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7节
但刘歆也就得罪了儒生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后世，儒家对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始终保持警惕。刘歆对汉武帝的维护，一定程度上确与儒学的基本主张不符，连汉武帝这样的君主都歌颂，儒家还怎么讲仁政？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现在刘歆要做的就是维护皇帝，争取皇帝的支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改革经学体制，把古文学抬到学官。
拐过年来是汉哀帝建平元年，这是汉哀帝的第一个年号。
刘歆很知趣地把名字改了，他要避哀帝名字刘欣的讳，改成什么好呢？
改成了刘秀。
据说，刘歆在改名时已经见到纬书《赤伏符》里的那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刘秀的人将会在乱世中成就伟业。所以，有人猜测刘歆正是根据这个谶言才改名为刘秀，也就是说他包藏了称帝的野心。
不过这个猜测证据不足，刘歆是宗室旁支，论继承权他毫无可能得到，此时他颇受汉哀帝的宠信，哀帝又春秋正富，因此刘歆不可能有这种妄想。刘秀这个名字很普通，比如另一个刘秀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为了避免混淆，我们仍然称他为刘歆。
刘歆去见汉哀帝，恳请将《左传》和毛诗、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皇帝倒是不反对，就问经学博士们支持不支持，建议公开辩论一下。对皇帝来说，新立学官可以“广开道术” ，不是坏事，当年汉武帝建五经博士，汉宣帝开石渠会议，目的都是扩大进学渠道以招揽人才，不纯粹是支持儒家；但对博士们来说，刘歆的建议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众博士们“皆不对 ”，不是默认，也不反对，而是不表态，冷处理。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博士们不搭理刘歆，也就不给刘歆据理力争的舞台，这比下场博弈要安全和有效得多。
见博士们一声不吭，刘歆也不好催皇帝，只好去求丞相孔光。孔光是匡衡、张禹的继承者，当世儒宗，他对经学的现状比较满意：学官的十四博士，每一家传承都很清晰，主张也很明确，现任的博士们要么是前任的学生，要么是子侄，他们的地位是传承下来的；古文学没有清晰的传承，凭什么要立为学官？谁都知道，立了学官，就可以自成门派，创造出巨大的利益，凭什么刘歆一跃就能与积累数代的博士们并驾齐驱。
何况刘歆还力争保留汉武帝世宗庙，与众儒实属殊途。
孔光不同意。
刘歆慢慢发现，这件事难办得很，他琢磨，既然博士们想低调处理，那就偏要主动出击，偏把事情搞大。
房凤、王龚见此，决定帮刘歆一把。
刘歆领衔执笔，房凤、王龚同署，三人向朝野抛出一篇名震千古的雄文：《让太常博士书》。
这个题目是后人加的，意思就是：批判太常博士的公开信。
在公开信里，刘歆等人讲了三点：
第一，别看你们现在“学科建设”蔚为大观，但在汉初，经历了秦火和楚汉战争，书缺简脱，连一篇《秦誓》都需要众多博士集体研读才勉强弄懂。因此，从源头看，今文经学的基础并不牢靠，古文学不逊于今文经学。
第二，今文经学虽然师法家法明确，但最初都是口口相传，现在古文学连文献都找到了，文献难道不比口传更可靠？
第三，今文经学里，穀梁学和公羊学差别不小，也有矛盾之处，尚且都可以并立学官。凭什么说古文学就没有道理立在学官？
从后世角度看，今文经学近乎政治哲学，古文学近乎史学或文献学，两者的政治品质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口传真有可能比文献更真实。但在当时，这封措辞严厉、毫不留情的批判书一出，朝野大惊。十四博士们震怒，桓谭等人为之雀跃，谁都没料到刘歆敢将对官方经学的不满予以公开化。说到底，刘歆这封信反对的并非今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垄断学官这件事，原本儒学内部的讨论，现在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事件。
丞相孔光就不必说了，此时已经迁任大司空的师丹为之大怒，斥责刘歆破坏汉家旧制，诋毁先帝；光禄大夫龚胜并非博士，也非朝官，但他凭着名儒的身份，也跳出来反对刘歆，龚胜刻意上书劾责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请求领罪退休。龚胜能有什么罪责？他说这样奇怪的话，无非是依仗“学术权威”的身份，摆出没有教育好下一代的姿态，故意不给年轻人脸面罢了。
汉哀帝料到反响会很强烈，就为刘歆开脱，试图平息舆论。皇帝发话，大家嘴上也就不说了。但是刘歆等三人彻底得罪了师丹、龚胜，以十四博士为首的儒生们当然与刘歆“割席”。原本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优哉游哉、每日进宫到天禄阁校书的刘歆，发现未央宫已经待不下去了。
他从这些人特别是权臣的眼神里，甚至感觉到了杀机。
出于恐惧，刘歆等三人向皇帝恳请离开长安躲避祸端，就像当年贾谊那样。皇帝同意了。
于是刘歆被外放为河内太守 24 ，西汉的河内郡靠近京畿，地位重要且经济发达，是一处不错的地方。结果，大臣们继续大做文章，说宗室不能在这样的战略要地担任太守，因为有谋反的可能；刘歆只好被迫去更远的地方，先任五原太守 25 ，这是与匈奴交界的北方边境；又任涿郡太守 26 ，也近乎边境。几年之内，刘歆颠沛流离，备受折磨，不得不称病免官回到长安。病愈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被安排为安定属国都尉，安定属国是安置当时内迁或投降的外族的地方，也是边境，刘歆眼看就要绝望了。
房凤、王龚略好些。房凤任九江太守，王龚为弘农太守。
王莽眼睁睁看着刘歆黯然离开长安。扬雄呢，学术与文学的名声虽然越来越大，但依然只是黄门郎，置身时局之外；桓谭也因为支持刘歆而备受儒生排挤，只是他人微言轻，还够不上被刻意打压的资格，为了自保，桓谭与汉哀帝外戚傅氏、丁氏乃至后来的董贤主动结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久，王莽被遣就国，也离开了长安。
12.好朋友一辈子
王莽从新都国返回长安不到一年，汉哀帝刘欣崩殂，在六月的仓促之夜，王莽成为汉朝实际上的掌权者。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忙碌中，王莽没有忘记他的朋友。本来要出任安定属国都尉的刘歆，在王莽的建议下，被王政君留了下来，任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为中垒校尉。长安的卫戍部队主要是北军，北军里设有中垒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等武官，而中垒校尉除了自己带兵，还管着其他的校尉，可见王莽在初掌政权的过渡时期对刘歆的重视。
当然，刘歆的强项是学术。拐过年来，汉平帝即位，王莽的政敌也基本被铲除干净。王莽当上了安汉公，刘歆就被任命为羲和，这是王莽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文历法。此后刘歆继续升迁，兼任多个官职，全面加入王莽的核心集团，成为王莽制礼作乐、典章制度的设计者。
扬雄也注意到老同事王莽的归来，但他和从前一样，不主动交接奉承。他继续做着黄门郎的差事，而且，这几年他的两个孩子先后贫病而死，他不得不往来于长安和故乡蜀郡之间，跋山涉水，叹息哀痛，对朝廷的局势也更加置身事外。但是，他始终留意着王莽，在《法言》里留下了他对这一时期王莽的赞颂：“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 27
桓谭还担任着郎官，内心仍然坚定追慕着王莽。但是，哀帝在位这几年，他和王莽的死敌丁、傅两家以及董贤的良好关系，王莽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桓谭没有奢望能够像刘歆那样迅速飞黄腾达。他已经三十七岁，性格日渐沉稳，在和王莽的密切程度上，甚至不如那些已成为王莽核心圈子的后来者，比如追随父亲刘歆的刘棻、擅长解说符命的崔发、深具谋略的陈崇。
几位旧日朋友——如果能勉强称为朋友的话——道路渐渐不同，但关于儒家改制，对于致太平的愿望，却始终未变。而且，改制的希望也不约而同聚焦在王莽的身上。
什么是改制？
儒家的改制，不同于一般的改革或变法，而是建立理想国，建立“王制” 28 。
具体来说就是“太平世”：社会消除贫富分化、人人物质上均匀；政治秩序按照道德高低上下排序；最高统治者是德位合一的王者，统治阶层是以身作则、践行仁义的君子，被统治阶层是懵懂无知、遵循礼节的小人——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没有达到君子的人。
在王制里，“质”的层面是社会、民生、财富上的平等，“文”的层面就是礼乐制度，“王者”既是天下的君主，还是道德的圣人、君子的典范，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礼乐垂拱而治，德泽天下。
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可见，王制是儒家政治的终点，是儒家版本的“历史的终结”；改制则是儒家政治的起点。因此，早在王莽掌权之前，改制的呼声和探索已在汉廷里发轫。
“质”的方面，比如为了限制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改变奴婢的人身依附造成的不平等，董仲舒早就向汉武帝发出过“富者 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 29 的感叹，还建议说即使井田制难以施行，那也得出台一些限制占田、释放奴婢的政策，当然汉武帝是不会听的。
比如西汉儒家认为，商业资本肆虐，商人太过富有，农民过于贫困的罪魁祸首是货币。汉元帝时贡禹就说，“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 30 ，建议废除货币，改成以物易物；汉成帝时期有人建议，即使不能废除货币，也要用上古的龟壳、贝壳来充当，而不应铸钱，铸钱是贫困的根源。
“文”的方面，比如建立明堂、辟雍，早在汉武帝初年就被赵绾、王臧提出来了；比如更改官名、按照儒经重新确定九州边界，其发端是汉成帝时期何武推行的“三公制”官制改革；比如宗庙、祭祀制度的改革，从文景时期就被提出，在元、成、哀时期成为儒家改制的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