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88节
就在他们在武大的校园内漫步的时候，侧面不远处的一个青年男子冷笑了一声，他向着杨永太一行接近过来，护卫正想让他避开一些，此人已经掏出手枪，快步跑上前，朝着杨永太连开数枪，杨永太当场倒地！
所有人都惊呆了，杨永太不是军官，身边的护卫本来就少，而且也不精良，同样都呆住了，看到那个人向外跑，他们才急忙开枪射击，可是拙劣的射术下，根本没有留下那个人。
杨永太还没有断气，他以为是cc系或者党内的政敌下的手，奄奄一息地对着左右侍卫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说完才咽了气。
杨永太遇刺！消息立即轰动了武汉，并且快速地向全国传播开去，而就在次日，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都接到了王亚樵的通电，是他们“铁血锄奸团”下的手，因为杨永太是蒋介石政府，密谋投降日本倭寇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此等汉奸，不杀不足以慰人民。
这个消息更加轰动全国，那个“暗杀大王”、“中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又一次出手了，又是此等震撼全国的行动！
这个时候伤势还没有完全好的王亚樵，已经带着部下，在奔赴贵州的道路上。他行动已无碍，就不愿意再继续养伤。反正他一向体格健壮，也认为自己承受得起。而且在广西呆久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戴立的特务，又会再次暗杀自己，不会每一次都有好运气的。
平生壮志三更梦，万里西风一雁哀。两个人的一伤一死，正是这个巨变中民国新历史的其中一页。
第143章 文化人的彷徨
“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直沉下时间/静寂的/咽喉……”
林徽因喃喃自语，轻声地念着自己的一首小诗，出神地望着书屋外的夜色。良久，她才叹了一口气，继续书写一封给友人的信：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远方……”
伤感、愤怒和对未来的彷徨，充斥着她此时的思绪。日军现在相当于三面合围了北平，让这个城市充满了不安，此前苟且的生活似乎很难持续下去了。
最近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愤怒。就在今天，这位以撰写浪漫主义诗歌著称的才女，接到了一封约稿信，是一家日本人主办的中文报纸的文艺副刊，刊她拒绝写稿。在得知有50个中国人在这家报馆供职时，她异常愤怒：“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她的丈夫梁思诚则把那份报纸直接扔进了火炉。”
她的心在发痛，那50个中国人，在民国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居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侵略者张目，毫无廉耻，书都读到哪里去了？一点气节都没有。
这几年她的“太太的客厅”被称为北平文化界的一道风景线，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很多文人称许这里汇聚着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交网络。从金岳林到沈崇文再到萧前，无论是谁，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当时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北平“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
毫不夸张地讲，“太太的客厅”就是民国文人眼中的“鲤鱼跳龙门”的龙门，是一种最有效的身份认证。
然而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二三十年代北平畸形的“文化黄金时代”，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显得那么的脆弱。“知识贵族”们的高谈阔论与奔走呼吁，这些“批判的武器”，在日寇“武器的批判”面前，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就像是精致的瓷器，只能供奉于高堂，在风暴来袭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摔碎了，破裂了。
这几年北平的文人们，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不安的他们，曾经设想了“北平文化城”这样的不设防城市，想用北平的灿烂文化遗产，来阻挡日寇的侵略，以为不设防，有文化遗产，日军就不敢大动干戈，可以像欧洲瑞士那样避免兵戈，何其天真而愚蠢！
1932年，国民政府开始对故宫文物南迁。然而意见并非统一，而且分歧很大，北平之外的人，多主张大转移，而北平内部的文人，多数反对。
主张迁移的人道理很明确，国土散失可以有日收复，如果文物被毁于战争，那将是千古罪事，不可再生，这些都是中国古文明的结晶，将无颜面对后代的子子孙孙。当年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个惨痛的前车之鉴。古文物如果遭到焚毁或者被劫掠，都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悲剧。
北平内部的多数人却认为，北平正人心惶惶，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无疑是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弃北平以至整个华北，对稳定民心、共同御敌，都，很不利。国土都不保了，难道还要急于去力保这些文物吗？人民、领土、文物哪个重要哪个次要？逻辑很通透，然而实力才决定一切。
北平的各阶层及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他们怕失去政府，从而失去家园，于是这些人召开集会，上街游行。他们以为文物在北平，就可以保证这座城市的安全。
文物还是被迁走了，一阵人心惶惶之后，1933年底，时任北平市长袁亮，主持制订了自1935年1月至1937年12月的“市政三年建设计划”，希望通过修建道路、疏浚河道、修复古建筑、改善公共娱乐场所等措施，发展北平的旅游业。
这一时期，城里的皇家园林已次第开辟成公园，郊区的长城、明陵、汤山温泉等旅游资源也渐渐开发出来。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旅行社这个新兴的行业初见端倪。西方游客不断涌入，他们好奇地来观瞻这个落后大国的千年古都，猎奇与优越的生活，对他们构成了很大的吸引力，一时之间，北平似乎又有了活力。北平的文人们又开始活跃了起来，美好的生活似乎还能够继续。
由于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国民政府基本上已丧失了包括北平在内的华北地区的治权，日本军队和特务，已经开始在北平城内公开活动，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市，却仍旧沉醉在歌舞升平的“和平”之中。
这个时候“有成就”的文人，在北平的生活是极为舒适的，这里可没有李思华前世那种，对北京国企商业恶劣服务态度的记忆，这个时代的服务，极致到位，因为对于底层人民来说，每份工作都宝贵至极，丢了饭碗，就要全家挨饿。
三十年代北平作为首都时代的富贵荣华，已烟消云散。这导致过剩的建筑、设施、用品、行业、人员、劳动力，不知有多少。因而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供过于求，商店店员们以及所有服务性行业从业的人员态度之好，无以复加。“有为”的文人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
所以他们当然“眷恋”这个时代，“眷恋”这个城市，“一草一木总关情”。
一个大学的教授，每月360元，庚款支付的教授则能达到450元。有的教授兼了许多职，每月收入可以上千大洋。然而当时的物价呢？小馆吃一顿花上几毛，有时上1块的，便可以算是大餐。有些小馆不讲几块几毛讲几吊，那就更便宜。一套柚木书桌柚木床，只要十来块钱，藤椅子只卖2元一把。
这些读书人的收入，足够他们每个月逍遥地吃馆子、逛书摊、听戏、上公园。鱼翅席12元一桌，若酒喝得较多，加小费吃下来将近20元。鱼唇席10元一桌，海参席8元一桌，最有名的谭家菜，不过40元一桌。
有的文人，看得到底层人民的困苦，例如老舍，但又能如何呢？大多数文人，还是享受着这个年代民国难得的“悠闲”。他们批评着市民的“放纵与苟且”，其实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有的人能够意识到，这样的北平，不过是沙堆上的城堡，风暴来临前海上的旧船。然而得过且过，有几个人能放弃自己悠闲的生活呢？
他们一边享受着生活，一边不安地观察着日军的动向，今年日军单单在附近的天津，就已经增兵了8批，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手下的兵力，已经接近3万人，新增的一个混成旅团，更是由日军最精锐的第一、三、四、八这4个师团中选择组成。日军号称是要维护日侨在天津的安全，谁相信呢？都知道是冲着北平而来。
少数有国际战略观察力的知识分子，更是忧心忡忡，日本的外交官曾经公开宣布过，日本的军费已经由去年的15亿上升到今年的23亿日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5.9%，而去年仅为38%，这使得日本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需要增加收入来弥补。可这帮王八蛋增加收入的方法，不是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明显地想掠夺民国，尤其是掠夺华北。
充斥在北平多数文人心中的就是4个字，“有心无力”，多数人醉生梦死，少数人则开始准备离开。
林徽因的丈夫梁思诚，现在则劝着妻子沉下心来，他供职于营造学社，正在将学社里与中国古建筑研究有关的重要收藏品，都打包装箱，准备运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
这个时候他还加紧了自己的野外考察工作：“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于越来越近的新一轮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了有意义的工作。很显然我们能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我们被阻止这样做之前，我们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与其哀叹，不如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为这个老大的国家，尽一份力。正如她自己的名言：“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替代。爱情、往事、记忆、失望、时间……都可以被替代，但是你不能无力自拔。”
两人商定，不能容忍自己看着日寇的旗帜，插上北平城，他们要与祖国共存亡，“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林徽因此时32岁，她的身体并不好，历史上第二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和梁思诚带着家人，离开北平到西南，一路带着肺病旧疾，差点死在了这数千公里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此后7年都几乎一病不起。
民国带给她的花一样的文艺青春，已经逝去，剩下的，是与国同休的铁与血的岁月。
在李思华前世的时空历史上，客居四川的林徽因，曾经有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当她儿子问她如果日本人打进了四川，自己家怎么办的时候，她的回答是：“怕什么，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不过是一死殉国，夫复何言？
有坚定了信念，要与祖国共存亡的知识分子，也不乏热衷名利，觉得日寇入侵，反而是自己机会来了的原型毕露的文人和官僚。
1936年11月的深秋，北平已经颇冷，寒风开始刮起。不过北平最时髦的去处，名叫劝业场的大商场，还是熙熙攘攘，进去就不觉得天寒。
劝业场位于大栅栏附近，廊房头条中段的路北。
这个商场在当时是非常“欧式”和“现代化”的，有人曾这样描述它：“层楼洞开，百货骈列，真所谓五光十色，令人目迷。”
这座巴洛克式的建筑，已经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加钢屋架，以壁柱、窗套、圆拱形山花和阳台装饰立面。地下有一层、地上有三层，内部纵深三个大厅，四周是三层回廊，沿着回廊是一个个敞开式的商铺，顶层则是大型玻璃天窗采光。这种设计，就算是放到二十一世纪，也不显得如何落后。
而且它还是北平第一家有电梯的商场，这在当年简直就是气派的代名词，每层都有设置消防器和太平门，完全是欧洲水平的物业管理。
商场中有一小群人，为首的已经是个老头，不过国字脸，相貌堂堂。
他的脸上挂着矜持的笑容，漫不经心地听着奉承的商场经理的介绍。在他的左边，还小鸟依人地挂着一位半老徐娘，不过这个女人风韵犹存，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位美人。
他就是王继唐，被当时国人咬牙切齿，称为“华北第一大汉奸”的名人。他当时还算是民国官员，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早已投靠日本，时时刻刻都在配合日本侵略华北。
此人算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清末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得中第五名进士，被授予兵部主事。随后被当时的军机大臣徐世昌推荐，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不料从此就开始走上了成为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之路。
他能高中进士，自然是极聪明的人，不过这种热衷名利的聪明人，往往精于小节而昧于大势，原因就是舍不得眼前的一点利益，自以为看穿了人世间的一切，不过是功名利禄，能捞就捞，把握当下，不计未来。王纪唐就是那个时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完全的利己主义，发展到后来，自然就是全无廉耻，更不会考虑什么国家民族，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所以投降日寇，为虎作伥，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他从日本毕业归国，先投靠北洋政府袁世凯，以“知日派”擅长于日本打交道，而得到袁世凯的青睐，一路高升，1913年被袁世凯加陆军上将衔，在袁世凯称帝后，还封了他为一等男爵。
不过北伐军兴，北洋势衰，他的这些“成就”也就烟消云散，他不甘寂寞，又投靠蒋介石政府，但蒋介石只是利用他与日本沟通，算不上重用。这让他坚定了投靠日本人的决心。
眼看着日本人就要占领华北，这段时间他上蹿下跳，拼命为日本人宣传“中日共荣”，对于那些骂他“明目张胆，认贼作父”的言论不屑一顾。他的努力，自然是为了在日本人建立华北伪政权的时候，能够得到高官厚禄。
对他而言，生活是多么美好啊，例如在他身边的女人，如果不是他的个人努力和成就，怎么能把这个当年八大胡同著名的“顾太太”纳为小星呢？
当然这位顾太太助他良多，王继唐身为出身北洋的安福系首领，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吸收能够共同投降日本人的文人和官僚，就是以“俱乐”为号召，升官发财是一乐；声色犬马更是一乐，大家一起互帮互助，追求功名利禄，所以一起快乐嘛。而顾太太是名鸨，能够让脾气高傲的姑娘帖然就范，安福一系的政客，都是上下夸赞，对王纪唐更是死心塌地。
今天来到劝业场，他就是因为被顾太太缠着，要帮她买几件时髦的首饰，所以他“百忙之中”，亲自莅临劝业场。
一行人来到了首饰柜台，顾太太喜滋滋地挑选着首饰，王纪唐在她身边，宠溺地看着她试戴一件又一件。
护卫注意到，有一对年轻情侣走向首饰柜台，这很正常，也许年轻人结婚要挑首饰。这个时候的王纪唐，还不算是什么特别的要人，虽然他花钱请了一些护卫，今天也带来了几个人，但都算不上什么高手。
年轻的情侣走到了另一边的柜台，低下头看着柜台里的珠宝首饰。护卫们没有人再注意他们，两个柜台之间大约有五六米距离，王纪唐自己也没有注意他们。
那对情侣彼此之间对视了一眼，手伸进了衣襟。
突然他们掏出了两把手枪，对准了王纪唐和顾太太。护卫根本来不及反应，枪声已经响起！两人枪法很好，不仅各自一枪，就打倒了王纪唐和顾太太，而且接下来连续开枪，将4名护卫都击倒在地。
商场一片大乱，到处都是惊叫声，人们开始拼命奔逃。
那对情侣非常从容，上前对着王纪唐和顾太太的脑袋，又各自补了一枪。然后那个女青年，从随身的小包中掏出了一叠纸，随手向四处撒去。
死去的王纪唐脸上还残留着惊恐的神情，眼睛大大地瞪着，仿佛死不瞑目。
这对“情侣”借助着周围混乱人群的掩护，快步离去，商场的保安，战战兢兢地赶过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踪影。他们捡起抛洒在地上的纸张，发现都是内容一样的传单：“抗日锄奸队处决大汉奸王纪唐及其帮凶顾xx”的通告，传单中还历数了王纪唐等人的卖国罪行。
此事自然轰动了整个北平，很多人奔走相告，这是压抑的气氛下难得的赏心乐事，此等人渣败类，当然是杀得好！不过自然也有“圣母婊”的文人，觉得这种暗杀有悖于文明——哪里还没有几个苍蝇嗡嗡叫呢？
人们此时还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到12月这一个多月，华北腥风血雨，一个个大汉奸被刺杀，包括王克明、殷汝根等人，使得剩下的汉奸，例如陈公伯和周佛亥，纷纷逃离华北。使得日军及其情报机构，愤怒欲狂，而华北民众，则拍手叫好。
这些“抗日锄奸队”，其实算是西华先遣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很多来自于当年从孤儿开始培养的军人，身手高强，枪法精准，而且忠诚度极高，成为了这种暗战的主力。日军在北平等地虽然特务机构和特工不少，但在日军部队没有进驻之前，在这样的冲突中很吃亏，死了不少爪牙。
第144章 日本在行动
松井石根咬牙切齿：“八嘎！”怒气冲天的他将桌子上的茶杯一把扫掉，杯子落在地上摔碎，清脆的响声传来。周围几个部下低头不语。
他在2月份秘访广东，这个日本大将见到了陈济堂，大力支持他反对民国中央，向粤方赠送了大批的枪支弹药，摆明了就是让广东跟南京对着干。而两广事变爆发后，他更是从日军中派来100多名军官抵达广州，协助粤军对抗中央军。
没想到他主导的对粤军支援，反而起了极坏的反作用。在日本的不断侵略下，中国各地的反日情绪高涨，陈济堂居然接受日本人的支持，这让包括粤军内部在内的很多人，都直接将陈济堂当成了汉奸，反而激发了反日情绪。
所以日军的支援，反而帮了蒋介石大忙，很多粤军的高级军官，本来就不满陈济堂挑起挑与蒋介石之间的内战，而日本人的介入，让他们下定了“反陈”的决心，从7月4日开始，粤军不断反正，投降蒋介石，陈济堂狼狈下台，出走香港，在广州作威作福了8年的南天王，最后确是如此孱弱无能，让人大出所料，让蒋介石最后不发一枪一弹，就以全面胜利告终。
所以松井主导的行为，在日军内部也成为笑柄，很多人对他报以耻笑，认为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次行动失败得无以复加。
这当然让他非常羞恼和难堪。
在他冷静下来后，他又不禁为中国全国各地现在的强烈反日抗日情绪而震惊，中国各地的“亲日派”，现在几乎都变成了过街老鼠，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公然与日本勾勾搭搭。
松井感到烦躁，去年即1935年，二二六事变爆发，松井支持的皇道派，受到致命打击，主张军队至上的统制派上台，控制了日本，他被迫退役，个人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此后他设法另谋蹊径，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了发展“大亚细亚协会”上。这个协会是他创立的，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亚洲人民的统一、解放和独立”，实际上，就是试图建立日本主导和控制下的“大东亚共荣圈”，以此来使日本获得对抗欧美强国的能力。“日华间的问题要在日华间解决；要将白人统治下的亚细亚，重新变为亚细亚人的亚细亚。”他试图以此为日本另立奇功，来恢复自己的地位权势。
这个“大亚细亚协会”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中国。所以今年（1936）年，他亲自访华，拜会了蒋介石、张裙、何应轻、胡汉明、陈济堂等大量国民党要人，寻求合作，建立“大亚细亚协会”支部。当然，在其中也寻找挑拨离间的机会，陈济堂就是他发现的最大机会，结果最后却成为了一场笑柄。
今年他访华的最大感受是，发现了中国此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不约而同地都提出来，把抗日作为自己的主要诉求。就算是陈济堂，用了他们日本人的武器和直接支持，反蒋军的名字还是叫“抗日救国军”，非常滑稽，但这就是现实。
而与2月份在陈济堂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不同的是，3月他到达南京，拜访了蒋介石，提出了帮助解决西南问题（即常与胡汉明及桂系的矛盾问题），常未置可否；他继而提出日本与蒋介石政府合作，对抗崛起的西华，蒋介石仍然是不置可否。
他又提出了让民国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立即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拒绝。他当时以为蒋介石是担心公众舆论的问题，所以对蒋介石表示，如果你们鉴于国内的压力，不好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不要以你们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你们就事实上承认就行了，但他的要求同样被蒋介石拒绝。
所以松井是失望地离开南京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要之，常、张态度尚不十分明朗，常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至此，他的中国之行，遂以失败告终。
这让松井非常失望，何况陈济堂那里最后又搞了那么大一个乌龙。尤其是蒋介石，让他非常难堪，因为日本高层都知道松井与蒋介石的交情非比寻同。
松井早年以支持民国革命的面目出现，与同盟会多位高层都有交情。1908年夏，陈其美悄悄从日本回国，准备在上海组织反清暴动，临行前见了松井，将他21岁的结拜小兄弟常志清介绍给松井，这常志清就是未来的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去日本留学，就住在松井家里，而且松井还安排和担保了蒋介石去日本高田联队实习。
他自认为对蒋介石有恩惠，居然企图以此来说服蒋介石卖国和投靠日本。这自然非常可笑，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蒋介石不同意，就变成了对自己的羞辱。
其实不止是日本人，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社会上都是这样，他们由于觉得为自己利益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所以难得对他人有点恩惠，就觉得对方应该百倍千倍地来回报他，至于要求别人的回报，是不是不合理甚至是荒谬，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因为要求别人做的，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的。
所以对松井而言，蒋介石的拒绝，相比陈济堂的荒唐，对他内心的羞辱更甚。他暗暗发誓，必须举起铁锤，给南京政府一击，让他们猛醒，让他们反省，这才能洗刷自己的耻辱。南京，自己会再来的，不过那个时候，会是带着皇军的大军前来！
在李思华前世的抗日战争史上，1937年末，时任中支那派遣军（包括上海派遣军和日军第10军）司令的松井石根，与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以及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这三人，可谓是南京大屠杀的3大元凶。不过在这个时空，有了西华和西华军的存在，历史开始朝向有着巨大偏差的方向发展。
不过，在西华影响力仍然还比较薄弱的华北，很多事情的发展，仍然朝着历史的惯性前行。
1936年9月的一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日军的训练。长期以来，华北驻屯军得不到军部的重视，不仅兵力少，而且士兵的素质也相对较差，听起来是一个与关东军司令差不多的头衔，其实大多数的时候，他这个司令，还比不上关东军的一个师团长。事实上，他原来就是一个师团长，是日本陆军第1师团的师团长。
进入1936年，日本国内侵华的意愿空前强烈，尤其军部的很多要人，都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趋势，在他们的推动下，使得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开始急剧增加。不过由于日军长期的惯性，提供给田代的士兵，多数还是以新兵为主，他们虽然在国内经受过11个月的训练，但毕竟这些“社会人”长期不在军队，很多人对于军事都生疏了，因此军事训练变得极为重要，田代最近，将自己最大的精力放在了训练上面，要支撑他的野心，精良的军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