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9节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 9 ，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这次回到鲁地，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绝大多数应征了，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理由有两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10
第一，叔孙通人品太差，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第二，天下刚刚安定，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这个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
比起“异教”，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儒家也相似，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公往矣，无污我！” 就是说“你滚吧，别脏了我！”叔孙通没有回骂，反而笑了，“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 11 就是说“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根本不懂得变通。”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
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朝见当日，天蒙蒙亮，谒者就领着诸侯百官依次进入前殿大门，门内院子里旗帜猎猎，车骑步兵警卫战甲赫赫，威风凛凛；殿前的台阶上，几百名侍从郎官整齐而恭敬地站着，进来的官员们一下子就被这盛大的阵势所震慑。礼官们一个接一个传达命令，当听到一声“趋 ”，诸侯百官们连忙按照排练的要求，低头小步快走。功臣、列侯、将军等贵族和内朝官员站在殿前西侧，文官、丞相等外朝官员站在东侧。站定之后，刘邦的御辇才缓缓出来。朝见正式开始，诸侯官员们按照尊卑依次奉贺，朝见完毕后奉酒。整个过程中，行礼不够标准的会被御史直接请下去，那些曾经喝酒后拔剑击柱的功臣们，别说还有机会喝醉了，声都不敢吭。
刘邦满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为了表彰叔孙通，刘邦拜他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顺势请求皇帝一并给他的弟子们赐官。刘邦任命这些儒生为郎，虽然是低级官员，但毕竟都在汉廷做官了。
叔孙通出来之后，连刘邦赐的五百金也全部分给大家。这些儒生弟子们得了官还赚了钱，都喜不自禁，说叔孙通实在是当代圣人，“知当世之要务” 12 。
“知当世之要务” ，这句话从叔孙通弟子口中说出，当然是赞美。后来，司马迁评价叔孙通，称他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13 ，这“儒宗”二字是赞美还是讽刺呢？再后来，《汉书》在评价叔孙通时，就没有用这个词，而是很平淡地说“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 14 。
司马迁绝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对叔孙通应语含讥讽，但仍然承认他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稷嗣君 ”就是汉廷对这一定位的确认。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这是历史常见的戏码。对比来看，班固就颇引以为耻，认为叔孙通为汉帝国初定礼仪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3.董仲舒之惑（一）
叔孙通之后若干年，有董仲舒。
太常博士董仲舒已到知天命之年。这段时间，汉朝最大的事情就是皇帝崩殂，十五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并为先帝议谥为“孝景”。新皇帝是延续父祖的“文景之治”还是另起炉灶，目前有许多猜测，据说新皇帝十分依仗他的舅舅田蚡，而田蚡好儒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汉兴已经一个甲子，儒学渐渐适应了帝国的存在，慕名投到董仲舒这位《春秋》名儒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精力有限，只能为最器重的学生授课，然后再令这些学生转相授受给其他人。有些学生他甚至只知其名，未见本人。这使董仲舒意识到，儒学可能真的在复兴。
这因而引出了董仲舒最深刻的关注：帝国时代，儒学怎么继续曾经的政治理想？怎么约束从秦朝继承的苛酷法制？怎么教化皇帝遵循儒家这一“普世价值”？
果然，如多数大臣所预料，刘彻即位仅两个月，田蚡就以外戚的身份被封为武安侯，逐渐染指朝政。朝廷内外弥漫着新的空气，又过几个月是十月岁首，皇帝正式改元，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丞相、建陵侯卫绾上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15
皇帝同意了。
举贤良，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一条重要渠道。新皇帝的第一道改革政令，把举贤良设定为儒生入仕的专属渠道 1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申韩刑名纵横之术的人就无法入仕，汉朝的入仕途径还有很多，但释放的信号是清晰的。董仲舒与卫绾同朝为官多年，清楚地知道卫绾与时任御史大夫、塞侯直不疑都是汉景帝旧臣，既不通儒学，又是出了名的谨慎长者，当无魄力做这种出头露面的改革。想来，应是武安侯使的力。
不久，各郡国新举的贤良陆续抵达长安，皇帝亲自对策。董仲舒是太常博士，负责举贤良事宜的就是他的上司太常卿、柏至侯许昌，因此，董仲舒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通过许昌认识了一名新来的博士，淄川人士，名叫公孙弘。
董仲舒是在任博士，公孙弘是新进博士，两人同习《春秋》，董仲舒或许没听说过公孙弘，但公孙弘一定了解董仲舒，因为公孙弘的老师是著名的《春秋》学名儒、齐人胡毋生。胡毋生与董仲舒又都是景帝时的博士，彼此相处颇为融洽。胡毋生自汉朝返回齐国后，教授了颇多弟子，公孙弘就是其中之一。
公孙弘学律法出身，年轻时极为潦倒，沦落到在海边为人放猪。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在四十多岁时突然转向儒学，而今他已经六十岁了。
看来，即使是遥远如齐国海边的潦倒之人，也嗅到了儒学将兴的味道。这位公孙弘先生，究竟是求道还是投机，现在难以辨明。但他在六十岁高龄远赴长安，举为博士，想必有雄心远志。
不久，公孙弘被刘彻委派出使匈奴，两位老博士暂时分开了。
形势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快，在田蚡支持下，皇帝任用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一名弟子、刘彻的老师王臧担任郎中令，还把身在鲁国、已经耄耋之年的申培公本人以四匹马拉的车接到长安。皇帝指示，要以蒲草包裹车轮，以免路遥颠簸，这叫“安车蒲轮”，是很高规格的待遇。见到新皇帝如此敬重申培公，他的弟子们都很受鼓舞。
把申培公接到长安，是请他主持一项最重要的儒家改革——建立明堂，并担任皇帝儒家改革的顾问。
在儒家的理想里，明堂是君主和大臣乃至平民共同议政的地方，因此建立明堂并不只是修建建筑，还寓有政治理想。
在儒学这波强劲的进取势头里，董仲舒并没有躬逢其盛。这是因为，一来主导此事的窦婴、田蚡均是外戚列侯，位于上流阶层，与董仲舒这样的小官来往不多；二来，申培公师生属于儒学中的鲁学，而董仲舒、公孙弘属于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刘彻选择鲁学，主要是受王臧影响，觉得鲁学最为正统纯粹，其实并未深入了解儒学内部的派别和主张。
因此，申培公及其弟子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皇帝在邀请申培公的同时还征辟了梁孝王的门客枚乘，也赐予了安车蒲轮的待遇。这说明皇帝对申培公的期待和对枚乘的期待略同。枚乘是何许人也？他是大名鼎鼎的梁园文学侍从之一，天下最优秀的辞赋家。刘彻读过枚乘的作品，了解那种丰腴瑰丽、夸饰铺张的风格，他既然偏爱枚乘的辞采张扬，那么严谨保守的申培公会是他要依仗的儒学领袖吗？
果然，当申培公千里迢迢抵达未央宫，刘彻在前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治乱之事 ”。“治乱”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更没有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可见皇帝的心思已经急迫到何种程度，又对儒学怀有何等不切实际的期望。
申培公久离长安，昧于时局，虽然做了一些奏对的准备，但委实没有理解这位少年皇帝的意图，出于谨慎，他答道：
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17
大意就是“少说话，多做事”。
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听到这句正确的废话，即刻沉默了。
又一个十月很快就到，岁首是极重要的日子，但就在这个月，朝廷突然发生事变。正在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被下大理议罪。据内廷传出的消息，原因是太皇太后窦氏前日从东宫也就是长乐宫来到未央宫，向皇帝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皇帝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这场改革只持续了四个月。
汉景帝母亲窦太后向来喜欢黄老之术，不喜欢儒学，但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 ” 18 ，就是赵绾奏请日常事务不必请示窦后，撇开窦太后的意图太过明显。赵绾、王臧随即自杀，恐怕也是为了避免牵连皇帝本人。至于贪赃的罪名嘛，因政治路线或权力斗争获罪者，以贪赃枉法被治罪，并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