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0节
总之，凡是打鱼、打猎、采山珍、搞养殖、种蚕桑、做纺织、赤脚医生、堪舆风水，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都要从利润里征收10%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营业税。
王莽为什么连这些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呢？因为，打个猎、捞条鱼拿去卖，虽然利润微薄，但归根到底也是末业，用这种方式来引导百姓必须从事农业耕种，才是王莽的目的。
第五，五均赊贷。
五均赊贷，虽然放在一起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样政策。
所谓五均，就是平衡物价，王莽把长安和洛阳、临淄、宛、成都、邯郸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发达的“一线城市”作为枢纽，进行物价管制。之所以叫作五均，是因为除了长安外，洛阳居中，临淄、成都、宛城、邯郸分别位于帝国的东西南北，合起来就是五均了。
这六座城池都非常繁华，是全国或区域的经济中心，它们的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西蜀的摇钱树、岭南的博山炉、草原的胡笳、东越的玳瑁，几乎随处可见，就更不必说丝绸、漆器、铜镜之类了。商品经济发达，供求关系发挥作用，价格就会波动起伏，就有投机的空间。
儒家恰恰不怎么喜欢投机。
所以，皇帝把这几座城池的市场管理者“市长”，改成“五均司市师”，除了原有的市场管理职能外，还兼有平衡物价的职责，配备了五名“交易丞”和一名“钱府丞”为属官。“交易丞”，顾名思义具体管理市场交易，也就是物价平衡；“钱府丞”管理“赊贷”，也就是国营贷款。
按照设计，“五均司市师”要在每个季度的中间月份，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审定一次物价，把商品按照质量分成三个档次，根据本地的供需关系确定价格。其中，五谷布帛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或者说“初级生产资料”，如果供大于求导致滞销，那么“交易丞”就负责以保护价收购，不能让老百姓折本；如果商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到高于官方价格，“交易丞”再把前期收购的商品平价售出，以平抑物价；如果供应充足，价格低于官价，那么允许老百姓自由购买，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如果说“交易丞”是“物价局”，那么“钱府丞”就是“社区银行”。祭祀等礼仪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老百姓如果没钱搞，能从“钱府丞”借无息贷款，还款期限也很宽松，一般祭祀不超过一旬，丧礼等大事别超过三个月；如果是因为太穷了，要借钱谋生，比如购置农具之类，也可以从“钱府丞”处借款，虽然不是无息，但只收不超过10%年利率的利息税，可谓非常“普惠金融”了 10 。
五均和赊贷虽然是两码事，但彼此补充，调剂工商金融，以求既能支持农民农业，又平衡收入。事实上，五均与汉武帝时期的“均输”有些相似，但与盐铁专卖一样，目的并不相同。
第六，钱币铜冶，就是铸币和货币发行。
铸币倒是不新鲜，关键是货币制度，这是六筦里最曲折的一项改制措施。
汉室货币制度的确立，本身就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遥想刘邦当年还允许民间铸钱，私人铸钱自然会偷工减料，以较少的铜撬动较高的面值，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为此，汉室一再改革，发行过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三铢钱、半两钱等等，百般试错，直到汉武帝时期铸造了五铢钱，轻重适宜，从此一百多年不再变更，达到了金融基本稳定、货币发行有序的状态。五铢钱一直使用到隋唐，唐朝废止五铢钱改铸开元钱，形制其实没有实质变化，可谓一脉相承、行稳致远。
标准的五铢钱大约重四克，大略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古罗马货币第纳尔，也都大约重四克，这就说明，这一重量和币值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11
金融虽然稳定，但并不能解决贫富的问题。
早在居摄期间，王莽就启动了币制改制，延续了儒家把货币看作万恶之源的精神。不过，他当时没有贡禹那么激进，他更在意的是恢复上古时期的货币形制。居摄二年（公元7年），朝廷发行了两种刀币、一种大泉，面值都很高，但含铜量并不高，比如大泉重十二铢，面值是“五十”铢，这与当时的经济金融水平不相称。这倒还好，关键是他同时下令，列侯以下不准持有黄金，要主动到官府兑换铜钱。
史书称，王莽并没有履行承诺，只收了黄金，却拖着不给兑换铜钱。这个记载倘若真实，就很有意思了。当时王莽尚未称帝，还在收买人心，所以他这么做，收买的是什么人的心？
没有黄金的人的心，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穷人的心。
因此，收缴黄金又拖着不予兑换，打击的就是那些手里、家里藏有黄金的富人；所收的人又是“列侯以下 ”，一个人不是列侯还有黄金，那就主要是豪杰商贾了，所以目的仍然是抑制贫富分化。当时的老百姓八成会乐见这条政策。
到了始建国元年，皇帝正式推行新朝的货币改制，废除了会令人想起“刘”字的“刀币”，也禁用了五铢钱，然后分两步推行了新朝的货币改制 12 ：
第一步，发行了新的重一铢、面值为“直一”的小泉，和居摄期间发行的重十二铢面值为“五十”的大泉并行。试行一年，发现不太好用，老百姓私下里还是爱用五铢钱。这不纯粹是因为习惯，而是小泉的面值太小，大泉的面值又过大，就好比只发行了1元钱和100元钱的两种货币，用起来当然不方便。
出于纠正货币种类太少、面值不便的目的，到了始建国二年，皇帝启动了第二步，这次的动作很大，结果把币种和面值又搞得太复杂，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统称“宝货”：
五物，就是金、银、铜、龟、贝这五种铸币的材料。
六名，就是有黄金、银货、龟宝、布货、贝货、泉货六个币种，细看来，其中的布货、泉货都是由铜铸造，所以“五物”才有“六名”。
二十八品，就是上面的这六个币种，又各自有层次不同的币值，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八个，太过复杂，就不抄录了。只说其中的龟宝、贝货是按照尺寸大小来确定面值，其他的是按照重量。
显然，这么复杂的币种和币值，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钱，如果他目不识丁，不认识上面的面值，只掂量一下重量是白搭的。若是不幸收到贝货和龟宝，还要找尺子量一量才放心。这样的货币，不必说流通，就算是收藏也很复杂。
一段时间以后，皇帝发现确实不方便，就废止了龟宝、贝货、布货，只留下金银，以及面值为“一”的小泉和面值“五十”的大泉。换句话说，这次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宝货制”也就名存实亡了，其影响大概也有限。而且，到始建国天凤元年（约公元14年），皇帝对以往的货币改制进行了彻底检讨，重订改制，这次终于简单了，其中最常用的货币只有两种：一是货泉，重五铢，面值为“一”；一是货布，重二十五铢，面值“二十五”。
其实，这个面值为一、重五铢的“货泉”，就是原来的五铢钱，皇帝的货币改制重新回到了原点，此后，新朝的货币制度也就逐渐稳定了。从居摄二年到始建国元凤元年的六七年间，先后改制三四次，造成了较大的混乱，但得承认最后一次终于稳定了。
但许多臣民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为这数次改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次发行的货币都比以前重量小、面值大，形成了事实上的贬值。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贬值就意味着财富转移，也就是转移到了朝廷手里。而这正符合王莽最初的意图：谁手里的钱越多，谁遭受的损失就越大，那么社会也一定会更公平。
以上就是王莽在儒家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周礼》的框架下，推动的财政、金融、经济改制，也是后世所谓“王莽改制”的最重要部分。
他会成功吗？
至少在最初的岁月里，刘歆、扬雄、桓谭等人，都充满了希望。
12.改革的成功与虚无
后世有人问，从“王田私属”到“五均六筦”，新朝的改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吗？
当然不是。
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打击商人豪杰，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还有人问，那是否属于“计划经济”呢？
当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这两种政治精神，在当时是通过《周礼》体现的。《周礼》的来源无论是否可靠，是否为“六国阴谋之书 ” 13 ，在当时许多儒生眼中，就是周代传下来的三代之治，也就是新朝的理想之治。当今文经学无法提出改制的具体措施时，《周礼》填补了这种空白。
但是，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周礼》的经济措施，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 14 。
回到新朝，无论是王莽、刘歆这两位主脑，还是具体负责这些改制的官员，如负责“王田私属令”的张邯、孙阳，负责六筦、人送外号“智囊”的折威侯，羲和鲁匡 15 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几乎就是法家，或者说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灭的重要原因。
第一类是早早失败的措施。
“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令下仅仅三年，始建国四年，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 16 。原因不难想象，要实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这得有大量忠诚可靠的人，耗费相当大的财力，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办法。其次，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天下承平日久，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就算测量了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以当时的水平，光丈量就得花费若干年，结果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况且，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虽有过于理想的因素，却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