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0节
但班固的指责，至少说明王莽要通过服制来重新定义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明确自己作为摄皇帝，和汉家、王氏在宗法上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周公不曾遇到的问题，因为周公本身就是周王室成员，而王莽是外戚。
几年前，王莽曾因“为人后”的伦理大义，诛灭了汉平帝的母家卫氏家族；新城侯金钦只是说了几句有违“为人后”之义的话，就被斥责为“乱国、不孝、大不敬”，最终自杀了结。
如今轮到王莽自己了。一方面，他应该是愿意承汉室之后的，这意味着他离真皇帝更近；但另一方面，若为汉室之后，按照“为人后”之义，他就不能为自己的母亲服孝子之丧，但他早年是凭孝敬母嫂才声名鹊起，如果操作不好，将会人格破产，名誉扫地。
孝敬之名声和奉祀之礼仪，令王莽陷入了矛盾。
而且，王莽凭什么算作刘姓的“为人后”呢？有什么依据呢？
刘歆站了出来。
刘歆与众多博士儒生讨论了王莽的服丧之礼，证明王莽确实有资格承汉室之后。其中关节是：王莽是按照太皇太后的诏令居摄，太皇太后是汉室的“天下母”，有资格让王莽“奉汉大宗之后 ” 7 ；王莽虽是王政君的侄子，但宗法上要“奉共养太皇太后” 8 ， 这就构成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宗法关系。
按照《仪礼》，父亲去世，孝子要服最重的“斩衰”。父在，母亲去世，要服次一等的“齐衰”一年；若父亲先已去世，母亲又去世，服“齐衰”可以到三年。假如一户人家有正妻生的嫡子，有妾生的庶子：嫡子死了，庶子继承家业。当庶子的生母去世，因为庶子宗法上的母亲是正妻，庶子只能为生母服亲戚里最轻的“缌麻”。
“缌麻”有多轻？一个人为外孙、外甥服丧就服“缌麻”。比“缌麻”还轻一等的只剩下给去世的朋友所服的“麻”。
如果王莽是普通士大夫，为母亲服三年“齐衰”并无疑问。但王莽既然奉了汉室的大宗，那就不同了。照刘歆的看法，王莽不能顾及“私亲”为生母服丧，因为他母亲是级别等同于列侯的封君“功显君”，应当按照《周礼》中天子为诸侯服丧的礼仪来操作，服“缌缞”，非常之轻。而前不久继承新都侯爵位的王宗，则要作为宗子为曾祖母服丧三年。
王莽的道德就体现在这种为了公义而不顾私亲的行为上，类似于后世那些为公事而不顾家庭的“榜样”“楷模”。无独有偶，就在王莽母亲的葬礼刚刚结束不久，王莽的侄子、衍功侯王光请托执金吾窦况，让窦况帮助他杀人。此事被陈崇查实，凭陈崇和王莽的密切关系，陈崇大概先向王莽请示并征得了同意，然后才公诸天下。案子一经公开，王光、窦况非常恐惧，王光的母亲也就是王莽的寡嫂，对王光说了一番话：
汝自视孰与长孙、中孙？ 9
意思是，王光啊，你觉得你和王莽的两个儿子比起来，谁与王莽更亲？
王莽当年侍奉寡嫂，照顾侄子，为王光娶亲，赢得了时人的赞赏。可王光母亲的这句话极为冰冷绝望，可知这些年来，王莽的家人对他的习惯、心态已经心知肚明，知道王莽一定会为了公义、正义的外在形象而不惜牺牲家人。
王光母子随即自杀。
当年的寡母、寡嫂、侄子，如今都在王莽公义的外表下，或是礼仪被放弃，或是生命被牺牲。人情毕竟是人情，王莽为母亲只服最低的丧服，逼死寡嫂侄子，朝野之人对此必定会有腹诽，王莽也应该有所感觉：
以王氏的身份为刘氏奉祀，再怎么弥缝也无法调和龃龉。王莽只有占据皇帝之位，开创自己的皇朝，祭祀自己的祖先，将汉家扫入历史，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以来，王莽效仿“周公”走到了居摄的位置，但恰恰是周公阻止他迈出最后一步。周公毕竟“复 子明辟 ”，归政于成王，如果王莽想更进一步，那就必须绕过周公、扬弃周公，另寻途径！
2.与皇帝一步之遥
翟义叛乱平息后，长安和京畿一带平静了许多。
和七国之乱、汉武帝开边战争比起来，这次叛乱的规模其实并不大，帝国的社会经济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地方上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也并不直接影响天下辐辏的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不多时，进出长安的人流又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官员、商贾、使者、平民、太学生们络绎不绝，向天下展示着帝国承平百年的繁华，也显露出将要开万世之太平的新气象。
只是，这繁华与汉室几乎无关。这是汉室的末世，也是帝国的涅槃。
各地的祥瑞多如牛毛，报祥瑞的使者接踵而至，诸如灵芝、珍禽、奇树之类，未央宫里负责记录的官员已经见怪不怪，多数也不再向上司报告，整理后直接归档。其中有些竹简的下一次面世，将是两千年以后。
但有些祥瑞，准确地说是符命，则会被官员小心翼翼地呈送到摄皇帝面前。祥瑞，主要指自然现象，而符命则体现了神灵不可测的意志。
齐郡境内有个广饶侯国，广饶 10 侯刘京是宗室，他的一封上书引起了王莽的兴趣。他的名字在《汉书·王子侯表》中不载，可能是元始五年明堂刚刚落成、王莽主持首次明堂祫祭时大封的诸侯之一 11 ，因此对王莽心存感激。在举国献祥瑞之时，刘京也呈上了一则极为直白的符命。
刘京在上书中说，居摄三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字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一样的梦，梦中有一人，自称是天公的使者，特意来告诉辛当一句话：
摄皇帝当为真。 12
还说，你若是不相信，“此亭中当有新井 ”。第二天，辛当一早起来就下楼 13 去看，果然发现亭楼下有一个百尺深的井。
临淄县的亭长梦见符命，为什么不通过上级齐郡的长官，反而通过隔壁的广饶侯传递到王莽呢？这说明此事极有可能是刘京所策划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刘氏宗室向王莽献出祥瑞，其动机毋庸多言。
但刘京所献的符命是梦话，空口无凭，唯一的证据——那口显然是提前挖好的井——又无法移动，所以这个符命是比较拙劣的，之所以被王莽看重是明确说出了“为真 ”这两个字。幸好，还有车骑将军的属员扈云，奏说巴郡宕渠 14 县出了一个石牛；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奏说扶风的雍县出了一块有图案的黑石 15 。这两件事就证据确凿，王莽决定要亲自迎接这些符命。
居摄三年冬至那天，是十一月初九壬子 16 ，巴郡宕渠发现的石牛被送到未央宫前殿；过了六天，是戊午日，雍县黑石上的图案也被抄送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与堂兄弟、太保王舜亲自去验看，忽然天上刮起大风，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清。待到风停，王莽和王舜赫然发现有一块铜制的符和一张帛书落在石牛之前，上面写着几行字：
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17
这些刮风降符之事，证人只有王莽、王舜，以及升职为骑都尉的王莽心腹崔发。就唯物的常识来说，这铜符、帛书都是作伪。但汉人本来就普遍笃信鬼神，也相信天降符命，所以此事在当时几乎无人提出疑问。
又六天后的甲子日，王莽向王政君正式报告。已经快八十岁的她，看惯了王莽每隔几年就搞出一些类似的符命、祥瑞。这次看到这道符命，心里会怎么想呢？
她可能会想：这个符命只说“承天命”，却没说天命到底是什么，怎么承。
王莽的解释是，符命的意义是让他当彻底的“假皇帝”。从前，周公“居摄称王”，《春秋》鲁隐公 18 摄政称君，这两件事情都为儒经所赞许。也就是说，周公、鲁隐公都是摄政，但儒经并没有称之为“摄王”或“摄公”“摄君”之类，《春秋》是把鲁隐公作为正儿八经的君主记录的。所以，王莽建议去掉“摄皇帝”里的“摄”字，任何情形下都称为“假皇帝”。
前面已经说过，“摄皇帝”意味着代理职权、主持工作，而“假皇帝”是代理职位，“假皇帝”高于“摄皇帝”。王莽这次又向前进了一步。
但这一步迈得实在太小了。又是新井，又是石牛，又是铜符帛书，王莽费了很大力气，却仅仅去掉了“摄”字，仍然没能突破“假”的范围。这其实说明，王莽仍然没能找到扬弃“周公”模式的好办法，因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横亘在他的面前：
要走怎样的合法程序，才能让王姓的假皇帝取代刘姓的皇权，成为真皇帝？
我们不妨帮王莽捋一捋：
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吊民伐罪”，以有道推翻无道。汉家“诛暴秦”而立国，勉强可以纳入其类。但王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汉家承平日久，即使“德衰”，却谈不上罪，汉帝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纣”。而且汉家有安汉公辅佐，朝廷一直宣称汉家已“安”。“汤武革命”这条路不可能。
一种是尧舜的禅让。比起真刀真枪的“汤武革命”，“禅”显得复杂而邈远。其实，先秦儒家并不特别推崇禅让，儒家虽然赞美尧舜，但儒家以西周礼乐为基础，所以更支持宗法继承，对禅让没兴趣，特别是荀子还反对禅让。法家就更厌恶禅让了，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竹书纪年》里还说尧是舜逼迫退位的。最推崇禅让的是墨家，而墨家又是先秦儒家的大敌。
禅让这种观念的复兴，主要是在战国。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就要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袭，主张“选贤与能”，而君主的禅让是选举贤能的最高级形式，这才有秦孝公曾想禅让给商鞅、燕王哙禅让给国相这样的事。其实，从战国后期到汉朝，选举贤能是很多君主帝王认可的理想。刘歆的父亲刘向在《说苑》里讲了个故事，始皇帝说：“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立太子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19
汉文帝当然不会真的要选贤而禅让，这只是他立太子时的谦辞。但他毕竟出生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后战国”时代，离战国不远，对禅让是不避讳的。
到后来，禅让一度变得敏感。汉宣帝的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了讽谏汉宣帝不要重用宦官，在封事中语气激愤地说了些和禅让沾边的话，就被迫自杀了。再后来，随着五德终始之说的流行，人们开始坚信天命转移、易姓换代，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独有，禅让这才不那么敏感。
所以，王莽应该早就考虑过禅让的方式。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禅让需要由一个帝王来让，而此时汉家并没有皇帝，只有一个尚未告庙的皇太子刘婴，所以即使汉家要禅让给王莽，谁来禅呢？
按照五德相生来推演，汉家德衰，天命已经转移，但终究需要一个合法的仪式或者说动作来实现人间权力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