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十三章
周末的下午，绥州中学家在城里的师生，匆匆回家去了，校园里没多少人。吃过晚饭，校长杜滨见青年教师白文儒在门口站着，便叫他一起上街遛达去了。
闲暇时，杜先生习惯于常在市井百姓堆儿里，听听街谈巷议，了解点社情民意。杜先生在外面转悠，通常是只带耳朵不带嘴，不管人家说什么，他只管听着就是了。他仨出了校门，拐过小巷，沿着正街向南走去，到了鼓楼巷口看到，很多人正围在那里，听着盲人说书。
这位说书盲人是西川人，姓韩，人们习惯叫他韩瞎子。杜先生知道他，满肚子装的书，连住说上三天三夜，都不会重样，这人就有这个本事。他俩往前走了几步，站在了人群后面。
这时，韩瞎子正在嘣嘣噔噔地拨动着三弦，嘀哩呱啦扬打着响板，唾沫星子乱溅弹唱起来：
哎，弹起我的三弦闪起个板，我给众乡亲道一声安！
中国上下五千年，故事多得就堆成了山；
若要一一都道来，三月两月我说不完。
今个我别的且不表，只说甚呢？
说一段《林冲雪夜上梁山》……
一阵掌声响起，听书的人们连连叫好。听着听着，不时听见周围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议论着:自古饥寒生盗贼，乱世响马多，朝朝代代都是这样；可不是嘛，绥州要是就这么再旱下去，老百姓怕是也要上梁山了；眼下的老百姓啊，打窑盖房要缴税，卖点瓜果菜蔬要缴税，即就是垒个猪圈羊圈，搭个牛棚马厩什么的，也要缴税；穷人想活活不好，想死又怕死不安稳，就连给死人打坟买棺材，也得缴动土税棺材税。听说西川那边已经有人上了白于山，大户人家的金银财宝早就藏起来了……
周围的人又是一阵儿议论：想当年李自成、张献忠为甚要造反，不就是因为天下大旱，流民成群，百姓无路可走嘛。听说现在咱绥州城墙下还有七条龙被压着，如今要是再敢把城墙推倒，没准儿真还敢又闹出来几个李自成呢……
回到学校，关起门杜滨对白文儒说:“方才街上的话你听见了吧，民心不稳，怨声载道啊！要看到，众人说的那些话，也不是随便撂的瞎话，绥州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苦甲天下啊！”
“校长所言极是。”白文儒说，我们绥州现在是天灾加人祸，穷困到了极点。地里头颗粒无收，庄户人家十室九空，而上面却不断加捐加税，乡镇又层层加码，自治款、警务款、剿匪支应款、补充枪支款、修堡修寨款、乡师款、教育款、区办费、犒军费，名目繁多，足有上百种，已经到了无月不捐、无物不税的程度，老百姓实在是没法子再过下去了。前些天，白龙镇的庄稼人进城闹祈雨，差点被军警抓了去，受苦人哭天叫地的，看着实在是凄惨得很！
“唉，”杜滨叹息道，“老百姓也是没辙子，只能是祈祷祈祷神神，哭哭皇天罢了，不然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校长，恕我直言，您孜孜以求的教育救国匡世这条路，以后真还不知道能不能继续走得下去？您看当下绥州这时政，政弊官贪，恃强凌弱；捐税苛繁，猛于虎狼；兵匪一家，恣肆造孽；民生凋敝，无人问津；百姓无助，任为鱼肉。以我之见，绥州的国民革命，当务之急是要赶走土皇帝，除掉兵匪祸！前几年，毛泽东他们在湖广那边就是这么闹的。”白文儒说的土皇帝，是指绥州防区司令靖文雄。
“谈何容易啊！”杜先生苦笑道，是凭我们的一张嘴皮子，还是靠我们手里的一支秃笔头？自古道，朝盛笔为椽，世乱刀作主；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当下的民国，文如花瓶笔似蜡，有枪便是草头王，哪还有我们传道授业者说话的份儿呢？
白文儒朝窗外瞭了一眼，见没什么动静，转身凑过来低声道：“我听说刘志丹谢子长俩最近都回来了。”
“是吗？消息可靠吗？”
“可靠，绝对可靠。”
“好啊，刘谢他俩挽起手来就好！”
杜滨彻夜未眠。对于刘志丹谢子长他俩，杜滨是了解的。刘谢俩都是绥州西川人，也都是绥州中学的学生，早几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中学毕业后，谢子长回了老家，一直在绥州西川一带活动。刘志丹考入了黄埔军校。以后，刘志丹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到了河南南阳，在冯玉祥的四路军里做政训工作。老蒋翻脸后，到处追杀他们这帮人，好在他的命还算大，听说是在武汉趁上厕所的空子逃了出来。后来又听说刘志丹回到了西北，跟谢子长他们又汇合到了一起。头年清涧和渭华的两次兵变，挑头的就是刘志丹、谢子长，还有唐澍，他们几个拉起了一支队伍，叫西北工农革命军，可这两次起事都没有成。万幸的是，这俩后生到底还是命大，又从死人堆里逃了出来。对于刘志丹谢子长的回来，杜滨无疑欣喜万分，可又不得不为他们往后的处境捏着把汗，因为他知道，靖文雄手里的枪杆子，比他们的不知道要多多少倍。
他又想到了眼下绥州的社会和民生状况。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初创之时，杜滨满以为，随着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
，绥州地面上持续了几代人，死伤无数的反清斗争的结束，绥州从此可以免受兵燹之苦，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了。那阵子，他到处发表演讲，说民国民国，即为民权之国，民主之国，民生之国，民众从此可如中山总理所言，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当今之时，要改变绥州民生凋敝之状况，惟有大办教育培育人才方为根本出路，于是他便一门心思扎到了教育上。然而，以后他所看到的实际状况，并不比晚清社会能强多少。延绥地区先是扎进来靖文雄的两三万兵，吃喝拉撒全靠当地的捐税，弄得老百姓不堪重负；后来又是中州的白朗入陕，山西的阎老西过河，北边的乡勇骚扰，西边的马家军东进，各路军阀暴戾恣睢，鱼肉民众，侵害乡民，老百姓简直苦不堪言；再以后又是疑神疑鬼的搞什么善后清查，指良为匪，到处抓人；加之春旱接伏旱，多年不雨，庄稼绝收，十室九空，绥州更是雪上加霜。面对如此深重的天灾人祸，国民政府中有志举善者无力回天，平庸无为者听其日下，而贪赃枉法者则肆意作恶草芥人命，老百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目睹民国十余年之现状，杜先生时常叹息道：民有此国，实如囚徒啊！这等先天不足后天失德的政府，谈何实践三民主义？
当然，杜先生现在毕竟是绥州中学的校长，况且又是县里的参议，在公开场合讲话，他一直是谨慎的。杜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倡新而不失于激进，开明而不逾于规守。尽管如此，这两年杜先生还是觉出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民国十六年进行的清党善后中，绥州有人就盯上了杜滨，说他是“白皮红豆包”，言下之意是，杜滨名为无党无派的县府参议，实则暗渡共产，戴个红帽子不冤枉他。
支持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是，绥州中学这几年学潮迭起不断，与校长杜滨的怂恿直接有关，学校教师学生喊的唱的，跟北平上海西安的学潮，完全是一个调子，宣扬这个思想那个主义，动不动就闹罢课，搞游行，大街上游行演讲的，刷标语散传单的，都是这个学校的一些狂妄之徒；再看看，前几年乡下搞什么农协会的，挑头抗捐抗税的，十有八九也是在他们那里念过书的。早几年学校跳蹿得最厉害的那几个教师，他们在北平上海念书的时候，就跟共产党的大头子李大钊陈独秀有直接联系，而这些搅民乱世的赤化分子，却跟杜滨的关系又非同寻常。所有这些，能说与这个姓杜的没有干系吗？
杜滨对这些指责起先并没有过多在意，心想就凭你们这帮瞎熊狗日的，要咬倒我杜某人，嫩了点！杜先生心里清楚，大千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鼠斗大象，一物降一物，眼下，量他靖文雄还不至于能把我杜滨怎么样。
不过杜先生也没有完全沉默，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正二八经地反驳过一次。他很激动，说我杜滨作为绥州中学的校长，你们在座的都是见证人，我何时何地有过越矩不规之举？说三民主义的好话有何过错？三民主义是先总理中山先生毕生倡导并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治国方略，吾党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出路，我杜滨为其鼓与呼当是应尽之责；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又何罪之有？那也是中山先生生前确定、吾党同仁一致同意实行的三大政策；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批评愚昧，抨击专制，又错在哪里？如果要说有错，哪我们当初推翻封建帝制又为了什么？诸位不看看，国家这些年都成了什么样子，整天乱哄哄闹嚷嚷，你方唱罢他登场……
杜先生的这些话，有人很快就给靖文雄搬弄过去了，据说靖大人还是挡了一句：这也不能全怪杜滨吧，龙头摆，龙尾还能不摆吗？谋算收拾杜先生的那帮人，只得偃旗息鼓，背后悻悻道：这个姓杜的，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