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85节
他向主任感叹说：“浅海养殖加上淡水养殖，水产可真成为国家在耕地和森林之外的第三粮库了。”
主任一拍大腿，说道：“那可不！如果不是内地很多人不习惯吃太多水产，我看水产养殖，早晚超过森林的产出。”
赵云腾笑着摇摇头，对于内地的大多数人，水产虽好，却不能当饭吃。
他想起了曾经去过的一个森林乡寨，在大兴安岭的大山里面。
森林的乡寨，与普通乡寨是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每个森林乡寨是2万人规模，是普通乡寨的4倍。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森林中的乡寨，相对孤立，分隔很远，尤其是离开城市比较远。
所以为了生活配套和娱乐商业的需求，就必须强调单个单位的规模，有了2万人这种前世一个城镇的规模，才能配套得比较齐全，很多公用设施，也才有经济性。不过就是管理的地域比较大，每户人家为了进行自己管理的100亩林地的生产，每天都要先坐车，再骑马或者骑驴来回赶路，而镇上则刚刚配了一架直升机，用来巡航和救险。
没办法，整个乡寨管理的林地，高达75万亩（500平方公里）。林民们去管理自身的林地，走个二三十公里是寻常事。幸好现在林区的山间公路开始完善了，林民们可以先坐公交到自家林地附近，再骑驴赶马去工作。
那个名叫“明珠寨”的森林乡寨，还是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已经有了三次产业的框架。
其第一产业是种植和养殖业，这是发展得最完善的。每户的特色养殖，至少都有56个主营项目。种植的多数是中药材（赤芍、金莲花、花返魂草等20余个中药材品）、蘑菇、蓝靛果、灵芝等；采集的有红豆、偃松籽和野生蓝莓等；养殖的，就是猪、牛、羊、鹿、禽（鸡鸭）、蜂等。
种植中当然还包括经济果木，例如沙棘等。人工管理的森林，其树木品种都按规划，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也还在不断地调整中。
第二产业当然就是森林的本业——木材。主要是采运和加工。目前规定是15年轮伐一次，部分名贵树种，则必须要到2030年才轮伐一次。赵云腾知道这是李思华亲自确定的。她的依据是原时空中国每年消耗的木材，需要8万多平方公里的森林出产，这个时空如果将标准放得宽点，未来20来亿人口，算每年消耗2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木材，15年那就需要至少300万平方公里的轮伐森林。
除了打造家具，将木材加工成各种板材等，多数木料还是运出山去，作为造纸和其它建材等使用。
第三产业就是服务林业，明珠镇的选择是发展森林康养，他们并没有发展那种西方式的高端康养中心，而是充分利用镇上的民居和公用设施。很多家庭的住宅，都设有专门的标准化客房，可供康养来宾居住，还有一个2000平米的林家院，算是当地的宾馆了。饮食可以向愿意参与服务的家庭订购，也可以由镇上的疗养餐中心送餐。镇上的卫生所，也设立了康养专科。在赵云腾看来，有点前世民宿的味道，但又不完全一样。来宾的康养，实际上主要就是浅浅地参与镇上居民的林业活动。
这个年代还没有网络，宣传不便，不过在大兴安岭的附近几个城市，这里还是小有名气，电视台每年在夏季前，都帮忙免费宣传，所以生意还不错。开业3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大几百到上千户的家庭，来这里消夏，有的甚至年年都来。其实有那么多客户，镇上已经很满足了，再多了就要影响林业生产，他们并不愿意。
通过三次产业的阶梯开发，明珠寨的林民们，日子也过得很红火。在他去的时候，明珠寨的主任还自豪地和他说，每年寨里都能留下十几个流动民兵，他们已经构成了寨子基层干部的中坚。
这些见多识广的流动民兵为啥肯留下？虽然这里是山区，好像比较寂寞，但日子过得好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喧嚣的生活，也有人喜欢这种安静祥和的生活的。再说他们在这里非常受欢迎，林民们巴不得儿子能娶流动民兵中的姑娘，女儿能嫁其中的小伙子。主任每年都鼓励当地的小伙子姑娘们，去和流动民兵们“联谊”，要是彼此看对眼了，人不就留下了？
回想着往事，赵云腾不由露出了微笑。
国家计划中的人工林地，未来的规模是500万平方公里，在总人口20亿的前提下，准备吸纳人口是3亿人，其中2亿人是直接负责林业生产的承包户或者农场，其余1亿人则是这个森林经济系统的服务人员，例如各种森林加工业、林机产业、森林产品营销、政府管理、警察治安等等。
所以未来就是约1万个森林镇，分布在祖国50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中。这也将是新中国的一大特色。
从水产到森林，再到超过45万亩耕地，赵云腾认知到的是，在新时空，中国农业的物产从数量到种类，再到质量，必然登顶世界之巅。
最近报纸上在不断批驳美国的“民主制度下的消费主义”，可是用不了多少年，至少从饮食和食品，这个人类最基础的生存领域而言，我们将比美国丰富几十倍，任何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恐怕都会在这方面目瞪口呆。
实际上，现在已经很明显了，至少中国人的蔬果种类，相比美国，品种上已经丰富了10倍以上，蔬菜的人均消费量，已经超越美国；而水果方面，相信超越的时间也已不远了。至于肉食，看看水产和越来越丰富的养殖业，赶上美国的时间还远吗？地大物博，这在新时空可不是虚话，而是事实。美国把他们的底层人民当猪，用化工搞出来的垃圾食品，填饱他们大部分民众的肚子，效率是高的，但这是不人道的，是以其底层人民的健康为代价的。
如果我们缺乏资源，为了填饱肚子，也只能仿照美国的方式，但如果有其它选择，就不要追随美国，国民比较健康，不仅仅是人道的问题，还能大大地降低医药费用，在另一个维度上创造了价值。
未来，这是针对美国人很好的一个宣传点，他们说他们的消费丰富，我们就可以直接嘲笑他们的民众，天天在吃猪都不吃的食品，资本家是把美国人在当猪养。对比中美食品上的巨大差异，突出“生态”、“自然”、“有机”的概念，就可以对美国形成另一种层次的降维打击——你们号称是消费主义，可是连吃的食品都是垃圾！
这就是攻其一点，既然食品是如此垃圾，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是恶劣的，那么美国号称的其它丰富消费，又算是什么呢？
这就是先在农业上超越，再在工业上超越，最后在服务上超越。至于那套金融掠夺术，那是美国人的专利，就让他们自己留下吧，中国不在这个领域去斗争，因为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初心。而美国的这套金融骗术，也只能在它还是全球霸主的时候有效，等到衰落，就会反噬自身。真的当其它国家都是傻子吗？只不过面对霸权，不得不忍耐罢了。
思绪转回来，赵云腾又问道：“如果水产品以后过多，怎么办呢？”
主任有点迟疑，说道：“一般只能是晒干成干货，能够保存一年以上吧。如果保存在没有氧气的干燥仓库中，就能保存几年。现在国家在推动大力发展鱼糜制品、鱼粉和各种水产品罐头，不过这都是有食用年限的。”
赵云腾点点头，任何产业都不能无限制的发展，水产养殖业也是一样，还是需要有尽量的大的内外市场才是王道，否则水产的保存，要比粮食还要困难很多。
目前各地粮库的发展，能够保证粮食三年不变质。但其它的食品，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尤其是蔬菜，目前运输上的腐坏率高达3成，是很大的浪费，但一时还无解，正在大力推广的冷藏车体系，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因为成本很高，不适合很多普通的蔬菜。
所以只能有部分解决之道，即蔬菜不能集中生产，而是要在消费地附近生产，但有些蔬菜不是广域都能够生产的，只能从产地运过来，除非不吃新鲜的，而是吃加工品，否则这种情况就只能延续。
这就是各地政府都在发力的“菜篮子工程”和“蔬果绿色物流通道和仓储体系”，按照赵云腾的观察，再经过几年的时间，应该就可以达到原时空中国的水平。
实际上，赵云腾担心的水产品市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就连李思华也注意到了，因为这几年中国的水产养殖，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无论是淡水鱼还是近海养殖，增长的速度极快，远远超越了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因此出现一定过剩，是非常现实的。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我们的食品，已经开始进入了过剩阶段，必须加强出口了。
虽然与苏联的关系现在不好，但是两国都没有中断贸易，苏联对中国的轻工业和农副产品的需求很大，他们的农业，重点就是主粮，小麦和玉米占了绝大部分的份额，其它的品种很少。
苏联的水产品，应该说自然禀赋很好，在原时空中国进口的1/4水产品，来自俄罗斯。但在新时空的五十年代，苏联的水产养殖非常一般，主要还是深海捕捞，对于很多品种的水产品，他们的餐桌上是缺乏的。而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一样，他们有海产品，但是成本，远远高过了中国依靠水产养殖获得的产品。
所以对这个市场的出口，现在已经开始加速推进。而全球的其它市场，包括美国，都有着各个水产进出口公司的尝试，总之，是要把水产品卖到全世界去，实现“水产品换资源”的贸易结构。
原时空，中国的海产品出口占全球25%，泰国占12.7%，越南占7.5%，所以在新时空，李思华的规划，就至少要占有全球市场60%以上的份额，让全球餐桌上的水产，都依赖于中国的沿海渔民。这将是中国农牧鱼林业的一个拳头产业。
中国的耕地，此时已经发展到了36亿亩，生产的粮食达到了人均2000斤，早已实现“三等分”的目标，即一份人吃，一份作为养殖饲料，最后的一份，则为粮食存储。
这都是大国之基和革命之基。按照李思华的预计，到1960年之后，中国能够生产的粮食肉食，以及辅助的森林食品和水产品，如果每年开足马力的话，加在一起，足够养活半个地球，这将是巨大的战略优势。
支持世界革命靠什么？只靠资金和武器弹药吗？当然不是，粮食和食品，才是与武器弹药同样重要的物资。
1958年，中国的农林渔牧业，已经开始展开了它未来空前规模的轮廓。
第293章 寰球的品牌和大师
李思华正在读着赵云腾的来信，赵云腾几乎每个月都会给她写一封长信，汇报自己的所见所谓和一些思考。她很喜欢读他的信，因为同为穿越者，也许赵云腾的见闻和思考，可以给她一些自身没有想到的启发和启示。
她注意到了赵云腾信中的两段：“在新加坡看到了很多国产的新产品，其品牌与我们那里很不一样，这也是一种改变吧。”以及“电视里广告开始多了起来，不过感觉还是很low，有些在我看来土得掉渣。”话中的“我们那里”是他与她之间对原时空的代称。
她看着这两段平平无奇的话，却陷入了沉思。这也是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品牌和广告的问题，目前中央可能重视不够，或者说，以前只是在外贸上重视，但在国内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国人目前还是太老实了，不像西方的商人，擅长对于商品的包装，这里的包装，可不仅仅是指产品的外包装，而是包括品牌和广告。
随着电视开始普及，各种电视台开始发展，广告具备了主要的载体，就开始比原来只有纸媒的时代，要重要许多。换言之，一个广告带动品牌的大时代，开始了。
在建国之初，她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过当时只是未雨绸缪，在《商标法》出台后，她把想得起的100多个原时空的著名品牌，让办公厅注册了，然后不断地授予给国企使用。
例如汽车的“奔驰”和“宝马”，现在就是重庆汽车工业集团和中原汽车工业集团的主要轿车品牌。以至于与西德开始贸易的时候，“benz”轿车在中国注册的品牌是“邦驰”，就连这个名，当时都很难注册下来，因为重庆奔驰已经用过这个“驰”字了嘛，后来还是因为在中文中“驰”是代表马奔的意思，总不能说是重庆奔驰专用的，这个“邦驰”才得以注册了下来，所以原时空的奔驰，在新时空就不见了，变成了陌生的邦驰。
那些年，有些大型国企开业或者发展了重要新产品，李思华在祝贺的时候，往往会附上一个合适的品牌名，让人把商标注册书给他们，将品牌转到企业的头上。
所以，在国企中，你也不能说品牌没有引起重视，但这是浅层的，很多人以为是当时的李总理，喜欢企业的产品，有个响亮好听的名号呢，上既有好，下必从之，所以后来国企都养成了这个习惯，一定要有个好听的品牌名，但他们对于品牌的内涵和功能，是认知不足的，对于广告也几乎是陌生的。
她回忆起来，原时空中国开始也是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一直到1993年左右，当时的第三代领导人江和李，亲自推广品牌战略和推崇品牌的重要性，中国品牌才开始发展了起来，不过一直到她穿越前，中国品牌还是属于弱势的，像是华为这样的称得上全球知名的品牌，没有多少个。
这个时空可不能这样下去，她暗暗地下了决心。不过社会主义的品牌战略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可不能像是西方那样，用品牌来掩饰对剩余价值的掠夺。
战略上的重要性是明显的，随着电视时代和各国贸易的发展，每一个国家都会注意到别国的著名品牌，如果美国和德国等都有一大堆人们随口报得出的著名品牌，而提到中国产品的时候，却茫然不知道，那么中国产品的形象就是不好的，价值就会被低估，而打开市场的难度也就很大。甚至还会被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证明。
这还是在国外，如果在国内呢？如果品牌弱势，那人民就会逐步感觉进口的这些品牌，就是比国货好，就是精致而值得高价，那损失才大了去了。
品牌和广告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品牌基本上要通过广告来实行传播，来让人们记住，现代社会没有所谓酒好不怕巷子深，只有酒好也要卖吆喝。但是广告也需要精准地对位产品的消费者客群，而不是就在那喊：“我家东西好，快来买吧。”或者像是前世的标王，靠着资本来强行让人们记住和消费。
接下来的日子，李思华让人搜集了一些现在的品牌和广告，果然很多让她感到啼笑皆非，确实太low了。
她发现，国企的品牌，是怎么好听怎么来，但是好听的名字与产品之间有什么关系，有的时候根本说不上；而私企呢，很多还是旧时代的老习惯，用创始人的名字当成品牌的名字，可你是谁啊？你要有本事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可能人家才会记得你。
例如某个品牌的牛奶，因为取的名字里有个“乐”字，于是广告语就是“快乐奶，优质奶”，你的牛奶凭啥快乐？凭啥优质？消费者看了一头雾水。还有某个汽车品牌，“关爱车，更关爱你”，这是啥？关爱智障吧？
过了些天，李思华的文章《注意！迎接品牌时代的到来，先搞懂品牌》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总书记亲自发表这样的文章，足以说明国家的重视。
李思华的文章首先指出，品牌可不是大家简单认为的“牌子”、“名称”，而是消费者对产品及产品系列的认知程度，是商家向消费者长期提供的一组特定的特点、利益和服务。企业从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包装设计、广告表现、销售渠道、终端表现到售后服务各环节构成的商业系统，综合地构成了品牌的一切，只不过这一切，都凝聚在商家或产品的商标上而已。
她具体给出了5点要求：
一、消费者导向：企业的产品的消费者是谁，品牌和广告语，就要反映企业想传达给这些消费者的核心价值。
二、传达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企业就要在这个方向努力，例如企业强调产品精致，那么凭什么说精致？就要有一个系统来，不断地向消费者证明。
三、清晰传递信息，而不是漂亮辞藻的堆积。品牌是长期积累出来的，而不是用几句广告语包装出来的。
四、对消费者忠诚，而不是用广告来吹嘘根本不存在的价值，那是作假。没有独特的价值或者特色，就形不成品牌。
五、不要把一个具备某种产品特质的品牌，应用到与之不相干的其它产品上。
其实对品牌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李思华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能做到上述的五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文章中，她把品牌和名牌的重要性提得很高。指出这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重要一步，有了成熟的品牌，才有成熟的企业，国企必须补上这一课。
她尤其强调，品牌可不是狂砸广告费，品牌是企业用综合的价值体现出来的。国企也不能容忍过高的广告费比例，目前必须控制在营业收入的8%之内，而且要严格审计和接受调查员的全程监控。至于私企，超过营收8%以上的广告费，就不能在纳税基数中扣除。
强调品牌，也不是允许各种产品去定一个很高的价格，用“品牌”来糊弄老百姓，试图取得高额利润，物价部门仍然要对品牌产品的品价格进行严格监控，过高的价格必须压制。我们合理允许品牌的存在和发展，可不是为了让企业牟取超额利润的，而是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她尤其反对强调身份地位的所谓奢侈品品牌，对于海外进口的产品，属于奢侈品类别的，要征收高达销售收入80%的收入，作为“奢侈税”，国人出国购买这些奢侈品的，回国将因此交纳相当于购买价格4倍的“奢侈税”。国家将推出奢侈品清单，清单之内的产品发生销售，就要纳税，她将奢侈品称之为“精美包装的骗局”，其收入来自于虚荣人群的“智商税”，被骗了还以为自己有品位。
她同时还宣布，在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下，设立广告监督管理司，对全国的广告进行监督，一旦发现广告违规，必须对企业进行惩罚。一些特殊产品，例如烟草和奢侈品不允许发布广告，而白酒等的广告必须事先报备。
李思华尤其强调发展工业企业的品牌，工业企业与普通企业不同的是，更多的品牌针对是自身的企业，就像是原时空的华为或者长虹，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产品。企业的名字就是品牌，就是品质、创新、先进等一系列价值的体现。而对于传统的老字号例如全聚德等，她一方面要求要保持一贯的品质，另一方面又告诫他们的品牌虽然传承久远，但有声誉也有负担，还是初级的品牌，必须与时俱进。
总之，不能不重视品牌，但又不要神话品牌，尤其是品牌的重要性还是在于传播与实质产品的一致性，而不是所谓追求品牌的忠诚度或则情感度什么的，那都是商家的吹牛，消费者有那么傻才怪。
李思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可以说全国由此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时代。而在国外也很受关注，西方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开始很新奇，觉得gc主义的国家也会发展品牌？但很多熟悉李思华的人开始纷纷指出，李思华可是发展品牌的大行家，当年她在美国发展的多个品牌，到现在还是美国的著名品牌呢，人家是真正懂行的。
国企的重视是不必说了，而国内私企也非常受震动，他们都知道李思华当年在美国的“辉煌历史”，可没有谁敢说，自己比总书记更懂企业经营和品牌经营，学习品牌战略的热潮由此开始。
当然，李思华可不会相信，单靠自己一篇文章，就能让中国的品牌发展起来，她很快开始推动组织一个国内的品牌和广告体系。
一个是基于商标法的品牌保护体系，这是用来对付假冒伪劣和品牌侵权的，人家辛辛苦苦做了广告，有的人就想中途摘桃子，那可不行。
一个是品牌排名体系，开头有人提议组织专家学者来对品牌进行考评，被李思华直接否决，她轻蔑地说：“他们懂个啥？”
在她心里，这些人都是些象牙塔里没有在市场一线战斗过的人，本质上哪有评判的资格？所以她要求建立一套客观系统，是用品牌产品销售额、利润额、百万人随机知名度和美誉度调研、负面评价调查等，形成整体的打分系统，来决出最后的优胜者，每年会公布品牌优胜榜单，例如总体品牌榜单、行业品牌榜单等。
再一个是品牌评价体系，对品牌的价值和信誉，进行规定算法下的量化评估，可以计入企业的无形资产。
以上的体系，再加上一些其它体系，就是李思华提议的以发展自有自主为特色的“品牌建设十大体系”。
李思华发动的这场“品牌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企业界和商界的层面，在西方也激起了不少涟漪，例如美国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佛利德曼，就与主张放任自由主义的哈耶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辩。
其实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二战后，反g色彩强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区别不过是佛利德曼强调货币，而哈耶克强调经济的“自由”罢了。
对于中国的品牌运动，两人的观点分歧不大，都认为社会主义搞品牌是不行的，品牌是一种“私人运动”、“个性表达”，与社会主义强调集体与整体，是格格不入的。品牌是企业的一种高效率运动，而社会主义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云云。
但是佛利德曼认为，中国推动品牌运动，将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力量的扩大，这必然会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会对品牌的负面性起到一定限制，他举了个例子——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整天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美国人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整天工作，以便用美国人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美国的这种精神错乱，不太可能在中国发生。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是完全仇视的，所以他对佛利德曼的这种说法严厉批驳。他的说法是，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才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所以西方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合理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就已经不对了，怎么可能有对美国的品牌优势？
这一通乱战，导致很多其它美国经济学家也加入，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热闹非凡。
李思华读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却只是感到啼笑皆非，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真正的经济体制，可谓是一无所知，在那里胡乱用中国的事，来说自己的理论而已，是“借题发挥”，其实与中国根本无关。
为了避免国内的思想混乱，她还是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重复了她以前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定论：调放结合，顶层宏观调控，下层微观市场放开；顶层计划经济，下层市场经济。
她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中性的，是发展经济的工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强调计划经济，是为了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工具专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更有利于动员微观消费市场，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市场经济，就对之忌讳。
如果把国家经济比拟成人，那么计划经济就犹如是在搭骨架、搭主动脉和主静脉血管，以及生长头脑。骨架好、血管通、头脑活，这个人才能成长为一个健康优秀的人；市场经济就犹如在骨架和主脉血管的基础上生长血肉和毛细血管，也不可或缺。两者的结合，才是王道。美国那样的完全私有市场经济，以及苏联那样的几乎完全的公有计划经济，都过于偏颇，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在文章中她还嘲笑了哈耶克和佛利德曼，说哈耶克的理论与其说是经济理论，不如说是讨好西方民众的心理安慰剂，满足他们对所谓自由和放任的幻想，在经济运行上则是完全的“空中楼阁”，西方任何一个有理智的领导人，都不会采用他这类在实质上胡说八道的理论。
而对于佛利德曼，她则感慨说佛利德曼的货币主义，是给西方开了一剂有兴奋剂功能的慢性毒药，由于其兴奋作用，恐怕未来会被西方领导人用来解决经济问题，通过宽松和滥发货币，来不断刺激经济，其实解决不了真正的经济问题，等到货币主义盛行的时候，恐怕西方长期的“滞涨”型经济危机就会来临——物价持续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
文章的最后，她还恶作剧地说了一段非常刺激西方经济学界的话：“二战后的西方经济经济学家们，不过是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其研究动机，缘自现有研究纲领的内部逻辑、知识的沉没资本和美学困惑，而非出于理解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强烈欲望，更别提理解危机及金融不稳定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大师们，就像是我国民国时代的大师，看上去名满天下，但实质毫无贡献。”
如果说李思华的文章，在国内主要是厘清思想的话，这篇文章在美国和西方，尤其是经济学界，那就是海啸了，立即乱成了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