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5节
二、大司马王莽
7.轻烟散入五侯家
汉成帝初登基的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祭祀他曾祖父史皇孙的“皇曾祖悼考庙”起火了。
《春秋》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正月”，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元年正月”最重要。汉成帝布政伊始就发生这样严重的灾异，十分令人不悦。
但用不了几年，汉成帝就“习惯”这一切了，火灾算什么？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光日食就发生了十次 1 ，为西汉帝王之冠；再加上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陨石、沙尘暴以及奇异的青蝇聚集、童女进殿之类的事情，灾异的总量只比汉武帝时期略少。可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汉成帝的两倍。
在臣民看来，这么密集的灾异说明汉成帝本人失德。那么问题来了，是在哪个方面失德？这些灾异是应在什么人什么事上？
灾异也好，祥瑞也罢，当然是信仰，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异象，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诲；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 2 。
譬如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源自后宫。后来，汉成帝废许皇后立赵飞燕，以及再以后的赵合德自杀，都是因为这个说法。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来自权臣，权臣是谁？对王氏家族来说，权臣就是丞相王商；对京兆尹王章来说，权臣就是王凤。灾异，成了权臣之间斗争的工具。
但不管灾异的根源在哪里，太密集则意味着汉家天命的动摇。
为了消解天命转移的隐秘预言，汉成帝废掉许皇后，罢免了丞相，但灾异并没有减少。考虑到终汉成帝一世，大司马一职自始至终皆为王氏家族把控，时人即使不把全部也会把大部分的灾异归于王氏家族。
看，自从王凤接连击败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等人，王氏家族气势日炽。朝廷内，王氏家族的成员占据了大量要职，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外，王氏子弟竞逐奢侈，积聚了大量财富，各家美女姬妾有数十人，奴婢仆人不下千数，日日狂欢纵欲，斗鸡走狗；大建豪宅，堆土山，起亭台，高层建筑之间建造相通的廊道，幢幢相连，一眼望不到边。
成都侯王商要养病，竟然敢求汉成帝把皇宫之一的明光宫借给他避暑。他还凿通长安城墙，把城外河水引进宅院形成人工湖，湖上行船悠悠，船上张设帷帐、羽盖，一边行船，一边令人演唱当时流行的吴越歌曲以助兴，那都是些婉转悠扬还带点色情意味的民间小调。
汉成帝来王商家，看到王商凿开长安城墙引水，十分恼火。古代的首都和今天概念不同，长安城的性质是“帝城”，是皇帝的神圣居所，宛如天宫。出入都不容易，还敢凿城墙？但汉成帝看在母亲分儿上，咽下了这口气。
红阳侯王立父子的“事迹”，则主要是藏匿亡命之徒，豢养的宾客很多都是罪犯。有前任京兆尹王章之死在前，现任的司隶校尉、京兆尹都不敢管。唯有长安城中百姓作歌曰：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境外杜，土山渐台，像西白虎 3 。
说的是最过分的曲阳侯王根，为了让居所更豪华，竟擅自拆掉“高都里”和“外杜里”之间的墙 4 。汉成帝带着宠臣张放、姨家表弟淳于长等人微服私访，经过王根这处大宅时，从外面就看到庄园里堆成的高大土山，更过分的是，土山上渐台的造型、装饰颇似未央宫内皇家议事之处白虎殿，“赤墀青琐 ”，台阶是红色的，门窗上有涂成青色的十字连环花纹，这都是天子之制。
如此僭越，是可忍孰不可忍，汉成帝的愤怒终于被引爆。当时主持王氏家族事务、担任大司马的是车骑将军王音，汉成帝就把王音叫来骂了一通。王音不是汉成帝的亲舅舅，因此向来谨饬；对王商、王根等诸堂兄多有忌惮，也不敢管，于是赶紧把天子震怒的事情告诉了王商和王根，让他们收敛收敛。
王商与王根则效仿王凤的一贯伎俩，以退为进，兄弟二人跑去王政君那里，说自己有罪，要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谢罪。王政君见到兄弟如此，哪能坐视不管，就差人去找儿子求情。
汉成帝听说两个舅舅不请示自己，直接找母亲告状，勃然大怒。他先召见司隶校尉和京兆尹，痛斥他们对五侯阿谀奉承，放纵不法，把两个官员吓得在宫外磕头不止；又正式给大司马王音下了道策书，痛斥王商和王根去太后面前告状，把自己置于不孝的境地，还不无嘲讽地说，“咱舅舅家的宗族势力多大呀，哪像我孤身一人，又有病”，愤懑之情见于策上。最后，汉成帝让王音召集王氏家族所有列侯到王音宅邸，扬言要大加惩处。同日，汉成帝又让在身边负责秘书事务的尚书把汉文帝当年诛杀舅舅薄昭 5 的做法、依据都报上来，以备参考。
这几乎是汉成帝即位以来最大的雷霆之怒，王音、王商、王根、王立及其他王氏子弟均吓得不轻。他们都很清楚，王氏家族虽然炙手可热，但权势只来源于汉成帝，所以纷纷自带死刑刑具去请罪。
事实上，汉成帝既无决心，又依赖王氏家族理政，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家浓重的氛围下，他不能伤害母亲的感情以背负不孝的恶名，所以他已经无法像汉文帝对薄昭、汉武帝对死去的田蚡 6 那样了。所以，他做不到大开杀戒，只是吓唬这几个舅舅，让他们收敛收敛罢了。
在汉成帝这里，仿佛这都是家事，但传递给大臣的信息，就是皇帝既然都不追究，那我们何不依附王氏家族呢 7 ？
王氏家族既有这样的权势，又得皇帝的溺宠，被视为灾异的来源就很自然了。
一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权势，一边是朝野所指的灾异，按照目前的外戚体制，一旦新的皇帝登基，王氏家族该怎么办？
8.青年才俊王莽
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约公元前45年）的王莽，就在这样一种微妙的氛围里渐渐成长起来。汉成帝即位那年，昭君刚刚出塞，王莽是才十三岁的少年，他比汉成帝小约六岁，是汉成帝多如牛毛的姑舅表弟之一，并不为皇帝所瞩目。
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君异母弟弟里最年长的，死得最早，没有赶上封侯，留下的王永、王莽兄弟俩也就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当然，王莽家也谈不上贫困，但比起五侯之家，差距还是相当悬殊的。长子王永最先出仕，在禁省里给尚书的某个曹官当属吏，娶妻生子后，竟然也死了。
王莽初通人事，就要赡养寡居的母亲、嫂子，还有侄子和自己的儿女。
王莽没有资本去追逐声色犬马，面对亲戚的声势赫赫，反观自己的默默无闻，他的心态不可能不受触动，志向的种子也可能在此时播下。同时，当王氏家族成为灾异的众矢之的，王莽也应会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而在当时，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者。
若要领会到天命的微言大义，就必须修习儒学，探讨人事与天命之间的深奥秘密。譬如，五德终始，如何去推算？灾异祥瑞，如何去解释？制礼作乐，如何开太平？三代之治，如何去实现？圣人立法，如何去落实？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自孔子获麟，已经差不多五百年了，谁能成为下一个圣人？
长安城内，宫阙檐下，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王氏子弟骄矜傲慢，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却待人恭敬，勤学刻苦，修身严格；王氏子弟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却特意头戴缁布所制的进贤冠，着禅衣，束革带，一副儒生打扮。仅此一点，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其实，王氏家族在灾异的巨大压力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儒学。外戚是汉朝体制的产物，是附庸于皇室的特殊贵族，不用很麻烦就可以取得高官厚禄，进可以为权臣，退可以为亲贵，气质上与同样依附汉家传统而非儒家教化的“文法吏” 8 ，也就是行政官僚更为接近。但与以往的外戚相比，王氏家族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不仅“上诸舅皆修经书，任政事 ” 9 ，连子弟们也——
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 10
或是
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 11
王氏家族竟然开始读经了，养贤了！而且还“争名”，攀比着交结门客。甚至，一个门客进了五侯中这家的门，就不能进另一家的门。
这折射出西汉晚期的时代风貌已经与以往不同，即使是王氏家族这样的外戚也会主动接近普通的士大夫和贤人 12 。在这个时代，能够称得上“贤”的不会是汉初那种鸡鸣狗盗、行侠亡命之徒，只能是儒生，或者说以儒生为主。
王莽比这些同龄人更激进，他不只在儒衣儒冠上做标榜，而是诚心向学，把自己变成儒生。这在外戚中并不常见，因为修习儒学是入仕的渠道，外戚凭借身份即可入仕，不需要专门修习儒学。进一步看，王莽没有拜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公羊学等今文经学博士为师 13 ，而是拜沛郡的陈参 14 为师学习《礼经》。陈参可能是一位未入仕但很有名气的民间学者。
王莽既学儒，又不去学儒家的“热门专业”，格调一下子就上去了。渐渐地，他成了一个既具有外戚身份，又是儒生，还不沽名钓誉的人，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侯爵或是孟德斯鸠男爵，既是贵族，又是启蒙哲学家，有种“违和感”，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于是，凭借外戚兼儒生的身段，王莽也主动和贤人名流交往，这是弥补自家穷困，无力养贤疏财，间接实现自己抱负的办法。
从后来王莽在朝廷中受到的赞誉来推测，王莽所交往的人多为名士，比如：长乐少府戴崇，是经学家张禹的学生；侍中金涉，是汉成帝禁省中的近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汤。
陈汤，就是汉元帝时期未承王命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西域副校尉。因为是私自的军事行动，这件能封列侯的壮举在汉廷并没有得到鼓励，人也仅仅受赐关内侯。但他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豪言，在后世家喻户晓。后来，几经宦海沉浮的陈汤被王凤看中，以“从事中郎”的身份出入禁省，并帮助王凤打理幕府的军事事务，是名声在外且与王氏家族交好的名流。
此外，王莽的朋友里还有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的几个兄弟——班伯、班斿、班稚，其中班伯最为王凤欣赏，不过此时正在外出仕。王莽的年龄介于班斿和班稚之间，就把班斿当兄长，把班稚当弟弟，关系尤为密切。班氏家族是世家，文学与功业均十足称道。班斿去世时，王莽已经今非昔比，但却“修缌麻，赙赗甚厚” ，就是按照五服的丧仪为班斿服丧三个月，并赠送了大量车马布帛，超越了朋友的情分。班稚与王莽关系最好，多年以后，班稚的孙子班固将为王莽写下历史上的第一篇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