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0节
所以，当“安汉公上面还能有什么？”“汉朝可不可以改朝换代？”之类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王莽的脑海时，他所能借助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只能从商周时期寻找。
元始二年夏，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班固认为这是王莽的意图，不管怎样，这道诏令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话：
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是以孔子见南子，周公居摄，盖权时也……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 3
意思就是现在皇帝年幼，没有亲政，安汉公履行的是周公的职责，等皇帝成年也要效仿周公还政给皇帝，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这就说明，此时朝野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安汉公看作周公了。
孔子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说明孔子一度经常梦见周公。
安汉公是否也会梦见周公？哪怕是白日梦？
在安汉公的梦里，周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公，他有身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鲁国的封君；有德行，制礼作乐，建立“周制”，是孔子眼中的先师；有功业，在周武王死后平定叛乱，“诛管蔡 ” 4 ，四夷宾服，海晏河清；有位子，他在周成王幼年时担任摄政，而且据说曾实打实地南面称王；有祥瑞，周公治理天下，祥瑞频出，意味着他的德位合一被上天所认可。
王莽从周公这里看见的，并不仅仅是尊号，还有身份、德行、功业、位子、祥瑞。目前“安汉公”无法涵盖这些内容，要想继续升格，只有继续模仿周公。
身份，王莽可以自诩为舜帝后代，汉元帝妻族，汉成帝母族，但比起周公与周王室是同姓，异姓外戚是一道难过的坎儿。而功业、德行、祥瑞、天命，也都需要逐项证明自己。
此外，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比如：汉家自有制度，从来没有过“居摄”，凭什么才敢发明出这一机制？周公居摄到底是什么样子？传说中的伊尹摄政又是什么样子？汉朝的居摄是什么“官”什么“爵”？是比照诸侯王还是比照大将军，还是更高？
再比如，高皇帝早就有约在先，“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实际是一种对权力归属的“宪制”约定。当年吕后一死，大臣们就是靠这条约定铲除诸吕及其王国的。因为王仅次于皇帝，王莽无法称王，该如何跨过这道“宪制”约定？
还有，居摄的条件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道德、贤能、合法性，才可以摄政？人们凭什么支持他？他与皇帝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这些都不是权力的问题——王莽已经牢牢掌权——而是汉朝基本制度或者说“宪制”的问题，如果不能合适地予以解决，王莽就只能继续当安汉公，直到太皇太后和自己死去。
7.黄龙与土德
“黄龙”的祥瑞无声无息结束了，当地人再没有谁见到过黄龙。但王莽效仿周公的改革早在元始元年就一步步展开。这些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改革所效仿的正是周公的“德行”。
所谓儒家理想，说起来很复杂，若是按照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论”，落实在行动中，就是君主要讲道德，行仁政，敬鬼神；若是按照时兴的古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要把道德原则注入社会上上下下的礼乐制度里，君主不能空谈，得按照《周礼》的要求制礼作乐。
王莽把这两种都考虑到了。
举其大端，一个是“兴灭继绝”。
元始元年，王莽的权力刚刚稳固，就给皇族普施了一次福利：他封汉宣帝的三十六个远房后裔为列侯；允许已经绝嗣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可以寻找旁支继嗣，避免“国除”的厄运；他又让曾因犯罪被剥夺身份的宗室成员恢复属籍；到了元始二年，还对已经“国除”的功臣如周勃、樊哙、张敖、霍光等的后代恢复了爵位。
封地和爵位从天而降，令这些受益者们欢呼雀跃，归心王莽。王莽应有笼络人心的动机，但这也确实在实践儒家的孝治。在儒家看来，后代最大的孝，就是保证祖先祭祀的香火不灭，所以，儒家讲究“兴灭国，继绝世”，把消亡的国重新恢复，把断绝的祭祀再续香火。王莽恢复了许多失爵的封国爵位，降低了继承爵位的标准，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祭祀祖先以尽孝。
第二是意味深长的“《春秋》讥二名”。
元始二年，王莽把皇帝刘箕子的名字改为刘衎，理由是“箕子”是个日常器物的名字，而且不是单名。自先秦到西汉，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别说“箕子”这样的“器物”，《左传》里晋成公名“黑臀”之类的都很多；至于字数，很多人都是双名，比如郦食其、周亚夫、霍去病、张安世，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是“讥二名”的，虽然“讥二名”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
大概也是这个缘故，王莽把儿子王宇所生的长孙王会宗，改名为王宗，倒也是以身作则。
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如果不是一种共识，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说明“讥二名”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也并不荒谬，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
三是广施仁政。
王莽这一时期施行的很多新政，向来都被看作收买人心，这种动机不能说没有，但在当时看来，也确实属于遵照儒家原则施行的仁政。
元始二年夏天，青州刺史部下面的几个郡国发生大旱，熟悉农业的人知道，大水之后多瘟疫，大旱之后多蝗灾，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蝗灾还是一种灾异，王莽对此特别关注，他下令免去灾区租税，带头捐款百万、田三十顷以赈灾；两百三十名公卿群起效仿，捐资济民。在灾区，官府收购百姓捕捉的蝗虫，对饿死的家庭发放丧葬补贴，使得这次旱灾和蝗灾基本上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
此外还有很多。对官员，允许“比二千石”（比，比照、参考，略低于郡守级别）的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来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金；对平民，把安定郡一处放马的皇家马场“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允许老百姓定居生活，还免费提供房屋土地家具，由官家借给耕牛粮种；对贫民，则在长安城里划出方圆五里的地块盖了两百套房子，让贫民居住；对罪犯，则下诏把其中的妇女、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除特别的大罪之外放出监狱；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确属仁政，而且覆盖面很宽，考虑到现实性和财政情况，未必能够完全兑现，可总有一部分是能实现的，不然王莽的人气不会因此空前高涨。
当然作秀也是有的，比如王莽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吃素，王政君听说后特意下诏，命令王莽为了身体偶尔可以吃一点肉，姑侄二人“一唱一和”，颇觉讽刺。总之，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他无疑很把“民意”当成大事，愿意收买民心，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有目的的儒家性质的改革，加上广泛的仁政，使得王莽与周公在“德行”上的距离逐渐被拉近了。
8.宰衡是什么官儿？
元始三年，安汉公正在操心女儿嫁给皇帝的婚事，一时顾不上其他。
但他的心腹们顾得上。廷议皇帝婚事时，信乡侯刘佟曾提出给王莽增加封邑的建议，虽然被王莽婉拒，却给了大司徒司直陈崇启发。
陈崇是大司徒孔光的属官，算不上重臣，但也是二千石的高官，和九卿差不多。他是王莽小圈子里的活跃分子，比孔光更得信任，他担任大司徒司直，可能是王莽特意安排以掌控外朝动向的。陈崇与宣元时期名臣张敞的孙子张竦关系很好，张竦继承祖父的博学通雅，在陈崇的授意下，替他写了一封奏疏，对王莽的生平功业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梳理。这封奏疏引经据典极为丰赡，赞美颂扬极为直白，情感极为充沛，把王莽塑造成与大禹、周公并列的圣人，是一篇漂亮、高明、肉麻的文章。如果阿谀奉承是一门学问，那这篇奏疏就是上乘的教材。
班固把这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疏全文收录在《汉书》中，后人不免猜测其目的，是警醒后世文人勿要曲学阿世，还是侧面反映出王莽的确收获了如此人望？
但历史地看，王莽十分需要这么一篇奏疏。因为在儒家的话语里，周公是有功业的，那王莽的功业呢？这篇奏疏的功用，就是表述王莽的功业，并基于这些功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直面汉朝的“宪制”并予以突破，撕开汉朝合法性的一道口子。所以，这篇奏疏实际上是王莽的合法性证明、行动纲领、路径图。
陈崇和张竦到底摆出了哪些功业？不妨盘点一下：
其一，讨伐淳于长，这是堪比“周公诛管蔡”的功劳；其二，汉哀帝时期，敢于和傅、丁叫板，被赶回封邑，这是堪比伍子胥、屈原被流放的荣誉；其三，哀帝死后，一夜之间罢斥董贤，并迅速选立新皇帝，使动荡的朝局稳定下来，这是堪比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的功绩；其四，被赐号安汉公时，女儿被纳入选后范围时，谦虚不受赏赐，这是堪比舜帝、申包胥、晏婴“功成不受赏”的品德；其五，赐号安汉公以来，勤俭节约，发展教育，兴灭继绝，赈济贫穷，还亲自掌管选人用人之大事，堪比古往今来的名臣贤相……
奏疏深情地感慨道，安汉公一个人就集尧舜禹三代的功绩，简直是奇迹。如此宏伟的业绩，不比周公逊色，却没有得到和周公一样的赏赐，这不是国家之福，不是臣民之幸，也对不起千秋万代啊！
奏疏读到这里，陈崇的建议呼之欲出：王莽就是当代的周公，所以应该享受周公的待遇，那周公的待遇有哪些？
是故成王之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非特止此，六子皆封 5 。
这一段不太好理解，关键处很简单，就是周朝对周公：第一，封邑突破了“公侯百里”的限制，达到七百里，而且鲁国的国君被赋予一项非同寻常的特权，即“郊望”，郊祀上帝和祭祀山川，而郊祀上帝是天子之礼；第二，周公受过隆重的赏锡，超过九锡；第三，鲁国是周朝货真价实的“自治”侯国，不是汉朝有名无实的诸侯国。
周公如此，安汉公也应如此。但这会不会违反了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祖训呢？奏疏对这个敏感问题首次做了清晰的回应，尝试突破这一“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