡了。
  新中国已经直接统治的领土,现在是约1570万平方公里。如果彻底完成李思华计划的地缘战略,国土总面积大约会达到161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这是对纯粹陆地面积的统计。
  如果实现了全部的地缘战略,内海面积也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除了渤海,还包括鲸海的一部分、黄海、东海、南海、安达曼海延伸到马六甲海峡。这些内海的面积,大约也不下1000万平方公里,尤其是安达曼海一直延伸到马六甲海峡,由于大量占领的群岛构成了防线,实际上成为中国的内海。
  补充说明一下,中国占领苏门答腊后,新中国继续出兵占领了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英国此时并没有能力保守这个大群岛,因为离开天南省(苏门答腊)太近了,直接在中国天南省空军的打击之下,所以他们无奈地撤走了。
  其中东部经济大区228万平方公里,是最小的一个经济大区,不过这里是中华传统的中心精华区域,人口最为密集,资源也丰富。
  而西南经济大区约520万平方公里(含西藏),东北经济大区约390多万平方公里(未来还有第一岛链的少量增量),此时的大西北,则是430万平方公里左右。
  由于外东北的收回,使得李思华原计划14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战略,增加了150万平方公里,达到1610万平方公里,这解决了一些长期的战略问题,例如李思华非常重视的“45亿亩20亿人农地规划”。
  她的想法是,很显然,不计大西北,三个经济大区(去掉西藏)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大体上属于适宜人居区域,按照30%的耕地面积,就是300万平方公里,即45亿亩,所以现在无需开发大西北耕地,就能达到李思华本来预计的“终极目标”,如果加上大西北,在缺水条件下也可以设置至少50亿亩耕地计划,使得整体计划需要的土地资源,宽松了许多。
  因此她就可以调整和加速推进整体乡寨计划。整体乡寨的建设,现在将受制于最新的“1950粮食计划”。按照这个新计划,到1950年,新中国粮食产量应该达到人均2000斤/年,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其实就是要把2000斤分为3份,1份足够人吃,1份发展牲畜家禽饲养,还剩下1份,自然是粮仓国库的储存——“积3年之粟”嘛。如果达到了2000斤/年,国家甚至具备了大量的对外输出粮食的能力。
  按照1950年粮食计划的计算,预计可以普遍实现500斤/亩的产量水平,也就是说人均2000斤就需要人均4亩耕地,6亿人就是24亿亩,加上生产大豆的2.5亿亩和其它经济作物和蔬菜1.5亿亩,总计是28亿亩。这个数字肯定能达到,只不过要在各大区进行新的平衡。
  1945年是5亿多人,到1950年计划城市化率是25%,即农业人口还有4.5亿人以上,其中农场人口计划1亿人,耕种7亿亩农地;而乡寨3.5亿人(7万个)耕种21亿亩,人均是永佃3亩+委托3亩合计6亩。
  粮食问题解决了,现在就应该彻底解决肉食问题。李思华知道,在原时空二十一世纪,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人均年消耗肉食大约在120公斤左右,而我国则只有50多公斤,大约是一半左右,美国这样的国家明显消耗过多,所以胖子太多。但中国确实也没有达到高水平,很明显,中国人至少有1/3的家庭还是比较贫穷的,对于肉食的消耗,由于经济问题,是压抑自身的消费的——吃的太多了,就吃不起。
  所以她预计,中国人如果人均年肉食消耗达到80公斤,是比较适宜的,即保证了充分的营养,又不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过分。
  除了总量,还有质量,光吃鸡和猪肉的营养,总体还是比不上牛肉和羊肉。所以在比例上应该增加牛羊肉的比例,而压低猪肉和鸡肉的比例。
  人均80公斤如何提供?如果有20公斤是牛肉,按照新时空现在还比较落后的养殖科技,算一头牛出800斤肉,即400公斤,意味着6亿人,每年就需要吃掉3千万头牛,而且牛肉一般2年出栏,这意味着至少养6000万头牛以上,富余点就算是7千万头吧。
  还有奶牛,“每天1斤奶,强壮中国人”嘛,虽然有少数人不吸收,但对于多数人,还是很好的营养品。一头奶牛原时空可以每天产奶25公斤以上(盛奶期),此时平均就按15公斤即30斤算,意味着1头奶牛养30个人,6亿人就需要2千万头奶牛。
  当然这些都只是约数,做计划时用来参考的数据。但总体能够看出,肉牛加奶牛,大约需要达到1亿头,才比较合理。多的肉和奶可以加工成肉制品和奶粉,不会浪费。
  而原时空养架子牛(第一年)大约是7亩地1头牛,在新时空就按10亩算,需要10亿亩草场。
  养羊前世李思华与内蒙的牧民沟通过,他们一般是6000亩草场养2000头羊,当然也要补充玉米等饲料。所以就是3亩1只羊,每只羊出肉20公斤,正好算一个人的,那就是需要6亿亩草场。
  其余40公斤肉食,重点当然是养猪,她前世中国养猪的数量,简直是天量。在这个时空按人均20公斤算,平均每头猪就算100多斤,按照净肉率出肉100斤,2.5个人1头猪,年均需要2.4亿头猪,猪倒是不需要草场,吃了睡、睡了吃嘛。
  最后的20公斤当然是通过鸡、鸭、鹅、鱼这5样来补充,尤其是鸡肉,估计在前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牛羊,牛羊肉毕竟贵,消费习惯是需要培养的。有点小钱,买肉的第一反应就是买鸡。鸭和鹅都是“特色”,是“主粮之外的杂粮”。
  鱼倒是大类,池塘养鱼已经在新中国大规模地展开,海水养鱼也在农业科技的重点攻关中,未来要形成大片沿海的“海洋牧场”,因为这个时空新中国的海岸线,总长度简直是“令人发指”,海水养鱼因而具有非常丰富的发展空间。
  回过头来,无论哪种肉食养殖,其饲料中,粮食都是基础,如果粮食没有富余,大规模地发展肉食养殖就是扯淡了。这正是粮食产量要在1945年,达到人均2000斤水平的战略意义。
  未来这些肉食的饲养,除了以乡寨的家庭户作为基础外,主要还是要发展农场,以农场为主力来实现。总体牛羊养殖需要16亿亩以上的草场,即100万平方公里以上,绝大部分要用林草地来满足,而不是单纯的草场,这样生态更稳定一些。
  人口上的大移民也是要参考这些农业数据来匹配的,而不是仅仅考虑工业。
  大移民已经陆续进行了几年,但从1942年中开始的规模,让此前的“大移民”变成了小移民。因为到
  1945~1950年,总体上要达到西南2亿人、东部2亿人、东北1.5亿人,西北5千万人的总体分配。
  外东北和东北整体上还是地广人稀,主要是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迁入。移民“动刀子”的地方,主要还是东南亚。
  在统一后,原来的“非汉人口”大约有7000多万人,加上国内原来的“少数民族”,例如新疆各族和回族等,大约就是8000万人,1942年传统意义上的“汉人”,则大约是4.8亿人,总和5.6亿人,比例1:6。按照中央的决策,就是要全国平均化。
  以西南为例,原来的人口构成,大约是汉人1.25亿,其余7250万,正好2亿人。但这个比例是不行的,按照中央规定,必须是汉人1.72亿,其余0.28亿人。所以就要移入汉人4500万以上,而移出非汉人4500万以上。
  所以计委进行了非常精细充分的计算,很多数学家都被要求参与,这是一个庞大的“建模”,对1942年到1945年全部的移民工作进行精细量化。很可惜,按照现在的进度,虽然1944年有可能研制成功全球首部计算机,但要让计算机能对如此规模的工作形成助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算能降低人工计算量,可复杂的算法是这个时代的计算机应付不了的。
  这样一层又一层地落实数字下去,到了基层,干部们才知道自己的具体任务。例如某一个乡寨,他才知道移民有多少,来自哪里,移民的特征和语言等细节,从而可以计划全部的工作,例如政治思想教育安排、合作社安排、耕种农田安排、语言教育安排、团结和威慑安排、儿童教育安排、民兵组织安排、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安排等等,都需要这些数据,进行事先的计划,然后按照计划严格执行。
  例如某一个城市,干部在知道了移民数量、来历、教育程度等数据后,才能计划安排临时宿舍、语言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安排、职业培训、城区人口分布、未来组屋建设等等。
  现在,在新中国主力部队-国卫部队-民兵组织的三层军事体系下,实现大移民并没有太多的困难,所谓的“民族和居民性格彪悍”,那是这些人没有见识过什么叫真正的彪悍。见识过了,自己和家人又能吃饱饭,自然就会老实下来。
  真正的困难,是要安排好,是要教育好,是要使之成为建设的力量而不是破坏的力量。这就需要非常细节、绵密、不间断和高水平的工作组合,从思想、职业、工作到教育,一层一层地将移民“包裹”起来,直到他或她成为共和国的合格国民。
  李思华要求的原则,就是移民本质上是一种对底层人民彻底的解放,大家都是平等的,虽然此时很难在实质上没有汉人与非汉人之分。但就是要平等待遇,既不会让非汉移民成为一帮大爷,也不会让他们成为被奴役的劳工,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享受国民的待遇,承担国民的义务和责任。
  所以对非汉移民的要求,就是“散、融、教、劳”4个字。“散”就是要尽量分散,不能到了各地,还是聚居成一个个团体哪怕是小区,而是要彻底“融”入内地社会,就是当地的一份子。“教”是教育,包括汉语、思想、职业和知识教育四个部分,要建立初级的移民培训学校体系,在完成初级教育后,再让他们与普通国民一样接受相应的正常教育体系。而“劳”当然是劳动,要安排工作,我们不养懒汉,不劳动者不得食。
  比较头疼的是宗教,现在只能是按照总原则“信仰自由、传教禁止”来执行,保持高压态势,不允许宗教蔓延,至于家庭“传承”,必须尊重儿童成年后自己的选择。现在很难,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不过李思华的想法,是现代生活终究会产生伟力,再配合强大的思想工作和教育体系,等到新生代成年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李思华专门对执行此项工作的高级干部们开了动员会,她在会上说:
  “大移民工程,就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民族根基工程。对于物理移民,我深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在1945年能够全部完成。但让移民们心理真正从移民转换为国民,则需要大家至少十年乃至二十年长期不懈的工作。”
  “大家都很清楚大移民工程的战略意义。成功后会为新中国带来什么?它将带来一个稳固的共同国民意识的新社会,带来大家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新意识,这将赋能新中国强大的人民力量和无可匹敌的动员组织能力,我们将是一个共同的整体,再不会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一个具有共同理想和方向的民族。”
  “这项工程的本身,就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现代条件下新生的过程。同志们,这是伟大的事业,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与会的同志们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他们深知之肩负着国家重大的使命,决心用一切智慧和力量,来完成好这项伟大的工程!
  李思华知道她前世,苏联就是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所以才会后来分裂得那么厉害,至于有人说那是因为苏联不尊重“少数民族”,这种说法让她嗤之以鼻。尊重了就能改变这一切?扯淡呢!人心没有满足,挑别人的刺还不容易?只有融合了才能改变。而且什么叫尊重?是把“少数民族”当一帮大爷吗?苏联搞到最后,俄罗斯本体民族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是在用俄罗斯的血肉,在养那些“少数民族”大爷,到最后自己不愿意了,不是搞笑嘛。
  所以她和政治局商量下来,就是4招,一是大移民、二是同等待遇、三是语言、生活、工作和文化融合、四是“去民族化”——在新时空,可没有什么“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州”之类的存在。
  第231章 扫除一切害人虫
  刘玉璜不安地等待着李总理的接见。
  他抬眼看了一下董必武和谢觉载两位,发现董老闭目养神,而谢老仔细地看着文件。刘玉璜不由想到,恐怕这两位内心也未必平静,因为《刑法》的产生太困难了,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修改了20多次,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被李总理认可。
  没有比李总理更重视司法事业的了,刘玉璜心神有点恍惚。实际上,其它政治局委员,很少关心这些“法律条文”的,但李总理完全不同,她简直是咬文嚼字,一定要搞懂每一条到底反应了什么,一定要想清楚每一种刑法,对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
  他知道,有几部属于“根本大法”的法律,都是这个待遇,例如民法典,第一次提出的时候,李总理仔细看完文件,在封面直接批了两个字“垃圾”,让整个法律起草的小组都灰头土脸。后来才搞清楚,李总理觉得他们起草民法,虽然参考英美和法德法系,但是完全没有体现新中国的政治思想,没有体现党和政府对民间各项事务的导向趋势,单单抄别人的法典,就能用来治中国?整个法律小组都被李总理赶到国家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学了半年,才又回来编撰。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就连董老和谢老,都挨过批评,李总理的批评很重了——因为资格老,恐怕这两位已经很多年没有被这样批评过了。那以后,对于每部法律,大家都是如临大敌,首先要搞清楚法律的政治性,然后是对民间事务的影响等方面,而不仅仅是法律条文。
  有些从社会上聘请的法律专家,最后都受不了退出,他们原来以为这是一个扬名的机会,是成为“法律权威”的机会,结果他们那些对西方法律的遵从,按照新的原则去看,不要说递到李总理那,就是法律小组自己,也觉得不能这样搞。
  这样搞到现在,最初的刑法草案早已面目全非。一些以往他们并不重视的罪行,在李总理那得到的反应,简直是天翻地覆。
  他想起有一次,李总理看到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当场发飙,没有顾忌董老在场,当场骂得大家狗血喷头。
  李总理指出,拐卖妇女儿童的量刑,应该高于谋杀这样看似最严重的罪行,因为拐卖不仅是毁了妇女和儿童的一生,而且很可能毁了被拐卖的整个家庭,例如妇女或儿童的父母。这不比杀人更严重吗?
  最后李总理亲手写下的判刑,让大家都感到心寒胆战,这简直是现代法律上最严厉的了——李总理在死刑之上,定了“株连”的更高惩罚。
  例如挂卖妇女儿童,是不分罪行大小的,只有死刑不得缓刑。而且其亲属家人,凡属知情不举者,一律株连,协助拐卖的,同样死刑无缓刑;知情不举的,一律5年以上重刑。在这样的罪行中,不适用“罪责自负原则”。
  购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与拐卖者同罪,同样是死刑不得缓刑。所谓自己有缺憾,就要用别人家庭的痛苦来满足自己?想得美!
  而且还不止于此,妇女儿童被拐卖到异地后,常常存在当地人居环境中的视若无睹,不仅是邻居,而且可能包括当地基层组织,也司空见惯。现在对于知情不举是一律株连。
  如果是公职人员知情不举,那是公职、党员、国企等一切“公家”身份会全部被撤掉和除名,而且永远不得恢复。即使不是公职人员的普通人,也要被劳动教育3个月。
  如果是当地政府人员,知情不举不处理,则相关人员除了开除公职、党员身份外,量刑1~3年。
  如果是当地司法人员例如警察,知情不举不处理,则是重罪,要判刑3~7年。
  可以说,一旦触发“拐卖妇女儿童罪”,那很可能就是一大批人被严厉刑罚,只要知情不举,就变成刑事责任人,要接受刑法的严厉处置。
  至于所谓出于当地“乡里乡亲”而包庇或隐瞒的,自然是罪加一等,如果是公职人员,甚至会触犯死刑。
  当然,如果主动举报的,将给予重奖,这种重奖会被各级政府长期执行。
  李总理用红字写的一字一句,让法律小组看得目瞪口呆,寒意森森。李总理对这种罪行的仇恨,那真是“比天高、比海深”啊,联想到李总理是女性,大概也可以理解。
  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类似的,只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罪”,同样不适用“罪责自负原则”,而适用“株连原则”——只要知情不举,就触犯刑法,要接受惩罚。
  唯一区别,大概就是吸毒者不至于死刑,但必须进行劳动教养并戒毒。
  李思华之所以对这两种罪行看不过去,自然是因为她前世目睹这两种罪行的泛滥,认知这两种罪行,对社会和家庭的破坏性太大,甚至超过了谋杀这样的罪行。因此根本不能给予这两种罪行存在的空间,需要始终保持最高最强的压力。
  例如前世的吸毒者,真的有管吗?就连一些戒毒所,都成为了创收的工具。很多城市,都存在一批这样的长期吸毒者,客观上就形成了毒品的“市场”,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拼命要提供“产品”来赚钱,怎么可能彻底清除毒品市场?要彻底消除贩毒,就要根绝“消费者”,她的对策就是送到远方艰苦地域劳动教养,让他们此后根本接触不到毒品,而且戒毒后也必须在当地永居。发现一个吸毒者就如此处理一个吸毒者,彻底消除“消费者”的存在。
  刘玉璜收回思绪,李总理的脚步声音听到了。
  走进会议室,李思华对着《刑法》,又指出了几处她觉得值得商榷或者修改的地方,不过整体上她已经比较满意了,刘玉璜感到了一阵轻松,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他也能感到,董老和谢老的神色,也轻松了不少。
  李思华指出,在《刑法》通过后,要在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宣传,尤其是拐卖妇女儿童和贩毒这两种罪行,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的严厉和决不妥协态度。而体制内,则要进行相关的专项学习。近期,要组织一次对两种罪行的专项举报活动,打掉一批罪犯。
  走出会议室后,刘玉璜心想,一旦《刑法》通过并通知到各级司法机关,应该就是一场风暴开启的时候,这两种罪行,必然会让他们无比重视,开玩笑,这是“株连”!这种除了古代,现代还没有的超级刑罚呀。
  江南苏州吴江唐府,“族长”唐老先生长吁短叹,他的四周,坐了几个同族的中年人,他们一样的面色愁苦。
  唐老人感叹了一句:“这个新社会,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几个中年人都连连点头,他们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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