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府皇帝改造指南 第48节
理论上讲，左贤王已经高寿五十有余，这个年纪蹬腿也不算什么意外。但很很可惜，在长久的吉列豆蒸之后，匈奴高层的神经紧张得近乎断裂，很多事情都已经不能再用常理来解释了。
——于是，真正最激烈的斗争，便要从此开始了。
远在匈奴上层的残酷争斗，当然不会直接对汉军生出影响，甚至内乱纷争的消息，一时都未必能传遍上下。但霍侍中等人在草原兜了半天圈子，渐渐也察觉到了不对——先前虽然有伊稚斜单于当头带路，但匈奴各处的据点尚且秩序井然、整整有条，即使被顶头上司当先出卖，往往也还能做出一点垂死的挣扎（当然，这种挣扎并没有什么用处），显示出最后的那点斗志。但不知从哪个时候开始，各处的据点就陷入了某种彻底的迷茫与慌乱之中，不但抵挡力度削弱至近乎无有，就连整个组织架构都坍塌涣散、一触即溃，以至于汉军一战而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惜，他们一路逮捕的俘虏都不够高级，还无法探知这最高层的机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至少大家从各处的恐怖气氛中可以确认，这草原是当真要乱起来了。
这种“乱起来”的征兆非常微妙，但感知却极为清晰。一开始是沿途遭遇的匈奴小股部队增多，而且行军急速动作匆忙，显然是慌张中别有所图；而这些整装齐备的小股骑兵，见到汉军追踪部队后却没有一个试图上前阻止，反而是逃遁如风，迅速离开，避战之意极为明显；而后他们追随着伊稚斜单于的脚步踏过好几个草场，所过之处居然发现了不少被仓促丢弃的空城，俨然一副转进千里、贼寇追之不及的景象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谜底很快揭晓了。十一月下旬的某日，汉军抵达阴山山脚的一处聚落，照例在此稍作休整、补充给养；到了入夜时分，主持中军的霍侍中忽然将几位方士都叫到了主将的营帐中，告诉了他们一个无大不大的消息：
“伊稚斜单于派了使者来通信。”
穆祺微微有些愕然。说实话，在冒险展示无人机，显露了一点诚意之后，汉军与伊稚斜单于之间也达成了一点默契，不再搞那些你死我活的内卷；但万万没有料到，对方居然可以大方到这个地步，竟敢直接派人与明面上的“死敌”联络：
“派的是谁？”
“他的亲外甥。”
穆祺下意识看了一样站在身侧的王先生。而作为在场唯一拥有完整二周目经验的高端玩家，王先生则不动声色，只对穆某人稍稍点了点头。显然，在王某辛苦数十年沉淀下来的匈奴高层黑材料名单中，这个单于外甥还真是一个相对可靠的亲信，比较稳妥的谈判中间人；伊稚斜派此人出面，应该不是什么战略欺骗之类的诈唬。
小郑郎君道：“伊稚斜要谈些什么？”
“使者说，匈奴各部已经乱了，几大氏族都在争夺权位，无人在意与汉军的决战。这一次战争，汉军已经是赢定了。他向我们表示祝贺。”
转述完这一句近乎投降的发言，霍去病顿了一顿。说实话，他头一回横刀跃马，带兵出征，虽然不是没想过一战克敌，凯歌而还的宏大盛景；但估计穷极想象，都实在预测不到这样酣畅淋漓、横扫无余的恢弘胜利；以至于在敌人痛快认输之后，他都还有些恍兮惚兮，不明所以——如果细细追究起来，他们自出征到现在，统共也就只打了两三次硬仗而已；区区两三次硬仗，就能赢到这个地步吗？
当然，如果细细算来，这一场胜利之中，将士用心、上下同心，大概占了五成的因素；方士们稀奇古怪、神秘莫测的妙妙工具，大概占了两成的因素；剩下三成胜算，则都应该归功于王先生的远见卓识、神机妙算。多算胜，少算不胜，先贤论述，真是发人深省；这偌大军功章上，应当有王先生的一小半。
不过，也正因为这胜利太过辉煌，反而带来了一点意料不到的新问题。霍侍中说完了使者剩下那半句话：
“使者又说，草原将成鼎沸之势，大汉也不能置身事外。他代单于问我，如果真的出了一些不可言说的大事，汉人又该何以自处？”
显然，这是在公然询问汉人的站队倾向了。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匈奴内乱之后，草原上最大最强的力量，居然只有汉军这个外来户。无论哪个部落，只要能获取这支外力的强援，无疑就能一举定鼎，锁定胜局；而作为彼此间早有默契的“合作伙伴”，伊稚斜单于派人来质询态度，本来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这个情理之中的疑问，却无疑给尚且年轻的霍侍中带来了超出意料之外的巨大心理负担——天可怜见，人家十七岁就挂帅出征，出发前做的心理准备无非也就是斩将夺旗、克敌制胜，在生死关头决计定疑而已；而现在，现在，你突然将涉及匈奴最高权力变更、草原整体势力角逐，乃至汉匈间力量平衡的宏大命题甩到一个绝无经验的新人面前，要让十七岁的年轻人来决定上百年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不是刺激得有点太过头了吗？
说实话，这种决定起码也得是大将军才有资格斟酌，最好还得回报给坐镇长安的天子，召集三公九卿商量这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决策。但很可惜，受限于落后生产力的压制，现在尚且还没有那个远程微操的技术。而时机一到，绝不等人，以匈奴诸部落火并的狂热程度，显然又绝没有给霍侍中从容回报，听候处置的功夫；而草原一片茫茫，树木不生，似乎也不会从哪里平白跳出一只善解人意的野鹿，替他分担这要命之至的重荷，于是想来想去，只有将自己的方士师傅们延请到帐中，期盼他们能帮自己出一出主意。
显而易见，方士们非常清楚伊稚斜单于这一试探之后的惊人信号，脸上都有了颇为凝重的神色。不过思索片刻之后，几人目光移转，却都望向了老神在在的……王某？
霍侍中：？？
营帐中沉默了片刻，王某顶着众人的目光，施施然掸了掸衣袖。他好像完全没有面对重大抉择的焦虑与紧张，反而神色自若，泰然镇定，甚至回望了穆祺一眼。
他含笑道：
“这样的事情，实在不能一人独断；还是要谦虚自守，听听旁人的意见——穆先生以为，我们该怎么做？”
穆祺：…………
穆祺的脸木了片刻，淡然道：
“我不好回答，王先生也知道，我一向是不会干涉其他势力的内政的。”
王先生：？？？
他的笑容僵住了，连语气都有些不可思议：
“你在和我说笑吗？”
“是王先生先和我说笑的。”穆祺面无表情：“王先生觉得好笑吗？”
眼见王先生的脸色实在不大美妙，两位郑姓郎君赶紧起身，一左一右把人隔开。等到片刻之后，谦虚谨慎的王先生稍稍冷静，才终于撇开从不干涉内政的穆先生，冷冷开口：
“其实这选择也并不难做，一般来说，还是要支持合作愉快的部落。”
全程茫然吃瓜的霍侍中终于反应了过来：
“先生是说，我们可以支持伊稚斜单于？”
“差不多是这样。”王某道：“但需要做一些调整。我们现在还不能直接下场支持他。”
“为何？”
“因为伊稚斜是一等一的阴损货色，贪得无厌、下作无耻、没有任何底线和障碍的狠人。”王某平静道：“当然，正因为他是这样一等一的阴损货色，我们才有合作的空间，只不过一边合作，也要一边提防着这种人的反咬——他抛弃匈奴时毫无负担，抛弃大汉时更会行云流水，必须要先下一重禁制。”
“伊稚斜派来的使者说，如果双方都有此意，他可以留下来做人质。”
“对于伊稚斜这种人，一个人质能有什么约束？”
霍去病有些沉默了。显然，这也是他反复思索，极为顾虑的要点：汉军往日与伊稚斜的“默契”，都是建立在伊稚斜势单力薄、无力反抗的前提下；可一旦此人在外力支持下逆风翻盘，重新掌握了匈奴的王权——哪怕只是大败亏输、残缺不全的王权——那一朝王八翻身，态度可未必就这么友好了。
辛辛苦苦合作一把，最后扶了一个随时背刺的白眼狼，这个落差肯定是谁都没法接受的。霍侍中踌躇良久，就是不知道这个决策该怎么下。
但还好，王先生并无意为难小孩，所以停了一停，直接解释：
“跟这类人谈，什么人质抵押都没有意义，该撕的合同他想撕就撕，一点都不会放在心上。要想约束他，必须要他做一件不能后悔的大事，比如说立下一件什么‘投名状’。”
他转过头来，看向穆祺：
“关于这一点，穆先生想必是很清楚的。”
“我怎么就很清楚了——”
穆祺愣了一愣，意识到自己确实是“很清楚”的——数千年历史之中，不也曾经有过这容不得后悔的“投名状”么？
譬如说，譬如说，“必杀飞，始可和”？
这世界上真正的界限其实不多，很多时候犯了错都可以用“本意是好的”来辩护，只要最后结果如愿，这个辩护往往也会被历史接纳——历史是严苛的，同样也是宽容的，在光辉璀璨的前景降临之时，它往往不会在乎什么细节上的龌龊。
可是，无论再怎么宽容大度，有的界限终究是完全不可逾越的，一旦践踏过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在风波亭之前，完颜构一切的举措都可以强行解释为战略欺骗，解释为暂且隐忍，解释为必要的代价；在风波亭之后，他就不能不与秦桧狼狈为奸，共同走那条遗臭万年的路——不能回头，不许后悔，不可还转，只能老老实实当金人最忠诚的狗，吞下一切的屈辱和恐怖。
某种意义上，这实在是比所有的利益捆绑和道德限制都要更有效的狗链，一条名为恶堕的狗链。
如果排除一切道德因素，那这种恶心的投名状的确还是一种相当好用的训狗手段，足可借鉴的训狗手段，所以……
“如果想要合作，伊稚斜应该表现出诚意。”王某漫不经心，说出了极为阴冷的决定：“既然双方要更张旧制，彼此同心，那有的事情，恐怕就该改一改了吧？”
什么事情该改一改？这样肮脏龌龊的事情，显然就不好由王先生亲自开口，一一细解。而穆氏——穆氏沉默少许，忽然也出声了：
“……如果我们与伊稚斜单于合作，那想必匈奴其他的反对派就再也不是对手了。”
王某抬了抬眉毛，看了他一眼：
“所以呢？”
“所以我想，伊稚斜单于掌权之后，一定会大力清洗他的政敌。”穆祺道：“但上天——上天毕竟有好生之德，如果真有走投无路的反对派，就请伊稚斜单于放一条生路，让他们到大汉来避难好了。这也是陛下仁德所化……”
“仁德所化”？
两位郑姓郎君的脸色变得相当诡异了。而颇有仁德的王某稍一沉吟，则露出了颇为灿烂的微笑：
“——你也很聪明嘛！”
“不敢。”穆祺道：“实际上，这只是出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你们知道吧？绝没有其他意思的，更不是干涉内政。”
王某微微点头，极为欣然：“原来如此啊！”
第71章
当草原上的方士团队们还在集思广益, 推敲着与伊稚斜单于谈判的种种细节，思索该如何调整“投名状”的力度；留守在长安的汉天子则百无聊赖，陷入到某种近乎闲极无聊的地步了。
当然, 这也是很正常的。到现在为止，汉天子还不具备远程微操、亲自指挥的条件；在确定了大致方略理清了内外政治环境之后, 他只能将军队托付给自己最信任的将领, 然后默默的期盼最后的结果——而在结局底定、万事终了之前, 除非前线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必须上报的变故, 否则君主坐守后方, 只能靠着定期的军报了解前线——效果略胜于无。
当然，大将军派人快马送回来的消息肯定是准确详尽、力求丰富。但无论怎么丰富详尽，有些东西总没法说得太细。譬如, 他解释了自己命霍去病追踪伊稚斜单于的决策，并在汇报中顺便提了一点方士们的建议, 一笔带过, 并未详叙——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中有资格下决心的是大将军而不是幸臣, 其余人根本不必多提——但皇帝何许人物, 哪怕仅仅是看一眼这只言片语, 也能猜出此决策中必定有方士集团强力推动的手笔（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干脆就是穆氏和死鬼老登的手笔）；而方士集团名义上“随从出征”, 怕不是现在已经驰骋疆场纵马草原, 在快快活活的四处撒野发癫了。
一念及此, 再看看自己——独守空城、孤寂无聊、只能眼巴巴等着前线军报，那心中之烦躁无聊, 自然也就可以预料了。
不过，皇帝总不会长久无聊下去的。无聊到某个程度之后, 他就会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譬如说和儒家斗蛐蛐玩。
自先前对公孙弘发起了一波并不成功的攻势之后，皇帝默默消停了好久；但这并非出于宽容慈悲，而是事实所迫的忍让；而现在嘛，皇帝当然也没有找到一举解决儒生们的灵丹妙药，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皇帝穷极无事，正好拿他们来找找乐子——而恰好，穆祺离去之前，也刚刚留下了一本足以在政治及舆论上对儒生产生强烈冲击的巨著：《竹书纪年》。
按穆氏的说法，这应该是魏国留存的史书，因为保留在魏王的坟墓中侥幸逃脱了祖龙及项羽的两把大火，是如今仅存的，可以与《春秋》、《尚书》相对照的珍本史籍，六国史书唯一的残留；其史料价值，自然无与伦比；若能比较借鉴，也必定是极大的飞跃。
不过，对于大多数儒生而言，这本书最大的刺激显然不是什么史料价值，而是黑料价值；大概是因为魏国上下崇尚法家喜好权谋腹黑学的缘故，竹书纪年的取向与温文尔雅敦厚体贴的《尚书》全然不同，长篇大论记载的并不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美好传说，而是上古三代的狂猛黑料，什么“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夏启杀伯益”、“共伯和干王位”；舜囚禁尧，夏启杀了伯益，共和执政根本就是篡位夺权；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依次揭发，将上古三代那种光辉灿烂人均圣贤的面纱给从头撕个干干净净，并对儒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本钱——《尚书》、《春秋》发起了致命的攻势。
孔老夫子说上古三代都是圣人；孟老夫子说上古三代都是圣人；现在你跳出来告诉我上古三代其实也是勾心斗角一个鸟样——你几个意思？
说实话，尧舜禹汤周文周武都是冢中枯骨了，后世史书怎么写其实都无伤大雅；这样辛辣可怕的黑料，伤害最痛最深的，还是儒生——以《春秋》、《尚书》为信仰，绍述了一辈子孔孟之学的儒生。毕竟，儒生正色当朝数十年，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生平用来pua皇帝的最大本钱，就是“三代”；宗教要有神国，信仰要有寄托；对于儒生而言，最大最好最不容否定的乌托邦，就是那完美无缺、“天下为公”的三代。
夏商周是好的，所以继承了夏商周治世之道的儒家也是好的；儒家是好的，所以儒家经典中为皇帝制订的那一套治理体系也是好的；天子只需学习经典、领悟思想、效仿三代，天下自然而然就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这套逻辑如此完美、如此精细、如此强硬，以至于后续十数代王朝两千年历史，都不能真正反驳；黄老百家与儒生争锋，最多也就只能质疑一波对经典解读的正确与否，是万万跳不出这个逻辑的。
但现在嘛，有人居然敢跳出来直接向光辉美好的三代、儒家安身立命的最大依仗发起攻击，那事情的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说白了，你现在都敢攻击三代，你将来敢做什么那我想都不敢想！
理所当然的，当这本《竹书纪年》的复印本从未知渠道被泄漏之后，本就与百家斗得大道磨灭的儒生们立刻赶到了不可遏制的狂怒。在他们看来，依仗着造纸术与印刷术勉强与自己周旋的诸生不过是手下败将、冢中枯骨，就算一时得意，终究也不难消灭；但胆敢传播这种可怕黑料的异端却是决计不能容忍，非得以重手强硬出拳不可。事关道统，仇恨不共戴天，要是不用点手段，恐怕当真要以为儒生可欺了！
当然，强硬回击，也要有张有弛；而儒生的应对，大致仍是得体的。一开始他们虽然愤怒，却并未大肆围剿这本妖书，生怕动静太大，反而抬高了这种低劣黑料的身位；于是仔细斟酌，只派出小辈出战，质疑这本书的根底——你说这是魏国史书这就是魏国史书？根底都不清楚的东西，有什么资格上桌？
应该说，这套辩驳逻辑还是非常有力的。穆祺提供的《竹书纪年》当然是真本，但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原版竹简早已失散殆尽，没办法提供任何佐证；质疑一本来历不明的印刷物的可靠性，当然是非常稳妥、非常有效、决计不会出错的好办法——如果晚上那么一百多年的话，这一套辩词说不定就真的成功了。
但很可惜，现在这个时间毕竟还是不够长。祖龙的确搜括了六国的史书，但大秦的执行力显然没有强到无远弗届、使命必达的地步；在关东关中等统治薄弱的地带，仍然有大量六国王族和公卿遗存，至今都可以发挥影响；这些遗老们世代传承，不会不保留一些有关于本国史册的抄本——当然，私下流传的抄本必定是散乱的、细碎的、不成体系的，甚至根本没法整理；但只要这些抄本还存在，那么就可以从各个角度做全方面的比对，而比对的结果嘛……
反正，在就《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争论了大概十余天后，长安的儒生们就果断闭嘴，迅速开始了转进。
就转进的方向而言，儒生们一开始是想出动铁拳，直接呼唤丞相公孙弘强力出手，用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妖书直接封禁；但还好向上汇报之后，真正的大儒公孙弘聪明绝顶、明见万里，立刻阻止了这近乎白送的愚蠢举止——如果此例一开，是不是下一次学派再起争论，圣上就可以引此旧例，直接封禁掉他不喜欢的一切著作？
你搁这儿复辟暴秦《挟书律》呢？
文人之间的事情，能讲规矩的时候，还是尽量讲规矩比较好。于是众人商议再三，无可奈何，只有重回辩经路线，并调整辩论思路；从此不再强调史书本身的来历，转而寻章摘句，质疑起了史书材料的真伪：就算《竹书纪年》是真本又如何？史书是真本，就意味着史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啰？
这个质疑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非常靠谱的，可以说一发中的，立即就缓解了广大儒生的精神内耗。但如此辩论，却也显然有极大的弊端：不针对史书本身发论而只质疑史料真假，那意味着已经默认了《竹书纪年》的地位，等同于打破了儒家对上古历史的绝对垄断，允许异端思潮上桌——这是非常惨痛、非常悲哀的让步；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与儒生抗争的百家士人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已经在私下里组织了对《竹书纪年》的讨论，并得出了不少重量级的成果。如果儒生们再这么装聋作哑、坐视不管，那等到话语权全部沦丧之后，真是哭都来不及了。
而儒生这样艰苦悲哀的反抗，无疑大大取悦了嫌弃无聊，且对儒家颇有偏见的皇帝陛下。他当然也知道，这区区一本《竹书纪年》并不能算决定胜负的棋子，以儒生的人才济济、钻研精微，早晚能够在学术体系中彻底消化这一波异端的刺激，甚至推陈出新、巧施手腕，将此异端消化自身的给养——两虎相争，强者为胜；儒家实在是太大太强，以至于可以兼容并蓄、因势利导，将一切不利的冲击都转化为有利的优势。在这种庞然大物面前，一本异端史书，也不过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已。
不过，这本身也没什么关系。《竹书纪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皇帝巧妙挑拨，本来也只是为了一时的念头通达而已。所以他欣然旁观，大为喜悦，只觉多日以来的种种淤积的愤怒郁闷，真是于此刻尽数倾吐，一扫无余。为了扩大这种恶劣的喜悦，扩大斗蛐蛐的无穷乐趣，他甚至还特意在朝会上加了一句，要延请长安各门的博学之士，到宫中来讲解对《竹书纪年》的研究。
——啊，当时丞相公孙弘的脸色，真是美不胜收，妙不可言，让人想一想都要绷不住笑出声来！
报仇总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连喜悦都不会那么痛快。天子深谙这个道理，所以绝不会错过任何快意恩仇的机会。仅仅召唤儒生讨论《竹书纪年》，还不足以满足他恶劣的趣味，为了给对方上一上强度，他还需要更多更大的猛料。
这样更多更大的猛料，涉及隐秘的情报，宫中当然是不会有的。所以，在预定讲解《竹书纪年》的前一日，圣上打破惯例，居然带人出宫，微行市集，到了——到了方士们储存印刷材料的市集商肆。
自方士集团随军出征之后，东市的市集就被穆氏下令严格封锁，甚至还加上了一堆什么莫名其妙的机关，严防外人出入；不过可惜，这些命令机关，能够拦住小心谨慎的官吏，却决计难不住微服私访的天子。天子的随从倒也不知道该怎么绕过门口墙头那些稀奇古怪的布置，但他们直接在墙外搭了一个假山外加一座延伸的天桥，让皇帝徐步登山，慢条斯理，直接从院落的头顶一脚跨了过去，然后缓缓下桥，从从容容的绕开一切机关，到达了方士们最机密的后房。
不过，这个被重重保护的后房却难免令陛下有些失望。他们挖穿地基，从地底打开了厚重的钢门；绕过门后的小巷七弯八拐，撬进了一间昏暗的小屋。但屋中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废旧纸张（上面全是缺胳膊少腿的字），报废的各色工具，随意堆放的瓶瓶罐罐、莫名其妙的各色颜料（看起来倒很像是宫中妃嫔的化妆品），不像什么机密，倒更像是七零八碎的过期垃圾堆，完全没有任何条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