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39节
“新中国需要的，就是“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华文明、中国国情和底层人民发展需求这三大基础上，构建的新经济学。对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说白了，那些都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确实有一定参考的价值、研究比较的价值，但我们要小心地把糖衣剥下来，而将毒药丢弃，切不可不假思索地盲目引进和应用。”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要实现的，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中国本土的经济实践，给予解释和指导，而不是什么“贡献于世界”。自己还没有走稳呢，奢谈什么贡献世界？”
“中国经济学，必然采纳马恩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不是完全遵循和教条地尊崇，马恩是在欧洲生活，从未到过中国，而且他们的理论是七八十年前的了，其太多的“假定”，与今天我们经济面临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扬弃”，我们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立场，而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和手段。例如中国经济学，不会去涵盖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经济发展，因为两国的文明、国情甚至底层人民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前提都完全不同，很多经济理论自然也不一样。”
李思华最后总结，我们既不能“言必称希腊”，也不能“言必称苏联”，中国就是中国，自有自己的文明、国情和人民特征，只能是“唯中国经济学”，希望各位学者从这样的角度，努力研究，为国家民族，提出有实用价值和有指导意义的新经济理论。
李思华的讲话对经济学家们震动非常大，她提出的完全是一个总原则，未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必然要求遵循这个总原则来形成，自身的经济研究能否被承认，显然是必须符合这个总原则的要求的。
有几个经济学家脸色惨白，他们明白，自己以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学术道路”完全被否定了，未来西方经济理论，只会是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参考”，而不会是主流。
李思华的一个计划，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她说明，最近几年她在忙碌之余，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初探》的书，准备作为大学经济学的主要教材之一。这让在座的经济学家们精神都一震，他们迫切想读到这本书。
李思华坦言“我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这本书的理论、思想、逻辑和观点，肯定是一定正确的，所以在每个章节背后，我计划要附上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也有可能是赞同的，但不管赞同还是反对，每一种观点都要求言之成理，有着自己的逻辑，甚至有着实证案例。”
“这个方式，就是提供学生全方面的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接受，让他们知道，每一种经济理论可能都有适用性、或者谬误性，接受之中，必须始终保持着怀疑，我们要的，就是人人成龙，要一些温顺的羊群的话，是想干什么呢？”
“这个大工程，自然需要很多经济学家来完成，我希望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多一些，共产党人不害怕错误，改正就行，害怕的就是粉饰掩饰，这会对未来的革命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李思华的态度赢得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好感，很多人觉得她“风光霁月”，不少人决定认真地参与这个工程，她的这本书，可能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自己参与完善，也是留名青史、影响国运的大事件，这比自己发表十篇八篇论文，重要得多。
话题很快转向了新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李思华称之为“半战时体制”，又称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经济体系，将是“准军事化”的，这个论断，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冲击很大，不少人是反对战时体制过于延长的。
原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者王亚楠就不太认可，他向李思华说道：“李总理，战时状态长期维持是不可行的，这会对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压制民用工业和产业的发展。”
李思华笑着解释：“包括您王校长在内，可能大家对我所说的半战时体制和准军事化的内涵有所误解，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时体制大家很熟悉，这是为了应付大规模战争而采取的临时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本质上是短期的。重点是在国民经济中向军事倾斜，优先将经济资源用于军事和战争准备。本质上，这是以高度集中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体制，来提高战备和军事准备的效率。”
“我们现在说半战时体制，就是因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国家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倾斜到军事准备上，例如，这几年的军费比例，占到了财政支出的30%。这在和平时代本身是不正常的。但坦白地说，没有办法，当下所有的大国，除了美国还没有完全发动外，其它国家都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投入战争或者准备战争。我们能够做到不完全将所有资源投入战备，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点点头，他们也很清楚，这不是正常的时代。
李思华继续说道：“如果未来大战结束，各大国都开始裁军，我们自然也会将战备的规模降下来，将军费的比例降下来，解除现在这种半战时体制。”
“不过说道准军事化，其实可能对这个词有所误解，它与战时体制毫无关联。它指的主要是国家以军事化的一些模式，来进行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执行，其内涵有类似苏联斯大林模式以及日本德国的军国民化的一部分，但又在很多方面不相同。”
“回顾世界国家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后进国家往往会有一个阶段，在国家体制上实施一定的军事化，来推进国家的初步快速发展。例如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初期阶段，例如苏联建国后从战时体制到斯大林体制。”
李思华在这里不方便提到日本，其实日本也是得力于这种“军事化指挥”的国家体制的，二战后日本的复兴，除了其它各种条件，吉田茂政府的主要官员，就是当初日本918之后在我国东北殖民地的主要官员，而日本在东北实施的其实就是这种军事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批官员熟悉的就是这样的管理体制，即通过顶层设计，拟定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主要建设内容，然后集中政府和社会资源，强制发展，以此再带动私营投资。
二战后日本复兴，在经济体制上实际上得益的，就是这种后世被大批“经济学家”诟病的体制。李思华收回思路，继续说道：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建国或者改革的初期，民众的心气最高，奋斗意志最强，对困难和艰苦的承受度最高，这就使得军事化的管理最有效率，能够让指令得到比较彻底的贯彻。”
“为什么要军事化？因为人类组织起来的中心化管理组织中，军事组织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具备最高效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新中国目前的经济组织，有不少是准军事化的，例如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建设，例如不少大型综合工业基地的建设。而很显然，事实证明，在军事化的组织下，其建设效率甚至建设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市场化的组织。”
“所以准军事化，就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国家可以在短期内，按照顶层规划建立起良好的基础，而后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良好发展。”
“本质上来说，建国初期犹如人大病初愈，想要马上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组织经济，将是缓慢的，这个时候普通经济措施的效果非常滞后，通过国家手段强行调配，反而是最快、最合理的方法。准军事化就是一剂良药、一剂补药，让人快速恢复正常的健康。”
“当然，是药三分毒，准军事化不是万能的，它讲求严格的纪律、精神奉献、降低生活享受。所谓刚不可久，在经过十年左右的阶段后，还是必须过渡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正常经济发展阶段。”
李思华的说法大大出乎了这些经济学者所料，虽然很多学者其实早已反复研究了新中国这两年的经济政策，但按照李思华现在所说，仍然感到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看得明明白白了。
李思华笑了笑，继续说道：“其实现在客观条件还不适合全面市场化，当然以后我们也不会实施全面市场化。现在的经济制度、管理体系、资源配给都不完善，放开市场化，任由市场漫卷，很可能并不能带来经济大发展，反而是少数人，就可能通过投机手段，急速垄断大量资源和财富，导致大多数人会无法生存，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
顾谆说道：“李总理不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地分配资源的手段吗？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市场，但我听说李总理曾经将之视为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
李思华点点头：“市场很重要，市场是最重要最珍稀的资源。但我反对将市场神话，市场调配资源的有效性，其前提是参与市场交易的各方，必须具有同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可以进行平等的博弈。但在现实中，这种条件根本不存在，所以市场一定是必须有所管制的。”
她笑了笑，说：“我一直很喜欢举一个例子——粮食市场如果放开，那在我国的条件下，就是农民对商人交易，你觉得农民会有与商人同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吗？商人会保持所谓的“公平和良心”？看不见的手，在这种情况下，会让市场价格达到有效均衡？傻子才会相信。推而广之，很多工业品的市场同样如此。所以我才说这是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分明是做不到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对市场的态度就是调放结合，顶层宏观调控，下层微观市场放开；顶层计划经济，下层市场经济。”
学者们琢磨着李思华最后的这几句话，觉得信息含量很大，孙制方不由得对坐在边上的赵兰平说了一句：“未来国策，就在这几句话之中了。”赵兰平重重地点了点头，他也是一样的看法。
最后，李思华提示经济学家们应该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等到一五计划完成后，新中国经过了7年的高强度投资和建设，基础交通体系也足以支撑大市场的交易需求，可以说各种产业的下层市场化，就具备了基础条件。那么下层市场化究竟应该如何搞？才能在“公平”即保证底层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高效率？
二、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均衡”问题。保证底层人民利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注重公平就有可能失去效率。而私有制具备高效率，但可以肯定私有企业会忽视社会公平，如何管理制约？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该如何搞？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体系？
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出我们的“唯中国经济学派”。
在李思华走后，经济学家们又流下来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们都非常感慨，如果说思想上没有受到很大冲击，那就是扯淡了。按照薛幕乔的总结，李总理代表党中央对经济学界的指示，包括三个方面：
一、以我为主，研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和总结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而西方经济理论只能作为批判性的参考。
二、重点研究准军事化经济奠基阶段与调放结合的计划市场经济阶段之间的接轨。
三、重点研究未来顶层计划经济与下层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和经济体系。
一个独立自主，以解决中国经济实际问题为导向的中国学派，开始在这之后逐渐地诞生发展。
第220章 文史哲大清算?
梅亦奇坐在台下，有点神思不属。
他看了看在他身边闭目养神的冯友蓝和梁术明，不由有点羡慕，作为青华校长，他自然不能像这两位哲学家一样单纯，这两年的大学的整顿风暴，他应付得很艰难，就像今天的会，他内心也是七上八下，因为这个会就是关于文史哲教育的专题会，李思华总理会亲自出席讲话。
想到文史哲，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这是台风的眼、重灾区啊。
解放后，几所教会大学被合并，辅仁和燕京都不在了，只留下了青华，经费也不再来源于已经不存在了的庚款，而是变成了政府拨款的公立大学。新中国不允许私人教育，教育属于国家的特权。
实际上，青华的理工科教育，这两年发展得很好，大量的优质师资从西南和西北调来，使得青华终于能够建立起完整优质的理工科教育体系。虽然还比不上西南工大或者西北工大这样的顶尖理工科学校，但在华北可以说是最好的。
但是在文史哲领域，那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早就知道新中国会对文史哲领域严加整顿，在解放之前，他就多次了解到中共对文史哲领域的态的度，他们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混乱的文化重灾区，是文化汉奸的温床，而且小圈子文化突出，一堆人互相吹捧为大师，实际上于民无用，于国为祸。甚至包括现在的李总理以及外交部长李玉振，都公开表示过要强烈整顿。
但梅亦奇真的没想到这种整顿会是如此严厉。据说是在李总理亲自的主持下，拟定的“负面清单”，如果触犯了“负面清单”规定的条款，不要说是那些汉奸言论了，例如胡适当年的那些，自然会被严惩，就算是那些有点崇洋媚外的言论，也在负面清单之列。而一旦触犯负面清单，根本不可能再保留教职，被认为情节较为严重的，就会被列入“文化禁入令”，从此终生与文化事业绝缘。文人没了笔，还能干什么呢？
但他也无能干预，一些教授被除名前，他曾经抗议了几次。但那个党委书记王云平，总是笑嘻嘻地劝说他，但对于做出的决定绝不收回。他也知道，这不是王云平的问题，是中共党组织的根本性方针。
整个青华，这两年大约有超过3/4的文史哲教授和讲师被除名，可谓元气大伤，他努力至今，还无法补上大部分的空缺，以至于现在青华文史哲方面的课程，只能是上大课，因为老师数量有限。
而且对文史哲新教师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王云平转述李总理的说法，就是要“倒查二十年”，如果思想言论著作，是触犯“负面清单”的，决不可入选，所以补充起来很慢。
梅亦奇叹息了一声，这就是西方人说的“思想控制”和“极权专制”吗？他有点茫然。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那些教授讲师确实是有些崇洋媚外，但中国确实落后于西方嘛，学习人家的思想不是应该的吗？对于中央政府担心的“文化侵略”，他是有点不以为然的。
腹诽归腹诽，不过有一点他还是很欣赏的，就是这个负面清单，把不能做什么，说得清清楚楚，负面清单之外，“自由开放”，当然未来负面清单可能增加新的内容，但只针对新的言行，不会倒查。他在美国留学师从杜威，对于美国社会也了解很深，美国也有所谓政治正确，触犯的知识分子同样要倒霉。看起来这就是新中国的“政治正确”了。
他知道，岂止是青华，全国的学校，都进行了文史哲的大清理，总的看来，“防西”重于“反传统”，对于西方思想和文化侵略，是完全的高压态势，决不允许西方思想和文化，成为大学文史哲的主流，是坚决的清理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和哲学，则是相当容忍的态度，要不然，他左右的这两位，冯友蓝和梁术明，就不会如此轻松了。
会议开始，李思华走上了讲台。梅亦奇看着台上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心态是很复杂的。
对于李总理这个影响大学教育非常深的大领导，他是有钦佩有腹诽。
钦佩的自然是她的大手笔，在她的主持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应该说是整体的教育体系，以狂暴的速度发展起来，尤其是理工科教育。国家对教育费用的支出，是gdp的3%，还有对科研的1.5%。这样的大手笔，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按照他的了解，这是超越了当世所有国家的投入比例。
可想而知，在教育和科研上如此大比例的资本投入，会让国民经济承受多大的压力，可是听说就是在李总理的主导下，国家毅然决然地坚决投入。
所以才有了这两年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全国的大学体系得以比较完备地建设起来，尤其是理工科。例如他从来没想到，青华的各个理工科的实验室，能够达到和欧美同级的水平。未来新中国，一定会诞生若干的科技大师的，他对此很有信心，青华理工科的带头人叶奇孙也很有信心。
腹诽的地方也不少，主要就是文史哲领域，他觉得太严厉了，这是不是倒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也倒掉了呢？这些领域这样搞，不学习西方，我们会不会在这些领域落后呢？他摇了摇头，说不好。
李思华开始讲话，主旨是党和国家未来对文史哲领域的管理原则。
按照李思华的想法，也不是仅仅打压，这些领域必须繁荣起来，但必须是有益的繁荣，而不是要么沉渣浮起，要么崇洋媚外。
负面清单就是她的一种尝试，就是将汉奸言行、跪舔西方言行、精致利己主义言行、以及造假言行等，排斥在文化圈之外。在她前世，一堆公知胡吹美国，编造了若干美国的神话，例如医疗免费之类，在新时空如果被证伪，那就会被文化禁入，永远别想公开发表文字，不管是什么形式。
或者是那些宣扬西方伪史的，明明是伪造，还要告之学生这有多么高大上，例如所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必须讲清楚这是后人假托的。
但不能只是打压负面，还要鼓励正面。她对原时空一度极左的现象也不以为然。前三十年搞得几乎只有“革命文学”和“革命哲学”，导致文化生活严重匮乏，不但文化产出少，而且群众反而因此心灵空虚，只有一个方向嘛。到了改革开放，很多人接触到西方和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心灵反而被占领了，因为你自己没有生产足够丰富和有利的文化产品嘛，即使你的文化产品是政治正确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必须学习美国，美国的“政治正确”，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负面清单，清单之外你尽情发展，但清单之内坚决打击。
而且革命思想是革命者的思想，你想要让所有人接受并遵从，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要不然要我党干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只有少数先进者和进步者，才能接受革命思想并遵从吗？先锋队可不是白叫的。
正因为如此，她才没有像前世那样，做出关闭所有民间的报纸这一类的行动，本质上她认为这是没有用的，更不要说到了未来网络时代，想要管制个人思想，简直是天方夜谭。你只能影响，不能管制。
在台上她一眼瞥到了冯友蓝，心想这位就是个典型。原时空解放后，逼着人家承认“革命思想”，在六七十年代胡写了一堆文章，等到八十年代思想宽松后，又重写昭告世人，说自己在六七十年代，很多都是不得已的违心之言，那些“革命文章”纯属扯淡。
这就是属于极左的瞎搞，这种老先生，思想早就定型了，以势压人，只不过让人口服心不服，有个鬼用！
所以在文化战线，也必须是调放结合，顶层宏观调控主流思想，而下层百花齐放市场化，只要你不违背负面清单。
当然，舆论战部队必须按照党组织的意图，影响社会的整体舆论，负面清单虽在，一些反对者总会试图找到突破清单规定的角度，转弯抹角地来宣传反动的思想，这就需要舆论战部队来引导社会的主流舆论——她始终相信，依托“真善美”的道德基础，来引导舆论，才会更容易获得群众的支持。
李思华还记得她原时空她爷爷的感慨，说是年轻的时候（六七十年代）小说都很少，翻来覆去就是那点革命小说，每一本都可以看上几十遍。这有意义吗？除了让群众的脑袋空空——这绝对不是革命的方向。
文化市场必须极大丰富，就像物质市场一样，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正常形态。极左徒然顾忌群众的思想被腐蚀，他们的禁锢操作，实际上让群众思想更容易被腐蚀。
实际上，李思华认为经济强大、文化繁荣，才能培养出充满自信的大国国民。前世人们都说零零后是最自信的一代，对西方已经很少有谄媚之情，很多人出国后，反而把西方视为落后之地，这才是正常的情况，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经济繁荣后，自身的知识和见识又多了，从而自己对比西方与中国后，得到的自信。对于他们，公知的言论就显得很可笑了。
中国是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国，内部各种思潮的存在，是无可避免的。不可能像小日本那样，用皇民逻辑，来统一大多数国民的思想。再说，作为革命者，我们要那种虽然有利于统治，但根本不能解放人民头脑的思想来干什么？我们不是为了变成统治者，我们为的，是解放人民，从物质到思想。
李思华开始讲话，包括梅亦奇这样的腹诽者，随着讲话的深入，也开始兴奋起来，原来中央并不是要大家只能是随着指挥棒走，而是不允许朝着错误的反动的方向走，你只要不是朝着反动方向走，道路是宽敞的，而且是多个方向的，看你自己决定的发展。
梅亦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下子，心放下来了。
李思华要求的重点，就是文史哲领域，发展的主要方向必须是“唯中国学派”，她特意举了冯友蓝理论的例子。
按照冯友蓝的理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的原因之一，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到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如果冯友蓝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就说明我国传统的哲学，需要一定的扬弃，因为每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建立有利于科技发展的优势哲学。哲学本来就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是确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边界的。你总不能说不发展现代科技了。
中国哲学需要扬弃的发展，当然不能是用西方哲学来替代中国哲学，那我们就不再是我们了，失去了自己的根本，还谈什么发展呢？
所以现代的中国哲学，既要继承古代一些优质的传统，又要在其基础上抛弃一些东西，改造一些东西。如何让新时代的新中国哲学，能够推动、激励现代科技的发展，本身就是哲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就是党中央想要的哲学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唯中国学派”努力的方向之一。哲学不能只是解释过去，更要指向未来，同样是需求所决定的。
李思华说这段的时候，冯友蓝和梁术明都瞪大了眼睛，原来是这样！这就是新的上层建筑指出的方向，这就是未来中国哲学主流努力的方向，这就是新时代需要的“官方学说”，就像是汉朝的时候，需要公羊儒家学说一样！
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得到对方眼中的激动。不过很快他们又有点颓丧，都一大把年纪了，思想早已定型，研究过去可以，创造未来的学说，恐怕没有这个能力呀。冯友蓝心想，自己总结过去的《中国哲学简史》容易，可是想创作《新中国现代哲学》恐怕就是天堑了。
李思华还举了历史学说的例子。她说：
“历史研究，无非是基于客观证据和主观证据。客观证据就是考古和古迹研究，这方面中国有很大优势，我们是五千年不断档的古文明原住民嘛，古迹遗迹多如牛毛。西方的古迹和考古，恐怕一多半都是赝迹，他们只是造假多如牛马，根本不可信。”
“主观证据就是前人的记录和历史古迹，这方面中国的优势可以说更大，西方哪有几部可靠的史书可言？几千年历久弥新的埃及墙文吗？还是写一部著作、就要用尽整个欧洲产羔羊都不够的羊皮卷？”
“而且西方现代的史书也多以人物记载为主，搞得像民间文学的英雄传奇一样，实在粗陋。相比之下，我们古代史家就已经形成了编年、记传、典制、纪事本末这4大历史记录和研究体系，远远殊胜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