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4节
多年以后，大清的雍正皇帝听说民间认为他得位不正的时候，也是向天下颁行《大义觉迷录》，令各地学子背诵学习，宣讲他的即位既合乎法统又合乎正义。说到底，无论是汉、新这样的古老皇朝，还是明、清这样的近古帝国，合法性问题都是不可怠慢的关键事宜。
在“五威”的队伍里，“五威将帅”主要履行传播符命的职责，有点类似宣传队或理论干部。随后，皇帝还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监察队伍，叫作“五威司命”，监督上公四辅以下各级官员。出任五威司命的，是皇帝一贯信任的统睦侯陈崇。
与此同时，皇帝还建立了“五威中城四关将军”的军事组织。与一般的军事组织不同，这套新组织主要负责安全保卫。在天下最重要的五个地点设置将军，扼守险要：
五威前关将军守绕霤 9 ，由明威侯王级出任；
五威后关将军守壶口，由尉睦侯王嘉出任；
五威左关将军守函谷关，由掌威侯王奇出任；
五威右关将军守成固，由怀羌子王福出任。
这四位将军扼守关内周边四个险要，而且全都是王氏家族成员。
最重要的五威中城将军负责京师的警卫治安，守卫京师的十二个城门，由崔发担任。这不仅源于王莽的信任，还因为五威中城将军的职能与符命相关：
中德既成，天下说符。 10
由此，一支直接听命于皇帝，担负着宣传、理论、监督、安保等“政治安全工作”职能的特殊队伍，被逐渐组建起来。正如“威命”二字所喻示，这支队伍以符命为核心。
符命，就是新朝的立国之基，合法之源，是皇帝的灵魂，维护符命，就是维护皇帝。
扬雄一入新朝，改任中散大夫，也向皇帝献上一篇颂扬符命也就是赞美王莽的锦绣文章。这篇名叫《剧秦美新》的文章，究竟是扬雄心甘情愿献写，还是以文豪的身份被授意所作，抑或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所不安，刻意撰文自保，后世已经无从知晓。但这篇文章在未央宫王路堂里被高声诵读的时候 11 ，没有人质疑文章本身的价值和逻辑。
剧秦，就是阐述秦政的反动；美新，就是赞美新朝的正义。
剧秦，并不是把秦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教训，而是将其作为邪恶势力。就像许多神话传说宗教以及《魔戒》所描写的，邪恶势力将始终存在，并时刻准备卷土重来，但永远不能战胜光明与正义。
可是有个问题，汉朝呢？
扬雄并没有贬损汉朝，甚至还赞美汉朝能够废除秦政里最为苛酷的部分，扶持儒家复兴。但是，汉朝并不能彻底荡涤秦政，也不能全面建立儒家王制。因此，汉朝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只有过渡意义，被扬雄一笔带过。
就是说，新朝建立的前提并非汉朝，而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灾异频发，最终上天降下符命，由新朝代替。那些符命在扬雄的笔下呈现出奇异的风格：华丽、雍容、精致，但又神奇、诡异、隐晦。音韵铿锵，字字珠玑，以至于五百年后的刘勰也称赞说：“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 ” 12
平时，扬雄被人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孔子”。因为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对此，有的人推崇，比如桓谭；但更多的人觉得他哪有资格与圣人同列。但在《剧秦美新》被诵读的这一刻，朝臣们却仿佛真的听见孔子和圣王的对话。
《剧秦美新》的最后，扬雄提出一个呼之欲出的建议：既然受命，那就该封禅泰山了！
皇帝对这个建议欣然接受，宣布等改制差不多的时候就东巡封禅。
扬雄虽然并不热衷政治，但在这一刻，他终究把自己摆在了司马相如之于汉武帝的位置上。
2.甄丰之死
与那些在废墟上建立的王朝不同，新朝坐拥汉朝承平几十年的财富积累。
长安城，似乎从未如现在这般繁华过。建国初的一段日子里，长安城内，未央宫前，时不时有人操着各地方言，辗转前来，要亲自给皇帝献上最新鲜的符命，报上刚发现的祥瑞。
各地官员奏报上来的符命和祥瑞，更是数不胜数。
毕竟王莽一开国就给献符命的人封了侯。封侯，许多官僚和武将一辈子也挣不到，而献符命既不需要有功，也不介意出身，是无本万利的好事。
献符命的人如此之多，连那些爱惜羽毛的人，彼此也会开玩笑说：“独无天帝除书乎？ ” 13 意思是：你手里怎么没有天帝给的天书呀？
曾经巍巍赫赫的符命，到此地步，已经和野语村言差不多了。符命所蕴含的神圣和权威也在一天天流失。
五威司命陈崇注意到这个情形，不无忧虑地禀报皇帝说，“这种事情大开奸臣谋取私利之路，淆乱天命，应该断绝其根源。”
王莽颔首，对此他也很厌恶。没当皇帝的时候，符命由民间自发献上是最好的；但如今当了皇帝，符命就不应当由民间来发起，而该由朝廷管控。
皇帝于是安排尚书大夫赵并负责这件事，从此以后，只以五威将帅正式颁布的四十二个符命为准，民间严禁发现新的符命，严禁私献符命，违者下狱。
这是新朝建立后在合法性上遭遇的第一个挑战，而且挑战来源于内部。因为符命被说成上天所降，那么朝廷怎么有资格禁止呢。但不禁止，就会有人利用符命来谋求封侯封官，甚至反对皇帝。
禁令起初还是有效的，那些争先恐后的人群顿时作鸟兽散，想必他们会懊恼为什么不早点献符命吧。
时间一晃，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皇帝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改制，其间，货币改制引起了不小骚乱，与匈奴也因为更换印玺产生了冲突。
面对这些事件，皇帝似乎对他亲手搭建的执政班底并不信任。按理说，大司马、承新公甄邯是三公之首，理应承担更多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汉书》此时已经没有他行政活动的记录。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亲自选派中级官员和将军来处理这些事务，可能把三公都晾起来了。
作为政坛老人，甄邯能辨识出皇帝正在疏远帮助他登基的功臣，着手拔擢使用年轻的大臣，眷顾王氏家族的后生。
甄邯大约看得比较开，既已位极人臣，正好告别案牍劳形。甄邯的兄长甄丰就不一样了。早在汉平帝时期，他就已是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居摄期间担任太阿右辅，是王莽当时的左膀右臂，常常和王莽商量政事到深夜，人称“夜半客，甄长伯 ” 14 ，主持吕宽案时牵连构陷不遗余力。但在新朝，他却仅被安排为“四将”之一的更始将军，且与卖饼的王盛、守城门的王兴同列。
表面上看，甄氏家族在新朝很显赫，除了甄邯、甄丰两兄弟，甄丰的儿子甄寻现在是京兆大尹，加官侍中，封茂德侯。不过，甄氏家族内部如果经常走动，理应会表达彼此的不满。特别是甄丰，想起翟义起兵的时候，是他亲自带着兵器在宫中昼夜巡行，保卫王莽，如今换来这种待遇，怎么能不憋一肚子气呢。
王莽登基后，深居省禁，甄邯、甄丰已经不容易见到他了。甄寻担任侍中，还能经常侍从左右。对父亲和叔父的境遇，甄寻也颇觉心寒。他大概从内心里认为，若没有甄氏兄弟的襄助，王莽哪能这么容易登基呢。出于对王莽的熟悉，他发现虽然朝廷已禁止私献符命，但王莽对符命仍然笃信不疑。甄寻于是琢磨了一个法子。
这个法子和当年吕宽、刘宇等人的想法差不多，吕宽想用灾异吓唬王莽，而甄寻想用符命操纵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事推测，甄寻并不是一个人琢磨的，而是和刘歆的两个儿子隆威侯刘棻、伐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五威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歆的学生、骑都尉、侍中丁隆等合谋商议，这几个人在当时都属于中生代。当然，此事真正的主谋当是愤愤不平的甄丰。
于是此后有一天，甄寻突然向皇帝上奏，说发现一道新的符命。
考虑到禁止私献符命的法令颁布不久，甄寻可能做了解释。这道符命的意思是，当年周朝初建，周公居东，召公居西，两人分陕而治。周、召都是周朝道德高尚的大臣，《诗经》里的“周南、召南”就是从他俩而来。如今，新朝恢复周代圣治，也应分陕而治，由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
这道符命，大概率是根据公羊学所造，因为《公羊传》里记得很清楚：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 15
《礼记》里也有“周公左，召公右 ”的说法，所以，甄寻想以这种方式抬高父亲的地位，而且还谦虚了一下，把同样被皇帝挂起来的平晏抬得更高，比照周公，称为左伯；甄丰比照召公，称为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