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217节
李思华继续说道：“我会推动个人电脑届时预装所有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软件，做到家庭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实现全部的互联网服务。等到智能手机诞生后，再移植到手机上。”
“互联网时代，自然会引发民间的互联网创业热潮，属于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内容的，对有前景的项目并购和改造，最终形成统一平台；不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自然是百花齐放，公平监管下的自由竞争。”
“互联网用得好，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绝对超过资本主义。在我看来，从蒸汽机、内燃机一直到计算机，三次工业革命，都可以看成是修筑一栋大厦的打基础阶段，而互联网才是基础打好了，修筑的第一层楼，未来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可以算是第二层楼。再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路径，其实就是体制+科技，先建立和完善初步体制，发展产业体系，然后就是用科技不断进阶，并在进阶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体制来适配。这就是建构先进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然后根据生产力的进步水平、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配的过程。”
赵云腾有点开悟了，他说道：“确实，互联网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很多用途，恐怕是资本主义用不上、用不好的。例如基层反馈，有了互联网，相当于在民事调查警察外，多了一个体系，人民可以把问题、举报、建议等等，直接反馈上来。只要我们不是像前世那样的机构弱化和异化，比如信访局变成了维稳局一样，所谓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置之不理不，那么这个体系就肯定很有用。需要有一个软件，专门对应民众的这些呼声。”
“管理的极限之后，就需要依赖科技进一步突破，这就是技术进阶论。制度和体制的红利，在某一种生产力水平下，都是有限的。只有科技突破，制度和体制红利，才能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而获得下一阶段的红利。”
李思华赞许：“这个理解就对了。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举个例子，铁路交通，我们到1970年，预计重载铁路，将达到约70万公里；而从1971年开始，从220公里/小时的时速，开始发展高铁，未来高铁和重铁，大约每年是各修一半；在高铁之后，可能是地下6070米深的管道高铁，时速可以达到普通高铁的一倍以上，即700公里/小时以上，这个可以通过大型盾构机来修筑，通过地底的封闭性来减少高铁阻力；在管道高铁之后，可能是时速20004000公里/小时的真空管道高铁，那是我知道的极限——总共4个层级，3次大升级。”
“可以明显地发现，每一次大升级，都需要国家动员和国家意志，只有能保持这两种强悍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顺利地升级。你应该很清楚，资本主义国家，在升级高铁这第二个层次，就开始出问题，欧洲的法国和西班牙，政府的能力还比较强，还能够推动高铁。但是美国由于航空、高速等既得利益财团的阻挠，实际上升级高铁已经不可能。”
“推而广之，未来的地下管道和真空管道这更高的两个层次，资本主义国家是搞不下去的。社会主义的优势之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是直接经济效益低，但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高的大事。而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几乎就越不存在，阿波罗登月，在原时空，不就几乎是美国办大事的绝唱了？航天都交给马斯克的一个私人公司了，本质就是因为航空是长期回报，缺乏短期利益。”
赵云腾同意：“是啊，如果是全社会型的技术升级，每升级一次，社会主义都有机会超越一次。”他想了想，又说道：
“其实现代农业的例子也很显著。穿越前，美国的科技，实际上是可以实现农业工业化的，例如最主要的方向——农业工厂或者农业大厦。但是因为投资太高，回报率却很低，属于长期回收类型，结果就完全没有发展的动力。在农业规模化上实现的资本密集型高效率农业，却因为下一层级的投资回报率过低，而废弃了进一步升级发展。”
提到这个话题，李思华是已经深思熟虑的，她说道：
“农业上看得到的，暂时可以分两级，第一级是农业多元化和规模化，我们是通过乡寨和农场来实现的。第二级就是农业工业化，要通过农业工厂、农业大厦来实现。这第二级，除了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无法实现全社会普及和整体农业升级的。”
“现在的科技，已经勉强可以实现农业工厂或智能大棚，毕竟有了控制芯片嘛。但成本太高，现在的一亩地，试验下来几乎要耗资150万元，还根本无法普及，也不够智能化，所以还必须等待技术的进步。”
“即使等到未来，这样的投资，也是了不得的天文数字，农业工厂或大厦的产量，以占地面积来算大约是2030倍的增幅，我们未来20多亿人加上对外支援，算得宽松点，用60亿亩耕地除以20倍，实现全面升级的话，就需要3亿亩的智能农业工厂，就算那个时候成本大幅下降，例如到了50万元/亩，那也要150万亿人民币。这样的超巨额投资，加之回报率又低，现在用50万元/亩做财务测算，投资回报率仅6%。西方哪个私有财团会投资呢？他们没钱的政府吗？”
“我现在是把我们完成这样的农业工业化的时间，放到了20252030年，说白了，从1976年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需要至少50年的连续投资，从全国gdp只有10万亿的时代，一直投资到全国gdp可能有1000万亿的时代。”
“这样的超长线、低回报，但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未来效益巨大的事业，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可以做到的。但这样的事业是没有效益的吗？到时候中国的农业必然可以吊打全世界，无论是什么方面。我记得穿越前的荷兰，只建成了16万平米的植物工厂，结果其生产的花卉和特色蔬菜，就创造了1000多亿欧元的价值。绝对的生态、环保，标准化的品质，不是美国那种依靠化肥和转基因的规模化化工农业能比的。”
赵云腾有点担心，说道：“那么农民怎么办呢？这些极其先进的工厂，替代了传统农业，会不会造成大量农民的失业？”
李思华眯起了眼：“这无可避免。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会越来越少，只能是转移到其它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上。其实不限于农业，而是涉及所有的制造业，未来可能需要1亿以上的工程师和科技人员，但对缺乏技术含量的普通人来说，需要得越来越少，而且只要是涉及程序性的可重复性劳动，都可能被智能化机器替代。”
“这是一场创造就业与智能化消灭就业之间的竞赛。只能是发展一步，解决一步，但有个原则很清楚，不能去创造那些很容易被替代的职位，没有真正的意义，拖延时间而已，解决不了问题。”
“届时乡寨不但不能消灭，还必须加强。我是准备到一定的时候，全民乡寨资产化的。包括城市居民在内，在全国乡寨，都必须要有一套房三亩地。20亿人，不，就算25亿人，也不过是75亿亩，加上其它配备15亿亩，一共90亿亩600万平方公里，中国配备得起。当然，需要每个家庭每年投资一点，不能都是国家出钱。”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承认，自然农业仍然有生存价值，单单是一个微生物种群的丰富，就不是全封闭和净化的智能农业工厂农产品能比的。最后的农业，应该是搭配，每个人在智能农业产品为主的基础上，搭配一些自然农业产品，恐怕才是最好的饮食搭配。所以，精品化的家庭农场，仍然有重大的生存价值。”
“第二，就是为底层人民留退路、留保险。就算到时候的职位不够，难以就业，至少不会影响生存。有房有地，就有了生存最起码的基础，饿不死人。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有房有地，才是真正的自由民，才能挺起脊梁、理直气壮地保护底层人民自己的利益，不会被所谓可能变质的精英资本主义化，让底层人民沦为实质的奴隶。稍微有点骨气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怕什么？大不了自种自吃，该斗争就斗争。”
赵云腾听得心潮澎湃，正所谓做大事，就要“建功于百世之外”，福泽后世民众。姑姑的做法，真的就是这样。
李思华感叹：“要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质，就需要每一代的精英，基本上做到断传承，每一代都是从人民中选择优秀分子，构成新的精英管理和精英科技阶层。”
“传统的问题，就在于精英的传承化。第一代的精英，最后有钱有势有地位，他们的后代，就处于与平民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平民一辈子的努力，还不一定赶得上他们子女刚刚开始的位置。长此以往，就形成越来越固化僵化、而能力操守不断下降的贵族阶层。我们过去的皇绅朝代是如此，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这样的国家，最后是持续不下去的，必然最终崩塌。”
“所以我们的内部体制，就需要不断地朝向精英断传承而努力，这不是让精英的后代没有出路，否则谁有奋斗的动力呢？但每一代，都必须是一个平等的开端，不能有人享有优先权，像跑步一样，已经跑了一大截，甚至直接在终点等候，而大部分的人，则只能从头出发。”
“完全的公平是做不到的，但我们至少要保证大部分的公平，阶层固化，永远是国家衰落的开始。”
赵云腾无言地点头，他想着，这很困难，每一代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斗争，历史上所有最后的胜利，都是精英，因为他们掌握着国家的主要权力，决定国家政策的方向，而普通民众不过是草民和屁民。而且不是每个精英，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很多反而隐藏着更强烈的利己主义，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嘛。
主席和姑姑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从体制、产业、土地到财产等方面，包括思想教育、10%民兵组织和流动民兵体系、流官流吏流干、人民分红等等措施，大约可以总结为“全民教育和中产化”和“先进分子权力化”，全民不间断地文化和思想教育，各种措施保证对底层人民的分配倾斜，使其实现共同富裕有“底层资产”，来保证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以及阶级立场；从底层人民中挑选骨干先进分子，以之作为捍卫底层人民权力的组织和屏障。
赵云腾默默下了决心：自己不知道主席和姑姑的这一套理想和体制，能不能永远地保护底层人民的利益，保证革命的初心。但自己的一生的使命，就是守卫主席和姑姑的心血，这是人民的利益。
第347章 伊朗的内变
西元1970年5月的一天，伊朗总统巴札尔甘，冷静地听着来自中国的宗教访问学者撒仲谦，简述这几年来，他与大阿亚图拉霍梅尼之间，关于伊斯兰理论与伊斯兰治国思想的沟通。
按照撒仲谦的总结，霍梅尼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他的思想可以主要概括为：
一、伊朗必须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由教士领导和统治。这是因为他认为无论是世俗的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唯有教士集团，经过长期对真主虔诚信仰，以及苦行、学习和洗练，才具有高度的、纯洁的意志和能力，治理好国家。
二、他的理想，是一种“哲人王”制度，宗教的最高领袖，是经过了长期的考验，从无数教士中挑选起来的，因此可以负担这一职责，他是具有最高伊斯兰教义学养和最高道德的典范，由这样的最高领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拥有国家事务最终裁决权和最高监护权，才是最有效最稳定的伊斯兰政体的逻辑起点和建构基点。
三、按照霍梅尼对“伊斯兰政府的形式”的设计，伊斯兰政体的“立宪”含义，不是指基于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进行限定和规范，而是指统治者服从《古兰经》和《圣训》。“因此，伊斯兰政府可以被界定为依据神法对人进行统治”。他认为这样的话，能够保障社会基本准则和核心价值的稳定性，排斥来自现实社会的功利考量，防止准则与价值的变异。
而一定程度上，超越于世俗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作为社会准则和核心价值的监护人，又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社会准则和核心价值的稳定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准则和核心价值的实践性。
四、霍梅尼想通过设立国家利益委员会，建立一个伊朗伊斯兰政体两极（宗教与世俗）之间最重要的链接器。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存在矛盾，当伊斯兰崇高的社会理想、社会准则，与人民群众眼前的实际利益、现实愿望发生矛盾时，由这个机构进行调节。
巴札尔甘内心呵呵，完全不以为然，一个教士集团能够带领伊朗走向现代化？这是指望用千年前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今天，强行来适应现代社会，怎么可能真正行得通？或许伊朗能够因此而稳定，但一个神权国家，也让国家未来变得没有希望。
巴札尔甘在原时空的历史上籍籍无名，但新时空可是伊朗现在最有名的政治家。这主要是因为摩萨台政府当年被中国拯救后，其“伊朗民族阵线”政府得以延续，而巴札尔甘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新的党魁，最终成为总统。他曾经到中国读过博士，对于中国的革命理论很熟悉，虽然他认为伊朗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遵从中国的模式，但作为一个充分接受了现代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曾经的军人，他肯定也无法接受霍梅尼这种“神权国家”的想法。
时光来到1970年，伊朗的经济，这些年发展相对顺利。目前每天仅出口以中国为主以及其它国家的原油，就达到了250万桶，年出口量高达10亿桶（伊朗有原油储量1500亿桶以上），仅此项收入就超过了60亿美元，更何况还有天然气收入，目前通过巴基斯坦、通往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已经贯通，加上一些其它收入，例如自己炼的成品油，每年与油气有关的收入，折合美元就高达90亿美元。
伊朗此时的人口，不过是3000万人左右，所以单单石油收入，平均到每一个国民，就高达300美元。在中国的帮助下，又从中国和西方引进了一些工业，所以现在伊朗的基础工业体系，也发展得不错，各种产业叠加之下，使得伊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左右，在六十年代末期，可谓妥妥的中产收入国家。
收入不错，对国民的福利也就不错，所以“伊朗民族阵线”的统治，还算稳固，军队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现代化和“国家化”。但是巴札尔甘也敏锐地发现，国家存在着巨大的隐忧——宗教集团不断加强了对世俗的干预，这对世俗政党政府，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尤其是霍梅尼为首的教士集团。
巴札尔甘自己就是虔诚的什叶派信徒，他当然不会反对教士，但他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也不能接受教士治国。每一次想到伊朗的宗教集团结构，他就不由得悚然而惊。
什叶派将教士分为：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这三大级别，三个递进的级别，要经过长期和严格是宗教研习和学术研究，根据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经过极其严格的筛选制度逐步晋升。当今全球什叶派穆斯林中的大阿亚图拉不足十人。
每个什叶派穆斯林，都会在清真寺里跟随一位阿訇，即霍贾特伊斯兰。每位霍贾特伊斯兰，又会追随一位阿亚图拉，每一位阿亚图拉，又会以一位大阿亚图拉为导师。甚至可以这样说，全球数千万的什叶派穆斯林，可以根据在世的当代8位大阿亚图拉，而分成8路大军。这是何等的力量？
所以不能让激进而不能调和的人物，长期呆在大阿亚图拉这样的重要地位上。
巴札尔甘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对撒仲谦发问：“您对霍梅尼的理论有何看法？”巴札尔甘很尊敬撒仲谦，这位中国学者温和而谦逊，但思想非常敏锐而开明，能够容忍各种不同的思想，哪怕很异端。他不仅对伊斯兰理论非常熟悉，也对西方思想和中国苏联的各种思想流派，非常熟悉。
撒仲谦温和地笑笑，说道：“我不能说霍梅尼的理论，在伊朗特殊国情的背景下，毫无道理，它是有一些合理内核的。或许在一个阶段中，伊朗形成宗教-世俗的二元政体结构，是合理的，不过霍过梅尼想要的是进一步的教士一元化的结构。这我可不赞成，我可不相信一个无约束无制约的教士集团，能够保证不腐化，或许他们本人可以，但他们的亲属子女呢？”
“教士集团与现代政党组织，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政党组织更灵活，能够通过建立内部制度和外部人民监督的体系，来保证组织的活力，中国gc党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在教士集团中，唯一能约束他们的，就是对真主的信仰，但很多人的信仰，也是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信仰。”
“我对您的建议，是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伊朗的现代化，对伊朗乡村的冲击，一直到现在，伊朗的乡村，是由乡村首领卡德胡达，或者大地主的代理人穆巴谢尔来管理的，这些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得甚少，反而由于政府倾向于乡村土地改革和提升妇女地位，有所不满。虽然霍梅尼教士集团也认为乡村需要改革，但至少乡村权力阶层，目前的不满，是指向政府的。”
“第二个是针对教士集团，需要非常谨慎的措施，他们在伊朗的影响力太大了。而霍梅尼的理论，是被非常多的教士认同的，每个宗教，总是倾向于建立地上神国，世俗化对很多教士而言，就是异端。”
巴札尔甘非常认同撒仲谦的判断，要在伊朗建立稳固的政体，教士是绕不开的，如果一味打压，只会让伊朗政局处于动荡，他们对民众的动员能力太强了，但是也不需要霍梅尼这样的激进教士，那是另一种威胁。
送走撒仲谦后，巴札尔甘沉思了一会，他想到了上次与中国大使谈论伊朗政治人物的时候，中国大使对流亡西方的前巴列维国王和霍梅尼两人的评价：巴列维只是一个伊朗的民国军阀，而霍梅尼，说不定就是伊朗的列宁。
他冷冷地笑了笑，伊朗的列宁，是暗指霍梅尼终将在伊朗掀起革命吗？那就让你这个列宁，早点告别人世吧，政府需要温和的大阿亚图拉，而不是激进反政府的人士。
巴札尔甘几天后，召见了“政府情报局”的局长阿布哈桑，此人是巴札尔甘最信任的人，两人秘商了整整一天。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霍梅尼在神学院他的居所中去世，按照医生的检查，他是死于突发的心脏麻痹，由于早晨发现时已经去世，所以无从拯救。他的亲属有的不相信，请来了伊朗的名医复查，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为没有别的解释，也找不到下毒的痕迹，最后他的亲属和学生们，只好接受了这个结果，虽然他们觉得霍梅尼的身体一直很好，清心寡欲的人嘛，怎么突然就会心脏麻痹呢？
很多年后，才有人猜测他可能是死于一种液体的毒药——氢氰酸，这种毒剂易于挥发，进入人体后，将迅速让细胞内的呼吸酶失去作用，造成全身窒息性死亡。以当时伊朗相对落后的医学科技，相关人员会因为窒息造成脑水肿等特征，误以为被害人，是心脏病发作导致死亡的。因为氢氰酸具有强烈的挥发性，所以很快毒剂就会挥发干净，可谓杀人于无形无色！
之所以十来年后会怀疑，还是因为届时克格勃在西方的一次暗杀，使用了氢氰酸这种毒药，闹得沸沸扬扬，才使得一直对霍梅尼之死耿耿于怀的人们，又重新怀疑起了这件事。但时过境迁，即使在伊朗境内，也只是被人们作为一件“奇谭”而已。
霍梅尼死的时候，并未与巴札尔甘政府闹翻，所以他的学生们并没有对政府产生怀疑。而霍梅尼也没有原时空那样，对伊朗的影响那么大，他还没有经过流亡等一系列的“封圣”过程，伊朗民众尊重他，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大阿亚图拉，而并没有那种狂热的情绪，虽然他已经是大阿亚图拉中影响最大的一位。
因此霍梅尼的死，最大的震动，被限制在了宗教界，巴札尔甘也向霍梅尼家人致意慰问，但也仅此而已。
在霍梅尼死的几个月后，巴札尔甘向教士集团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他声称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故乡，是真主注视下的神圣国度。他拜访伊朗其它著名的大阿亚图拉，并与他们协商，做出了两个重要的改革：第一个是设立宗教监督局，由教士组成，可以对伊朗政府和社会规则提出议案，由议会讨论决议通过。第二个是议会进行改革，未来1/4的席位，由各个大阿亚图拉推荐的教士担任，以保障伊朗的行政“符合真主的规则”。
虽然西化的“世俗自由派”，批评巴札尔甘的政策，认为这是伊朗现代化的倒退，但巴札尔甘此举得到了教士集团的高度赞赏，他们认为这是巴札尔甘对宗教的妥协和支持，伊朗的内部局势，因此而稳定了下来，本来除了霍梅尼以外的宗教领袖们，并没有野心勃勃到要让宗教集团统治这个国家的意图。
巴札尔甘的这两项政策，也是来源于撒仲谦的建议。他认知到，尤其在伊朗的乡村，教士集团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和决定性的，不安抚好这个势力极大的利益集团，伊朗是稳定不下来的，于是“除去激进派、扶持温和派”、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策略出台了。
观察到伊朗的局势最终平静了下来，中国cfia中东处的处长温浩存，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终于落了地。
这两年他本来对伊朗的形势越来越不安，尤其是对那个总书记几次提起要重视的霍梅尼，此人不仅是激进派，关键霍梅尼非常擅长教育学生，按照cfia的统计，预计新一代的伊朗宗教学者中的翘楚，霍梅尼的学生，可能会占到一半以上，这是什么概念？要是未来伊朗有10个大阿亚图拉，而霍梅尼派系的居然有6个的话，他振臂一呼，伊朗必然立即陷入动乱，而任何一个伊朗政府都抵抗不住，甚至有军队也不一定有用——军人还不都是什叶派教徒？
在cfia看来，伊朗无疑是中国在中东和西亚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二十多年的双边关系发展下来，伊朗对于中国的利益，是多元化而深入的，可不仅仅是石油利益，其它的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伊朗的石油出口，70%以上仍然是出口中国，而出口中国的石油收入，几乎最终都变成了伊朗从中国的进口——工业设备和产品、武器弹药和装备、机电产品和大量的民生产品、食品等。
中国的官方和民间机构、包括ngo系统，深入到了伊朗的各个城市乡村，与各阶层都建立起了相对良好的关系，各类中国人在伊朗的数量，都超过了30万人。
甚至就是中国的文化，现在也是与西方文化对伊朗的影响，平分秋色甚至超越了西方的影响。因为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针对伊朗那些中上层阶层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但中国文化的影响，则不但对这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反向的影响，更渗入到伊朗的普通人。现在伊朗各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娱乐节目、纪录片等，凡是属于进口的，中国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
因为伊朗的文艺界，现在与中国的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流行电视剧，几乎在中国首轮播映完成，第二轮播映的时候，就会出现在伊朗的电视台上，每年几乎都至少会出现一部热剧，让伊朗普通家庭万人空巷。而且中国的文艺节目，即使在保守的宗教界看来，总体也是没有问题的——符合传统的伊斯兰家庭观。
更不要说那些有意培养的、大多数亲中的伊朗留学生了，比较早期的留学生，很多已经成为伊朗现在社会的中坚力量，尤其伊朗的“国企”和大企业中，有很多这样的亲中伊朗人。假以时日，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将完全替代美国的影响。
相对而言，苏联在伊朗的影响力，是每况愈下的，他们主要是通过扶持的“伊朗人民党”来对伊朗发生影响，但这个党的傀儡性太强，被很多伊朗人反感，而且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现在也不强了，贸易上双方的出口产品都是石油，实际上是竞争性的。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的影响力当然越来越弱。
更何况，现在伊朗还是中国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根据地”，每月都有中国训练的批量游击队，使用中国武器和弹药，踏上伊拉克的国土，投入对美国的消耗游击战中。而未来如果伊拉克局势颠覆，恢复了独立主权国家，中国与伊拉克的联系，也不能只是通过海上，陆路的伊朗可能更重要。到时结合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伊”，对于保障中国的石油供给，当然是战略性的，甚至可以说，除了价格影响，有没有波斯湾其它国家的原油，都不重要了。
如此的大好形势，怎么能让霍梅尼之流破坏掉呢？虽然即使霍梅尼上台，也不一定会改变现在伊朗的亲中趋势，毕竟中国在伊朗的根基已经太深了。但是宗教人士可不像政界人士，可以预测和把握他们的政策倾向。而且一动不如一静，让伊朗局势稳定，才是中国此时的最大利益。
但是中国直接出手，是违反原则的，而且如果巴札尔甘等人知道了，不但不会感谢中国，反而会警惕中国，这是明显地在干涉伊朗的内政了——今天可以干掉霍梅尼，明天就可以干掉他巴札尔甘。
中国之所以与伊朗的各种政治力量，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就是因为中国表面上的“不干涉”政策，包括巴札尔甘等人都知道，即使是对伊朗留学生，中国也不进行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试图改变这些人的信仰和思想。中国人在伊朗的利益基础很清楚——资源和市场，而不是殖民和操纵。不像苏联，总是试图培养出苏式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最终颠覆伊朗政府。
最后，cfia的选择，是一套曲线推动的策略组合，让巴札尔甘政府，自己去消灭这些不稳定因素，现在看来，巴札尔甘做得不错，温浩存的担心，才终于解除了。
伊朗的局势，在外人看起来波澜不惊中，其实渡过了可能的动荡期。
第348章 伊拉克撤军与南海7岛基地
西元1971年1月，中央军委会议，一号会议厅。
这是一次“扩军”会议，如此重要的议题，所有的军委委员悉数参与。
李思华仔细地听着国防部长秦季威的汇报：全军扩编到500万人，其中陆军210万人，包括38个集团军，25个合成旅，若干其它特殊部队；海军80万人，海军陆战队30万人；空军70万人；特种部队30万人；战略支持部队等（导弹核生化以及军事院校等都在内）80万人。
实际上，在六五计划期间，海军已经提前大规模扩军，因为到了大发展的阶段，现在只不过是统筹全局，将新的“盘子”全部定下来。
扩军的理由是充分的，海军本来就需要大扩张，舰队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海岸和内海防卫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新时空单单是海岸线的长度，就超过了7万公里以上，而内海的面积近乎千万平方公里，这样大的海上领土，自然需要大量的海军。原来是因为海军的能力太弱，但现在解决了问题，自然要将之扩编到适当的程度。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开启了不断的世界革命，例如在非洲，驻军肯定是必要的，未来中国派出驻外军事基地的军队规模，可能不断扩大，所以陆军和特种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的需求，也在扩大。
第三个原因，则是苏联的军队规模，开始了不断膨胀，cfia预计苏军的规模，至少会扩大到450万人以上，中苏虽然近年关系不错，但不可不预防，因此空军和陆军的需求，与原来也是不一样的。何况苏联在中苏边境，现在也不止原来的40多万兵力了，驻军现在已经超过了65万人。
除了解放军，国卫部队也扩编了，现在的规模达到了400万人，尤其是边防国卫，现在有差不多200万人，超过500个边防旅。在这样的规模下，才保证了国家边防无死角，每一条边境线，都实现了严密的监控和守卫。
能够承受这样的军力，当然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刚刚结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在西元1970年，gdp超过了4.95万亿人民币，相比1965年增加了约65%，折合美元达到1.98万亿，是美国1970年gdp总量（9552亿美元）的2.07倍，初步达到了李思华设定的“以美国gdp的2倍作为战略逆转点”的要求。 这个数据，也大约是苏联1970年gdp的3倍还多（cfia经济部对苏联当年gdp的估算，大约接近美国的70%），开始对苏联形成了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了。
汇报完成后，李思华没有对总的兵力编制提出异议，但她要求调整了军队的驻地计划，本来在天南省和柔佛半岛南部，陆军驻军各有一个集团军，但现在她要求各增加一个，而且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等其它部队，也相应增加，这使得在这个中国最南部的地域，不算海军和空军，驻军总数都超过了30万人！
李主席是想干什么？军委委员们一下子精神都抖擞了，李思华却是笑而不言，说先执行，没到时候，不该打听的，不要瞎打听。
这下子军委委员们心里更是痒痒的了，李主席心里，肯定在酝酿着一盘大棋！不知道到时候，自己有没有领兵的机会呢？有人的心思，已经开始琢磨起美梦了。
机灵点的，已经在猜目标是不是爪哇了，可是李主席一直说那里是中国的“人力垃圾桶”呀，难道不想再要这个垃圾桶了？想了半天，大家伙还是不得要领。
李思华心想，计划的一切，都还是未雨绸缪，条件是否能够完全具备，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呢，当然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