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8节
一、驯服君主
1.新朝四友
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们有过期许，叫作孔门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在后世的今文经学家眼中，这体现了素王孔子培养弟子以建立理想政治的心愿。说得直白些，就是让弟子们组织理想政府——德行，就是孔子的继承者，下一任圣王，比如颜渊；言语，负责外交，比如子贡；政事，相当于丞相，比如冉有；文学，负责教化，比如子游、子夏。
新朝也有四位“朋友”，考虑到他们的行迹，差可比拟：德行，即王莽；言语，即桓谭；政事，即刘歆；文学，即扬雄。
始建国元年，王莽甫登帝位，国师刘歆已经着手设计新朝的改革。他俩共同的老朋友，六十二岁的扬雄，终于不再担任黄门郎这个低级侍从职务，成为新朝的中散大夫。在汉朝，黄门郎是无数贵戚子弟、有为青年仕途的起点，王莽也曾在这个职位上“过渡”过几个月，扬雄却待了半辈子。现在，他虽然成了中散大夫，但“散”字说明他没有固定职责，仍然像从前一样，既不去“侍从”或“顾问”皇帝，也不在意仕途升迁，照例去天禄阁读书校书。
昔日的朋友一个当了皇帝，一个成了国师，扬雄就很少和他们见面了，不过他收了刘歆的儿子刘棻当弟子，教他“文字学” 1 ；另外，他们另一个共同好友桓谭，还常常写信辩难或是登门拜访，这足以宽慰本就对人事比较豁达的扬雄。
桓谭是王莽、刘歆和扬雄的“小兄弟”，到始建国元年也已四十五岁，从汉朝的谏大夫升任新朝九卿之一“典乐” 2 的属官典乐大夫，继承了他父亲在汉朝担任太乐令的衣钵。世事变迁，往往如此，故人老去，新人又来，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弟弟班稚，也曾是王莽的好友，但他在担任绣衣使者为王莽“采风”时拒绝收集祥瑞，已经退出王莽的圈子，不过，他七岁的儿子班彪时常来找扬雄和桓谭玩。
多年以后，班彪的儿子班固说，儒者选择出仕或是不出，各能获得“道”之一部分，《易》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所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 3 。
班固说的就是儒者的品质，也即“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儒者不能一味追求归隐，浪费掉一身道术；也不能贪恋禄位，忘记儒者的本分。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选择入仕，什么时候选择出世？这种判断力体现着儒者的品质。
古人说君子如玉，儒者的品质就像玉的光泽，需要在特定的政治状况下才能折射出来。如果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是决断力，那么儒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判断力。
当时，汉新交替并不纯粹是权力的更迭，而是彻底抛弃秦政，纯用周政的历史抉择，是关乎华夏文明走向、“天下向何处去”的政治时刻。自汉元帝始，朝廷上到高官，下到属吏，儒者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些是精通儒学、师法明确的经师，也有些不以儒者自居但具有儒学素养的官员，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选择。
同样是现任的儒家官员，有的如治严氏《春秋》的马宫，以及死在新朝成立前夕的孔光，都当过宰相，因为位高权重而被尊为“儒宗”，是王莽的坚定支持者；有的如汉哀帝的大司空彭宣、光禄大夫龚胜、丞相司直郭钦、兖州刺史蒋诩等，见王莽执政，或是辞官，或是称病，纷纷回归乡里。
同样是儒家名士，有的如琅琊郡的纪逡、沛郡的唐林和唐尊，都出仕王莽，两唐后来还在新朝封侯，居公卿位；有的如齐国的栗融、北海郡的禽庆、苏章以及山阳郡的曹竟，则不仕新朝。
还有一部分人则像桓谭，先为王莽效力，后来主动疏远，最终转入刘秀旗下；而王莽信任的侍中杜林，最后官至东汉大司空。
王莽当然尊崇儒学，他仿照周文王和孔子的“四友”，为太子配置了“四师”“四友”“九祭酒”。“四师”是前任大司徒马宫、原汉少府宗伯凤、博士袁圣、京兆尹王嘉；“四友”是尚书令唐林、博士李充、谏大夫赵襄、中郎将廉丹。这八人主要是具有儒家背景的高官、当世名士或名师，他们既充任太子官署的官员，也是太子的“导师团”“交际圈”；
“九祭酒”则是九位“任课教师”，其中六经祭酒均是一时名儒、谶纬名家，主要是今文经学经师，包括“讲《春秋》祭酒”左咸、“讲《诗》祭酒”满昌、“讲《易》祭酒”国由、“讲《书》祭酒”唐昌、“讲《礼》祭酒”陈咸、“讲乐祭酒”崔发 4 。此外还有“师友祭酒”，相当于“班主任”，王莽很重视人选，特意派谒者持印绶带着专车去延请已经辞官的龚胜，龚胜婉拒不成，绝食而死。剩下的“侍中祭酒”“谏议祭酒”，应该是“辅导员”一类，史书未载人选，但也当是儒生。
由此可见，尽管王莽明确尊崇儒家，且获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个行动一致的“儒家集团”，儒者们各有立场、各有选择。出仕的，有人真心相信王莽，愿意跟随他开万世太平；有人未必相信，但愿意投机，做一番事业或是博得禄位。不出仕的，有人是与新朝改革的设计师刘歆早有过节，如龚胜；有人是忠于汉室，要当伯夷叔齐，如薛广；有人不相信王莽是圣王，不愿意跟随；还有人预判将来会天下大乱，不如远走避祸。
谁的判断力是正当的？
历史终会证明，并检验他们作为儒者的品质的成色。
现在，新朝显示了宏大的儒家开国气象，连皇帝都是儒者。儒者的至高理想就是由圣人当王，这颇似苏格拉底所说的“由懂得统治的人统治”，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就政治哲学的这一理想模式而言，的确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面对满朝儒冠博带，从国师刘歆到太学里某个默默无闻的博士员弟子，是否有人会想起当年高皇帝向儒者帽子里撒尿的事？是否有人会想起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公孙弘、夏侯胜、贡禹、萧望之等汉朝儒臣？是感到欣慰、喜悦，还是懊悔、惶恐，抑或虚无、荒诞？
2.儒宗叔孙通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趁项羽远在齐国作战，纠集诸侯一举攻破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叔孙通此时正带着一百多名儒生弟子留在城中，有点像后代的“教团”。他本是秦二世任命的秦博士，见二世无道，秦朝将亡，就逃回老家鲁地薛县，当时薛县是陈胜的地盘；不久陈胜被杀，他就依附占领薛县的项梁；项梁一死，他归属楚怀王熊心；楚怀王被项羽“暗杀”后，他又归附项羽，留在彭城。
叔孙通换了这么多君主，见刘邦入彭城，毫无意外投降了刘邦。不仅如此，他听说刘邦讨厌儒生，又迅速脱下儒袍，换上楚制短衣，以取悦刘邦，刘邦为此很高兴。
师傅如此，那一百多名弟子也如此。弟子们总是提醒叔孙通，要尽快把他们推荐给刘邦做官。但当时楚汉相争正炽，叔孙通告诫弟子们先忍着，别着急“变现”，相反，为了在刘邦面前显示自己有用，叔孙通把这些年结识的各路壮士、流氓、游侠之类推荐给刘邦卖命，这再一次博得刘邦的好感。于是刘邦也拜叔孙通为博士，封为“稷嗣君”，就是“继承儒家稷下先生传统”的意思。
终于熬到刘邦战胜项羽，在定陶称帝。叔孙通发现，刘邦的功臣们极其粗鲁，不知礼仪为何物，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有时候还会谈起刘邦微末时的往事。刘邦对此很是不安，叔孙通于是自告奋勇说：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5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尽管叔孙通来自儒学的圣地鲁，也曾亲见秦朝的宫廷礼仪，还能带领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货真价实、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这一百多弟子竟然没有能力为汉朝设计礼仪，仍需要去鲁征召新的儒生！这就说明，直到汉初，儒家尚不拥有一套比较成熟或者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
叔孙通显示出他过人的魄力，他认为，儒家未必要因循旧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应该参酌三代，参考秦朝，结合当下的人情习惯来制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 6 。叔孙通使用儒学的这种理念，对汉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定陶到鲁没有多少路，叔孙通很快就到了。
鲁，实在是对中国关系太大的一个地方。孔子在鲁发展了儒学，强调“述而不作”，以传承整理为主，不另起炉灶来创造。用清代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7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 8 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