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81节
“教条左派，是受苏联影响比较深的那些人，例如以前王民的国际派，其实在我党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小。他们的特点，是对于理论的现实执行，是僵化的，例如说公有制，就要打倒一切的私有制，不允许任何的私有制存在。例如说要工人革命，就只认为唯有工人革命才是正途，其它包括农民革命就是邪道。那个即将归队的项英就是典型。”
“机会主义中间派，人数很多。不是说这些人的革命意志薄弱，很多人其实革命意志也同样很坚定，而是说他们在意的，是富国强兵和国家强大这样的传统目标，至于向左向右，只要手段有利，并不在意方向，他们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派。我个人认为，持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周恩来同志，我个人认为他的思想就属于这一派。不能说他们对于人民没有感情，而是在底层人民的利益短期妨碍国家发展的目标的时候，他们会毫无犹豫地牺牲底层人民的利益。”
“新民主主义右派，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借了您前世的提法，实际上的意义是在半殖民地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说白了，新民主主义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既然是资本主义，在我们看来，自然是右派。批评一句，您的这个提法我认为是欠妥的。”
这引起了主席的更大兴趣，说到：“那你就批评一下。”
李思华笑了，她接着说：“我个人认为，无产阶级是领导不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如果是资本主义革命，其实领导阶层最后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工业官僚阶层，大致可以叫成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官僚阶层，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实施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
李思华的这段话，让主席陷入了深思，他知道李思华所指，前世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建国三十年后，实际上就是由社会主义退回了新民主主义。
过了一会，李思华才继续阐述。
“所以我们民本左派的坚持，是很困难的。在革命的战争年代，大家都容易在外部压力下形成合力，矛盾没有凸显。而等到建国后，恐怕由于彼此思想不同，而导致的路线分歧，就会不断出现。”
“按照这个角度，我对前世的观察就是，前三十年的实践中，民本左派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反而在教条左派的影响下不断教条化，趋向于思想上的僵化，文革其实是最后无奈的挣扎。而在这条路线失败后，机会主义中间派，大量地转向新民主主义右派，于是国家就朝向另外一条路径发展，改道换辙了，成为民族官僚资本主义的路线。”
主席面色沉重，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内心同意李思华的判断。
李思华继续阐述：
“右派之所以成功，关键是利用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化，突破了这两个左派避之唯恐不及的意识形态禁区。但是事实就是事实，除了市场，没有人或者体制，能够解决几亿人甚至超过十亿人复杂、精细、庞大的各种需求。”
“私有产权的优势，我叫做微动力。因为个人利己主义欲望的驱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动力，每个人对自己的成就负责，在追求各自以为的幸福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出现，不断的效率改良出现，巨大的财富因此而创造。”
“这种创造，需要法规保障的市场来交易和变现，有法规保障的市场才能创造资本和商业最重视的东西，即投资和交易的可预期性。而市场又可以带入很多效率工具，例如金融杠杆，例如风险投资或者股份投资，资本汇聚于有前景的项目，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在美国社会，证明了这种机制下，科技和产业能够不断地迭代进步。”
“否认私有产权和市场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功能，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看到自己的弱点是好事，难道反而要遮掩吗？遮掩得掉吗？”
“所以我一直主张的路线是，既要自上而下，又要自下而上。两者形成一个交织的经纬度，才是相对比较完善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就是自上而下，按照民本左派的立场，就是要基于底层人民的利益，不仅是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机制，也是要组织他们投入建设和生产，建立他们能够分享的公有制经济，通过占据关键的战略资源并进行有效率的生产和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但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这里面的难度，您也可想而知。关键是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如何能够保持和进步，不落后于私有制经济。否则整体国家的经济效率就会受限，而可持续性就会存疑。而且公有制经济的迭代进步，从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多少发明创造，来自于个人最初不经意的头脑火花，然后其中的一部分人，不吝于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去努力将设想变成现实，而最终的很少的一部分人，在其它大多数人失败的前提下，最终成就了新的产业、新的企业、新的商业巨头。这天然就是私人的、个人的创新。这种创新，如何能纳入公有制经济呢？公有制的企业领导，都在担心公有资产的损失，谁能去负担这种创新必然会导致的绝大多数的失败呢？我虽然提出了一些模式，但能否成功，完全没有把握。”
这一场会谈是没有结果的，但两人都知道，这将是他们终生面对的最大课题之一。
粟裕这一段时间都感到忐忑不安。
抵达根据地后，他立即告别了原部队，因为原来的部队，都将在经历重新严格的训练和思想教育后，分配到新的部队中去。而他本人，则被调入了一个特殊的高级军官训练营，训练的内容，是他以往极为陌生的，或者说根本还没有接触过的装甲坦克作战指挥训练。
这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兴趣，因为这样的作战模式，明显才是现代战争的主流，在了解到西华的现有实力后，他就知道，他原来熟悉的一套游击战法，在西华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强大的工业力量下，必须适应的，是工业化的战法。
他是个爱学习的人，这段时间，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战争指挥学习，他自认为自己体会很深，学到了不少，甚至有些思考，他并不认为那些德国和美国教官，能够提的出来。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央军委居然会提名他，作为西华第一个集团军的军长，而第一集团军，将指挥整整9个师，其中6个步兵师，2个摩步师，还有1个装甲师，一个集团军，就是大约15万人。到1937年，西华的主力部队，将多数转变为这种现代化的集团军，300万人的主力部队中，预计将有270万人构成18个集团军。
单单一个装甲师，就有两个装甲团，每个装甲团有两个装甲营，每个营包括4个装甲连，而1个装甲连就有16辆坦克，16个连是256辆坦克，加上一个装甲教导营（3个连），以及师、团、营各级指挥部的直属单位，总计装备坦克就差不多有400辆，这是何等强大的军力！而2个摩步师，其实就是运输机械化以后的快速步兵师，对于这种具有强大机动能力部队的指挥，也是新的课题。
他原来指挥过的部队，最多不过几千人，而且还是游击队装备，所以他自认为对自己的提拔，简直不是破格可言。西华军中如此多的将帅，居然轮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惶恐和忐忑不安。
中央军委组织部找他谈话的时候，毫不讳言，本来根本不会考虑他的，因为资历完全不够。但是李力胜同志不但提名了他，而且非常坚持。军委其它的同志几乎都是反对，只是最后主席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了他，其它同志看到李力胜和主席都支持这个“无名小辈”，不得已才同意了对他的任命。
对于李力胜同志和主席的青睐，他完全不知道理由，当然他也不可能知道理由。他深感责任重大，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更是拼尽了全力。不过他也常常想到这个让他纳闷的问题，他与李力胜同志从没有打过交道，李力胜同志如何知道他、欣赏他的呢？这是个他一辈子的不解之谜。
李思华其实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她不觉得，过往的那些红军的老经验，在指挥新的装甲部队面前，有太多的参考价值。这些将帅虽然以往的经验不同，但在新时代面前基本上还是同一条起跑线。想来想去，粟裕还是她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冷静睿智，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应该能够比较快地进入角色，掌握对于集团军的指挥技巧。所以还是“破格”提拔了他。
李思华前世，她对粟裕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抓机会的高手，在战场上的胃口大，经常有神来之笔，把小胜变成大胜，最为典型的，就是原本的“小淮海”，在粟裕的运筹帷幄下，打成了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这种特质，她以为在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
对于粟裕的任命，自然让很多的资深红军将领不忿。指挥全军第一个集团军是何等荣耀？怎么就轮到粟裕这个无名小卒了呢？有人向中央军委表示不满，都被李思华骂了回去，马上组织了一场考核，在沙盘上进行装甲坦克演习，各种复杂的战役设定，让这些将领们出了一身冷汗，表现不好的比比皆是。但是粟裕没有辜负期望，在演习中冷静睿智的指挥，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最后让大家服气的，还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的战绩。在战前近两年的时间内，粟裕可谓扛着极大的压力，压力不但来自于高级军官们的挑剔，还来自于他的下属，要让9个师长服气，可不是容易的事。
这种仿照德国二战早期装甲部队编制的集团军形态，自然是李思华设想的对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形态。
从二战的实践来看，对于装甲坦克的使用，最著名的就是德军的闪击战和苏军的大纵深突破。
德军主要使用的是闪击战理论，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等快速机动部队，对敌军发动闪电般的突然袭击。目的是企图一举摧垮对方的抵抗能力，短期内赢得战争胜利。
闪击战的理论，实际上来自欧洲多年军事战争的总结，例如德国军事家施利芬对于采取迂回包围、实施速决歼敌的观点；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关于集中空军力量，打击对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而取胜的观点；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的关于组织几路强大的快速坦克纵队，在航空兵强有力的掩护下，深入迂回敌方纵深，直捣敌军司令部，使敌陷于瘫痪的观点等。
苏军的大纵深突破，其实模式与德军闪击战相似，只是闪击战比较强调速度，而大纵深突破强调突破与追击，前者打的突袭战，后者打的是强袭战，而目标都是最大可能地以钳形攻势，包围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与技术兵器。
所以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对于装甲坦克的应用，在二战中越来越趋向于集中使用，例如苏联后来的坦克军，上千的坦克集中到一起来形成突破拳头。
但是西华的敌人是日本，不是欧美军队。在集团军的配置下，1个坦克师加上2个摩步师的协同，正常情况下已足以撕裂缺乏装甲坦克力量的日军任何防线，对其实现突破、迂回和包围。然而，闪击战和大纵深突破所设想的，一旦形成了包围的趋势，敌方前线便会迅速崩溃的情况，不太可能在日军身上出现，尤其是抗战初期斗志顽强的日军。因为日军并不是欧美那种机械化的军队，一旦缺乏弹药食品燃料的铁路，公路运输，就只能束手待毙。日军主要还是“11”军，靠自己的两条腿，靠单兵作战。
所以，对日军的作战，在以装甲坦克部队实现突破和迂回包围后，还是要依赖大量的步兵师，以大量火炮摧毁日军抵抗，甚至是步兵之间的阵地作战，才能最后消灭日军。
西华与德国或者苏联的作战环境不同、作战对象不同，当然主要的战略战术，就必然有着这样的区别。
之所以西华现在模仿德军在二战初期的9师集团军制，是因为这种体制特别适合打击装甲坦克力量不强的敌军。
从二战的历史看，日军的坦克装甲力量极为薄弱。从技术、产品到装备，都是三流的。
整个二战期间，日军一共装备了46个战车联队（相当于团），每个战车连队有30~50辆坦克，整个坦克的产量，不过是2000多辆（数据上是4000多辆，但投入实战的只有2000多）。而且最好的坦克是97式，这种坦克全重15吨，其实叫做“中型坦克”非常勉强。日本前后一共就形成了4个战车师团（坦克师），实际上装备根本达不到欧洲的标准。
97式是一种铆接制成的坦克，在遭遇高爆弹的打击时，在巨大冲击力的作用下装甲容易解体，铆钉也会四处飞溅，对车内和车外的人员形成二次杀伤。而且“薄皮大馅”，装甲厚度仅30毫米，主炮为一门18.4口径比的57毫米坦克炮，炮口初速为420米每秒。
所有这些数据，相对于西华主力“猛虎”坦克，都是相去甚远。猛虎坦克源自德国虎式，全重32吨，几乎是97式的2倍，装甲厚度正面100毫米，侧面60毫米。而装备的75毫米锥膛炮，对于97式，如果在1600米外集中它，就会击穿97式的装甲。反过来97式哪怕在200多米外，都未必能够击穿猛虎坦克的装甲。相对于日军，猛虎坦克完全是重型的。
所以李思华认为，集团军体制，已经完全足以对日军形成充分的装甲坦克优势，无须进一步加强。根本上，这就是日军的死穴，资源太有限，根本不可能按照欧美标准，来实现重装甲化。
第133章 改变和加速的历史车轮
1936年2月26日，东亚近代史上著名的日本“二二六兵变”发生，那天清晨，安藤辉三、村中孝次和栗原安秀等皇道派军官，总共组织了1558名士兵在东京发起武装暴动，高喊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口号，袭击政府首脑们的官邸或居所，杀掉了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三位大人物，并且重伤裕仁的待从长铃木贯太郎，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和总理大臣官邸、警视厅及附近地区，要求陆军首脑果断实行国家改造，任命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以压制苏联，并且要求逮捕“统制派”军官。
皇道派的构成，主要是所谓的“少壮派军官”。日军陆军军官的来源，充满了旧时代的气息，高级军官都为毕业于陆军大学校者，构成了“统制派”的主体。而低级军官则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者，皇道派几乎都来自这个群体。前者由日本陆军的精英份子所构成。后者受限于传统，其晋升为高级军官的仕途，几乎没有可能。
所以从出身上本来就有矛盾，加上大萧条以后日本经济极差，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了皇道派军官的极度不满，而且统制派不断压制皇道派，这让他们忍无可忍。
不过，这场政变其实早就被军部统制派预料到，所以通过皇道派的杀戮，达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军部独裁，因为包括天皇和财阀在内，都被军人们吓坏了。而军部排除了财阀和政党对于日本大政的干扰，就可以在法西斯侵略的战争道路上，畅行无阻了。
为了对二二六兵变交待，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的内阁辞职，由前外相广田弘毅组阁。这个家伙也是个侵华的急先锋，是臭名昭著的对华“广田三原则”的始作俑者。所谓广田三原则，其实就是要求国民党政府，排斥欧美唯尊日本；承认满洲国并在华北合作；在外蒙配合日本反苏。
在广田的配合下，日本军部犹如脱缰野马，开始在战争准备上加速进行。最大的2个动作，第一就是试图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轴心国联盟；第二就是因为陆军与海军相持不下，最后只好确定了“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的基本方针，即所谓的“南北并进”二元化方针。既不肯放弃侵华，也不肯放弃东南亚，小国的胃口，这时候撑到了最大，什么都想要。
然而，这个时候的德国，对于是否与日本结盟，是非常犹豫的，一点都不像李思华前世那样，欣然接纳。
原因自然在于西华。德国此时对西华军事的了解，要远远超过了美国。因为美国武器的研发，在二战前远远落后于德国，甚至英法。所以西华最后选择的陆空军主战武器，大多数是基于德国科技的，而军队组织上，也大量参考了德军的编制。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然在军工和军事领域，聘请了不少的德国人和德国军官，他们对于西华了解的深度，自然就远远超过了前期不重视的美国政府。
德国是一个刚刚复兴的国家，虽然内心傲慢，但对于所有能带来收益的生意，都是很重视的。包括希特勒在内，对于西华都有高度的兴趣。尤其是德军的军官们，去过西华的几乎都印象极深，实际上很多军官都私下承认，西华军的战力，可能并不逊色于此时的德国陆军。
希特勒不可能不重视，按照德国军官们提交的情报，西华到1935年底，已经组成了90个师的陆军部队，高达150万人，武器装备完全按照美国和德国标准，这样规模和标准的陆军，当世甚至包括苏联在内，超过了其它任何一个列强。虽然德国人不认为西华的“国家总体战”能力比得上欧洲列强，那是因为他们对于西华的工业基础，还不太了解，印象比较刻板。西华的工业基础，主要来自美国，德国对其了解有限。
但即使看低西华潜力，单单根据西华已经形成的强大战力，就使得德国军官们没有人看好日军。来到中国，他们当然也了解过日本陆军的战力，普遍评价很低，认为武器装备上，西华军与日军几乎是断代之差，是现代军队与近代军队的差别，日军怎么可能是西华军的对手呢？
实际上，应该说德国军官们，是过分低估了日军的战力。因为他们的战力威胁，其实并不在武器装备上，而是在“人”上。不过无论如何，德国军官们的这种论调，深刻地影响了希特勒等纳粹高层，对于与日本结盟的信心和决心。
德国与日本结盟的利益，在于日本可以帮助德国，在东亚牵制英法，尤其是英国的力量。德国以为，日本侵华也好，最好是侵略东南亚，必然引起英国对其的反击，这就可以牵制英法的力量。
但是西华的存在，使得这种判断非常存疑。西华必然要统一中国，就算是日军不侵华，西华也会与之开战，将日本从中国驱逐出去，这是所有德国军官们一致的判断。他们参与西华军的训练的时候，发现西华军的所有训练科目，以及训练目的，都是为了击败日军，指向是极为明显的。
那么与日本结盟的好处在哪里呢？成为日本盟友，就会成为西华的敌人，而日本陆军大概率不是西华陆军的敌手，会被西华在东亚大陆上击败。
所以日本的价值，就只有其海军了，如果日本海军对英国海军作战，侵略东南亚，也许还有足够的价值，毕竟即使德国对西华友好，西华没有海军，至少威胁不到英国在东亚和南亚的岛屿，但西华仍然可以通过陆地威胁英军，这种威胁恐怕比日本海军的威胁更大。
按照纳粹政府高层汇集德国在日本获得的情报，日军的主要目标，还是侵华，日本国力有限，既然选择了侵华，至少就不会暂时发动海洋上的对英战争，这使得日本对德国短期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如果选择东亚的盟友，结论是很清楚的，日本不如西华。这个结论此时如果说出去，必然舆论大哗，普通人会很难相信，一个半殖民地落后原始国家的地方势力，居然对于德国，比起早就是列强之一的日本，更有价值。
因此希特勒对于日本提出的结盟请求，暂时是不置可否，让外交部回答日本，德国需要先研究一段时间。他目前关注的，是理清德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先与意大利结成同盟，虽然他对于意大利的能力从来都是怀疑的，但德国确实无可选择，反正意大利好歹是英法德意“欧洲4强”之一，即使军事上的助力有限，但彼此经济上相互支撑，还是能得到一些利益，所以“柏林-罗马轴心”对于德国才是最重要的。
希特勒最后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西华试探，当然不是结盟，当下德国的选择，即使不与日本结盟，也轮不到西华啊，西华连自己的国家尚未统一呢。只不过现在就可以做一些铺垫。暂时而言，也许在日本和西华间“中立”更好，两边做生意，两边拿利益。与日本结盟就要得罪西华，暂时有这样的必要吗？等等再看。
另外，他决定加强德国在西华的情报机构，德国需要对西华更加了解。
石原莞尔行走在西安的街头，他一副市民的打扮，与一般特工警惕的样子不同，他完全是放松的神态，饶有兴致地观赏着街道上的各种买卖，甚至手上还拿着小吃，不时咬上一口。
石原是日军中的战略家，这使得他在日军中非常异类，与大多数军官相处不来。其个性独特，潜入“敌区”中国考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1920年4月，他曾经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最夸张的一次，他装扮成扛大包的苦力，生活了大半个月，中途还被国民党的警察，扒光了衣服，抄走最后的一个铜板，差点命丧码头。
这样的以往经历，使得他对于潜入西华考察，并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而且他也不是为了什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而来，而是想让自己形成对西华的总体判断。至于军事情报，他难道还能比那些专业间谍更强？
其实在日本二二六事变后，石原可谓一时“权倾朝野”，因为事变时他在整备参谋的任上，果断指挥严厉镇压，得到统制派好评。明年即1937年的3月，他就会晋升少将，并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单看名字，也知道其职位的重要性——这个职位，几乎是日本军部参谋军官的最高层级，是战争发动的策源地。
可是他没有顾得上享受二二六之后的权力，而是向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请命，自己亲自来西华考察一段时间，以确定日军对于西华的战略。
来到西华的时候，他的内心很轻松。因为经过二二六，他认为日本上下已经被凝聚到了一个方向，侵华大业终于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日本上下和军内的思想统一。
然而，到西华几天后，他这种轻松的心态，慢慢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西华不是民国”，这是这几天他反复不知不觉中会说出口的判断。他原来基于对国民党、对于民国军阀的了解，照搬到西华身上，简直是可笑。
西华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这让他感到了恐惧。
他并没有看到西华的主力部队。主力部队已经完全退出了西安城区，城区只有少量的地方部队、民兵和新组建的警察系统。所以对于西华的军事系统，他并没有能形成什么第一印象。
他仅仅是从城市管理上，就感觉得到西华的强大。
与一般的日本军官不同，他很少关注那些民国的高层人物以及地方豪强，而是从1920年代起，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底层民众。因为他认为，从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能不能强、能不能战。
以前他对于中国是极度蔑视的，底层民众麻木不仁，陷入快要饿死的悲惨境地，活都不活下去了，谈什么爱国抗日呢？只不过是勉强过活的人牲而已，他们每天为了可怜的一点吃食，做牛做马。这样的国家，如何是大日本帝国的对手？
但这一次在西华，他的感受是两样的。中国的底层民众，“活”了过来，虽然多数人仍然衣衫破旧，但居然都浆洗得很干净，他们的面色绝非1920年他看到的那种麻木和瘦弱，而是有了光彩，身体也好了很多，他们脸上有很多笑容！对于生活开始充满了希望。他在各种餐饮摊、小市场，都能看到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渴望和奋斗，甚至听到对于参军和被国企招工等充满热情的闲聊。这让他非常震撼，西华治下的中国，与民国的中国，简直已经是两个国家。
西华显然没有在西安的市区，进行什么大的建设。街区仍然是过去的街区，但区别在于，西华在短时间内就让这个城市在旧有建筑格局之上，完全变了样。所有的楼宇，几乎都被重新粉刷过；所有的街道，都被仔细清洁清理过；所有的商铺，也都让店主和活计们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进行了小型的改良，显得精致了许多。
在这样的“微调”之下，同样还是一个建筑的城市，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其它民国城市的风貌，如此的干净，让他想起了日本的几个地方。
这是强大的城市治理能力，以之可以管窥西华这个体制的管理能力。而且城市只是在建筑上没有投资改造而已，那些日本都没有的新型公交车和轨道电车，让这个东方城市，居然有几分欧洲先进城市的韵味。
他每一天，都能看得到一些容易被别人忽略的西华治理的细节，例如居委会、例如民兵的训练、例如城市积肥。尤其是西华管理人民的基层组织之深入，让他深感惊叹，他觉得这是日本现在都做不到的。
这样的西华，真是可畏可怖。
这些天，他逐步也去西安附近走了一些小地方，包括正在建设中的乡寨，由于他毫无刺探情报的嫌疑，因此并没有招到怀疑，但他用自己的双眼，已经对西华有了一个整体的判断，结论让他非常沮丧和恐惧。
作为这个时代万中无一的能够“清醒”而不是狂热的日本军官，他认知到，西华军绝不会比日本陆军弱。
虽然他只能观察到西华的地方部队的一些只鳞片羽，但仍然感觉，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军人的风范非常强。虽然不知道单兵军事技巧和经验如何，但要说和那些民国军阀军队比，那肯定是天与地的差别。推而广之，西华主力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军纪，肯定会更强。
而且，根据各方面的情报，他早就知道，西华主力军装备的武器水平，尤其是火力强度，应该还超过了日军，至少日军同规模的部队，不会拥有西华军那么多的重炮。
对方人不比你的差，武器比你还强。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就一定能战胜对方呢？日本外务省也从美国打听到不能确认的消息，西华曾经从美国按照美式标准，购买了几十个师的装备，这不是日本能比的。
他冷静地想着，以日军现有17个师团，还必须要守护本土、朝鲜和东北的情况下，与西华作战的准备严重不足，等到回去后，要结合关于西华的军事情报，推动皇军尽快进行扩军。
也许需要与西华军，尽早决战。他感觉西华实力的增长速度，是在超越了日本。日本这几年深陷经济危机，实力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