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3节
29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2页。
30 也有认为董仲舒指的是田蚡和淮南王，但这可能是后人知道田蚡之死，淮南王谋反的后见。
31 《汉书·景十三王传》，第2419页。
32 《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见《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33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5页：“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只是“发之”，具体实施，董子并无权力。
34 《汉书·艺文志》，《西京杂记》卷三，第27页。
35 刘义庆：《幽明录》；此虽为小说家言，亦可见董子之形象。
36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43页。
二、今古之争
7.盖宽饶之死
董仲舒最后以寿终，家族滋繁茂盛，还得到迁徙茂陵的礼遇。如今长安附近的卫星城已经是繁华富贵的辐辏之地，聚集了许多达官贵人，迁徙帝陵不再是汉廷消除关东巨族势力的举措，倒像是对臣子的褒赏，当然这并不全是董仲舒的声誉所致，而是他的子孙因为修习儒学都当了大官，这要拜公孙弘所赐。
魏郡的盖宽饶也是如此，他受益于公孙弘为儒生划定的轨道，先因为明习儒经在魏郡任“郡文学”，主要负责一郡的教育工作；又通过举孝廉、举方正，在汉宣帝时期升迁到汉朝中央担任郎中令的属官谏大夫，负责宫门事宜。盖宽饶为人刻板刚正，特别擅长用儒学的原则来处理行政问题，是那种敢把本本上的“规章制度”甩到顶头上司面前、坚决不给上司干私活的人。汉宣帝倒是欣赏他，人尽其才，把他提拔到司隶校尉的位置上，查举弹劾官员和王侯外戚。
董仲舒指明了方向，公孙弘铺好了路，要想当官，就要修习儒学，所以夏侯胜告诉他的学生，只要儒学水平高，当官就跟从地上拾草一样容易。但是，要想当大官，还得平衡和皇帝的关系，不能太执着儒家的理想。因为在汉宣帝的时代，汉朝秉承的是“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盖宽饶不太听这一套，他觉得自己只要廉洁奉公，别人就无可指摘，因此他当司隶校尉期间，长安内外的大小官员贵戚都怕他，长安风气为之一清。汉宣帝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并非弄权之臣，在汉宣帝微末时有恩于皇帝，因此备受尊崇信任。有一次，许广汉搬新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等一众官员都来庆贺，但盖宽饶就不去。
许广汉屈尊请他，他才去。一到许家，许广汉亲自斟酒敬他，盖宽饶说了一句很扫兴的话：
无多酌我，我乃酒狂。
少给我倒酒，我喝了会耍酒疯——丞相魏相听见后笑着说：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1
次公是盖宽饶的字。您不喝酒都像疯子，何必靠酒？——魏相和盖宽饶的人生轨迹相似，他是凭通晓《易》经，亦先在郡内做官，再通过举贤良进入汉朝。魏相既通儒经，又擅长以律法治理地方，还特别重视汉朝的传统，治政时有意收集整理了汉朝名臣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的言论，给汉宣帝作参考。他这种既有儒学素养又重视汉朝传统的风格，很得汉宣帝欣赏。
魏相此话一出，在座的趋炎附势之徒立刻把鄙夷的目光投向盖宽饶，以示“划清界限”。酒喝得差不多了，音乐歌舞起来了，主管长信宫事务的长信少府，名叫檀长卿，步入舞池，模仿猴子逗起狗来，大家都笑了。盖宽饶十分不悦，仰头看着新房叹气说：“真漂亮啊！可是富贵无常，一不小心就易手，这样的房子再美，和人来人往的宾馆有何不同呢？”说完离席而去，走了还不算，马上弹劾长信少府学猴子跳舞，失礼不敬。
此事令汉宣帝很不高兴，许广汉亲自赔罪，过了很久才算过去。
汉廷里，类似盖宽饶这种轨迹的官员不少，他们都是儒生出身，但并不担任博士之类的“教职”，而是在朝廷的各个岗位上凭着儒家的原则做实际工作。汉宣帝时，“五经博士”已经增加到十数家，他们继续担当皇帝的顾问，负责汉朝的文化教育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博士之职也是通往九卿、御史大夫甚至丞相等顶级高官的道路之一。
一边是儒生出身的行政司法官员，一边是看似学术纯粹但实际上官方化的经学博士，两者在政治的维度上既有重叠，也逐渐有了龃龉。
言其重叠，是因为经学博士的“王官之学”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
因此，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据，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为贯彻落实……批示”之类。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作“引经决事”，顾名思义，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清末的皮锡瑞对此说了四句话 2 ：
“以《禹贡》治河。” 《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记载了大禹治水、古代的山川河流等内容。汉廷讨论治水，《禹贡》是最高纲领。平晏之父平当，在汉哀帝时期就讨论过；王莽也主持过一次治水的“专题会议”，大臣们都是以《禹贡》为范例，韩牧呼吁道，要按照《禹贡》里记录的九条河流来疏通，哪怕疏通不了九条，能通四五条也不错呀！ 3
“以《洪范》察变。 ”说的是夏侯胜根据《洪范五行》，通过天不下雨推测昌邑王要遭遇政变那类事。
“以《春秋》决狱。 ”说的是董仲舒和他的后来者们，根据《春秋》的原则来断案，类似儒家对秦汉的律令进行“司法解释”，既然无法取消承秦以来的律令制度，那就重新解释。前面曾说，法家的观念基础是“刑名”，以律法维护名实相符。《春秋》决狱就是把儒家的道理插入名实之间 4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的郑玄，影响甚至达于21世纪。
比如说，董仲舒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乙、丙两个人打架斗殴，丙抽出佩剑去刺乙，乙的儿子甲一看父亲要挨刀，情急之下举起棍棒去打丙，结果不小心打到自己父亲身上，把父亲打伤了。按照汉朝的律令，即使是误伤，也属于儿子殴打父亲，要判枭首。
但董仲舒不同意，他举了个儒经里的“判例”：春秋时期许悼公（名买）生病，太子（名止）进药，结果许悼公服药后去世了，太子很伤心，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几年后郁郁而终。《春秋》经文说“许世子弑其君买 ”，虽然用了一个“弑”字，但《公羊传》在解释这句经文时，认为太子的错误不在于进药给父亲，而在于进药过于草率，动机是好的，所以不算有罪。董仲舒所学的是公羊学，所以他平决这个斗殴的案子，就认为和许国这件事的道理一样，儿子的本心是救父，只是措施不够精准，因此判儿子无罪。
在这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君子原心。
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儒家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观念，是非且先不论，直到今天仍然有回响。
“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说的是王式用《诗经》劝谏过昌邑王刘贺。霍光废昌邑王，以没有尽责为由屠杀昌邑王旧臣，却认为王式已经尽责，将其赦免。
因此，至昭宣时代，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务之中，虽然距离儒家“制礼作乐”“圣人为君”的理想还远，但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即使和后世比起来，也称得上光辉灿烂，与宋明那种“尊德性”“道问学”的心性儒学、个人实践儒学不同，与清朝那种“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雠目录”的考据儒学也不一样，与20世纪以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哲学化儒学更有本质不同。
促成这一切的，既有经学博士们掌握儒家经义解释权的因素，也有儒家化的官僚们在治政治事上的实践和努力。当然，还有皇帝的因素：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汉宣帝请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在未央宫前殿北边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会议。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因为藏书所以得防火，图书馆周围就用石头造了一道水渠，风景独特。这地方距离前殿很近，藏书又多，是当时博士和儒臣们常常光临的宝地。
开会，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这次会议却可以视作汉朝以儒家立法的标志性事件。
原来，这次会议邀请的全部五经博士，都是公羊学大儒。但汉宣帝因为祖父刘据爱好穀梁学，登基后格外重视穀梁学，于是又邀请了多家重要的穀梁学大儒。石渠阁内一时云集了帝国最权威、最重要、最有名的大儒们。
召集这次会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现了皇帝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学者的亲切关心”，这是儒者们乐于看到的。不过，汉宣帝的真正意图，是抬高他所推崇的穀梁学。当然，并不是说他要打压公羊学，而是令两者并驾齐驱，扩大博士的范围和数量。比起谈论灾异五行、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穀梁学更注重礼制尊卑、伦理教化。
穀梁学被抬高，就会与公羊学出现学理上的分歧。两者现在都是官方儒学，遇到矛盾分歧，谁正确？
皇帝正确。
这次会议上，汉宣帝以帝王之尊，对此类儒学内部的争论进行裁决。这就意味着，皇帝依然凌驾于学术之上，而将公羊学、穀梁学都建为博士，还说明皇帝对经学的控制范围扩大了。
因此，儒学就在这期间慢慢分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经学有许多种定义，此处定义为官方儒学，因为唯有官方儒学，才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个帝国所要追求的气质与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