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在秒针又转到五十八秒的时候，骆培因在电话里讲他对他们未来的规划。等到夏天，她可以拿陪读签证来美国，先学几个月的语言课程，再正式申请学校读她喜欢的课程，把陪读签证转学签继续上学。他不会让她再为钱而焦虑。
他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谷翘也懂了。他把没有继续读书当成她的遗憾，并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可行的办法。他们不仅可以团聚，她还可以继续读书并且拥有闲暇。她十八岁那年失去的东西他要在今年补给她。虽然这遗憾不是他造成的，但他却认为他有责任帮她弥补。
尽管谷翘非常不舍得沉默，但她还是沉默了。每一秒钟的话费可以买一个鸡蛋，一个个鸡蛋摔碎在地。
谷翘手持着话筒嘴唇张张合合。她一时无法讲出虽然她也很想和他在一起，但是……“但是”前面的话太重了，以至于“但是”后面的话只能更重，一个越洋电话无法承载这么大的分量。
他并不知道她现在在国内生意多顺利，只凭以前的印象觉得她挣钱辛苦。如果他能在她身边亲眼看看她赚钱的情形，估计就不会为她遗憾了。
在这静默中，谷翘听到电话那头对她说：“我爱你。”
窗外路灯亮着光，车光霓虹灯附近建筑还没熄灭的灯迸溅着光亮往房间里钻。而电话那头一天才刚刚开始。他们不光是隔着太平洋，也是隔着日夜通话。
谷翘的声音变得很低，她听见自己对着听筒说：“我也爱你。”这四个字她说得一点儿都不快。
有一次谷翘接到骆培因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突然听到了琴声，琴声顺着谷翘的耳朵钻到她的心里。她问骆培因在哪里，骆培因说在街边，有人把旧钢琴扔到了街边垃圾桶旁。谷翘很惊讶，谁会把钢琴扔垃圾桶。
此时国内正是两点钟，谷翘忙到现在终于有时间吃中午饭，德裕和彭州都在510，两个人饿得往嘴里直送饭。而电话那头已是深夜。她没有说话，只是听着电话那头废旧钢琴的琴声。
整个春天，公交车和地铁上充斥着皮夹克。人们跟说好了似的，整齐划一地穿上了皮夹克，虽然皮质和样式有区别，但是隔远了望去，一件皮夹克挨着另一件皮夹克。皮夹克像三四月的杨絮飘满了大街，简直跟十来年前喇叭裤一样，遍地都是。
从春到夏，皮夹克渐渐从街上消失，春装换成了夏装。可这并不妨碍谷翘的好生意，她的生意不仅没因为春天的离开而停滞，反而越来越好。当街上满眼都是t恤衫短裤长裙凉鞋时，德裕看着一包又一□□夹克打包好上了开往二连浩特的车皮。
谷翘五月份最后一天最高流水到了六十万，刨除仓储打包各种各样的支出，一天有五万的净利润。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好生意，但接下来的日子没有一天日流水低于十万。
谷翘从510房间搬到了楼上套房，她专门雇了一个会计帮她清点开票。她在办公室置办了一台打印机，方便随时打印合同。为了做生意更方便，谷翘给自己添置了一只“大哥大”。这只大哥大虽然因为国内信号无法接通美国的长途台，但这并不妨碍谷翘通过宾馆电话把这消息告诉骆培因。
她挣的钱足够她买一辆桑塔纳，但谷翘只是把旧的黄大发换了一辆新的黄大发。对于她来说，车最重要的还是能装，不是能装门面，而是能装货。
随着收入越来越多，谷翘在接通长途台后不再用英语说“请由接听方付话费”，她不再把一张机票钱看得多重。就算骆培因付话费，攒的航空里程能换一张机票钱，她也愿意付费。
谷翘第一次没说“请由接听方付话费”时，骆培因还特意提醒她别忘了。这个申请是要征得骆培因的，他同意后，电话才能接通。但这次话务员并没有问骆培因同不同意。谷翘说她不是忘了，她告诉骆培因，以她现在这个挣钱的速度，以后并不需要在乎一张机票钱。
谷翘在电话里越来越从容，不再像刚打电话那样每句话都不留缝隙，她的语速又慢慢恢复了正常。她在电话里把她所有的好消息都告诉了骆培因。除了她、她的合伙人，最知道她赚了多少钱的就是骆培因。
她几乎每天都要告诉骆培因，他入的股现在被她翻到多少钱。这简直成了通话的常规项目。
生意越好，谷翘也越忙。但她忙得很有兴头，很有希望，并且希望一直这样忙下去。
谷翘一点儿都不掩饰她赚钱的兴奋，兴奋得几乎有点儿忘乎所以。人民币在她嘴上不断地跳动，跳动着跳动着继而通过听筒传到骆培因的耳朵里，同样传到骆培因耳朵里的还有一股属于暴发户的新鲜喜悦。
到这一年最热的时候，谷翘的积蓄足够去亚运村买一套四居室。她迫切希望见到骆培因，把她赚钱的喜悦面对面分享给他。
第96章
◎你求婚成功了吗◎
安妮第五次看见骆培因是在蒂芙尼的店里，他正在买一枚钻戒，一枚只有三十分的钻戒。如果求婚钻戒低于三克拉，她会认为这个男人极其没有诚意。而如果拿钻戒求婚的是骆培因，她可以把这个标准降到一克拉，当然也只能降到一克拉。
但此人买的钻戒只有三十分。
安妮第一次遇见骆培因是在一个深夜，她把在酒会上跟别的女孩子调情的男友甩在了度假别墅，毫不留恋地结束了一段恋情。安妮一个人往市区开，驶过一个了无人迹的路段，她的跑车突然罢了工，而她的移动电话没了电，四周空无一人，只有满天繁星，她在寒风的呼啸中，等到了一辆老旧的吉普车。本能的防备并没有让安妮第一时间求助，直到吉普车司机摇下车窗问她需不需要帮忙。
骆培因把他的移动电话借给安妮，让她拨打电话寻求道路救援。她接过电话，才借着车灯才看清了眼前人的一张脸，她突然变了主意，问吉普车的司机能不能和她一起等待道路救援到来，她一个人非常的害怕。如果她遇到的是另一张脸，她不会也不敢特意强调她是一个人。
她熟练地向这个年轻司机展现了笑容，但她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微笑作为回复。不过当安妮反复强调她的恐惧时，她的话大概让吉普车司机动了恻隐之心。
他从后备箱里拿出了拖车绳。
安妮坐上了老吉普的后座，她的跑车被拖着缓速前行。她本来是准备坐副驾驶的，但司机建议她坐在后座，搭陌生人的车坐后座更容易逃生。本来安妮以为这话只是在开玩笑，但是车子在没有人烟的地方驶过，司机不发一言，安妮不由想起了恐怖片里那些衣冠楚楚人模人样的变态。她本来是等着他来搭讪，问她的家在哪儿，她以为他会送她回家。但是在沉默之后她开始主动跟他说话，据心理学来说这些话能够唤起一个变态的向善之心。而他的回答非常的简单。
车子在一家24小时快餐店前停下，安妮听到司机对她说“下车”。她下意识地说她现在并不想吃东西，即使饿了，她也不会吃这里的快餐，汉堡薯条的卡路里简直骇人。等她说完，她才发现这个吉普车司机并没有请她吃快餐的意思。司机把他的移动电话给了她，让她拨打道路救援电话。他下了车，解下了连接两辆车的拖车绳。
安妮看着老吉普扬长而去，剩她一个人站在快餐店等待救援车。
这个人不介意做好事，但只把好事做到六十分。这个六十分的好人并没有留下他的名字。
但是只要记住一个人的脸，想要再次见到并不是件不可能的事。
安妮第二次见骆培因，是在她伯父伯母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她伯父送给伯母的纪念日礼物是一枚八克拉的钻戒。
安妮很快就从她的堂哥那里知道了老吉普的司机姓骆，并且知道他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她在商学院上学的堂哥和一个中国学生合伙开了一个小公司，登报在卖专为小银行服务的风险监控系统。因为他们的定价，并没有什么生意找上门。
安妮也不知道她的堂哥怎么被说服做这样一件事，她堂哥耳濡目染的在酒会上的交际手段根本没法用来对付这些对金钱非常敏感的社区银行的小老板。他也无法约这些精明的小老板打高尔夫球或者看橄榄球促成生意。她直觉是骆主动找上的她堂哥，因为像他这样拿学签的中国学生，要想在美国注册公司很不方便，必须得找一个土生土长的老美合伙。
安妮第三次见骆培因，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在中国。她没捺住好奇心，问他女朋友是个怎样的女孩子。骆对她女朋友的形容是，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心。
因为这个形容，安妮的好奇心又增加了一层。
直到安妮在蒂芙尼看见骆培因，她猜测骆和她堂哥的生意应该没什么太大进展。如果他们生意好的话，骆培因大概不会只买三十分的钻戒向他女朋友求婚。当然也可能因为他是个节俭的男人，无论赚多少钱，都只欣赏三十分的钻戒。
安妮第六次见骆培因，是在医院里。她随堂哥一起去探病，她特意从众多口红里挑选了一支适合探病涂的颜色。对于骆培因出车祸这件事，安妮并不十分意外。照她堂哥描述的骆培因的时间表，长时间过度疲劳驾车出事故并不是个小概率事件。她猜对了一半，骆培因确实是因为长时间不休息反应慢了，以至于一只黑猫突然从路边窜出来时，他急刹车直接导致他的老吉普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