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3节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 18 ，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今人陈侃理说，“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 19 再加上频出的灾异，连续两代皇帝绝嗣，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哀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哀帝身死，王莽仓促掌权，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一劳永逸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把哀帝改回去的郊祀制度又改了回来。从汉元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三十年间，皇室对这宗庙和郊祀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人们也更加相信，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选择了正义。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向实质性的经济、财政、文化、内政、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13.沉默的宗室
皇室如此，地方上的宗室呢？保守估计，汉末的刘姓宗室有十万人，应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沦为普通臣民。例如离王莽封地新都国不远的舂陵国，虽然同属侯国，其实又小又穷。当时大的侯国可称“万户侯”，舂陵侯国在汉元帝时期的一则记录显示只有476户 20 。其卑弱可知。
舂陵侯的近支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刘敞的堂弟，却不怎么操心天下大事。其实，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件家庭恩仇殚精竭虑，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自己。
那还是刘子张年轻的时候，他任侠好斗，算是当地豪杰，出入舂陵国及周边，结交各色人等，说起来，这些人地位高的也不过是些亭长、游徼之类的基层乡官。那一天本来一切都很好，他溜达到同郡的蔡阳国，和相识的釜亭亭长约了喝酒。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的侄子 21 ，和亭长喝酒，彼此都不觉得辱没身份，当时一般宗室的地位可见一斑。
两人喝着酒，慢慢都醉了，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那亭长估计自以为是地方官，比宗室“牛”，就辱骂刘子张。子张也大怒，趁着酒劲，拔剑就把亭长刺死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遵循儒家今文经学的“大复仇”，“大”的意思是“尊崇”，就是尊崇那些对杀死自己父兄的人“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
刘子张杀人之后，竟然逃过了官府的追究，所以极有可能是舂陵侯帮忙脱罪。但是，在“大复仇”观念的驱使下，亭长的儿子却没打算放过他。亭长被杀时，儿子还年幼，一晃十几年过去，亭长的儿子已经成年，就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前来复仇，杀死了刘子张的弟弟刘骞。
亭长的儿子为什么杀刘子张的弟弟而不是刘子张本人，这一点史书未载。但杀了刘骞，复仇的“接力棒”就到了刘骞儿子那里。刘骞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显，一个叫刘赐，兄弟二人下定决心再复仇，就结交宾客，准备对亭长一家大干一场。结果，事情暴露，刘显被抓。
被抓倒不是大事，但蹊跷的是，刘显突然在狱中死了。
刘显兄弟好歹也是宗室，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很可能是亭长那边使了什么手段，而且，十几年前刘子张杀人可以脱罪，十几年后宗室在监狱里却死了，看来是宗室的地位在持续下坠。刘赐悲愤不已，就和刘显的儿子刘信一同变卖田宅，散尽家财，招纳亡命徒，进入新一轮复仇。
与此同时，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也因为堂弟刘显之死而愤怒，况且，这个仇恨是自己的父亲当年酿下的，不能袖手旁观。他性格和父亲相似，也喜欢结交宾客。于是，一场由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侄子刘赐、侄孙刘信为主导的针对“乡干部”的复仇行动开始酝酿。
为了笼络人心，刘玄以好酒厚待宾客。有一天正在家中聚会喝酒，乡里负责治安的游徼登门，刘玄连忙请他一同喝酒。这些宾客其实都是流氓亡命徒，素日都是和官吏对抗的，看见游徼迟来，有一个喝醉的宾客就唱起歌来：
朝亨 22 两都尉
游徼后来
用调羹味！
都尉的官职比游徼大，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早上煮了两个（官大的）都尉，（官小的）游徼来得晚，拿来给汤调味！”
游徼一听，勃然大怒，把这宾客绑了起来暴打数百下，还扬言要追究刘玄的责任，特别是为什么要养宾客，有什么图谋？
刘玄觉得不妙，就赶紧跑到平林县外祖家躲了起来。游徼等官吏不依不饶，把刘子张抓到了监狱里。眼看事情要闹大，为免夜长梦多，刘赐和刘信干脆自己行动，同宾客一起找到亭长的家，先杀人后点火，把亭长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全家都杀了。杀人之后，刘赐、刘信叔侄二人随即亡命。刘玄为了救父亲，只得诈死，发丧回舂陵，官府这才把刘子张放了出来。
一场十几年前由刘子张喝醉酿下的杀人事件，结成世仇，至此延续了三代，最终以亭长全家被杀、刘家或死或逃为结局。
一群高皇帝的后裔，世系清楚的汉景帝支脉，竟然沦落到与最基层的乡官打架斗殴，手段与“黑社会”差不多，且损失惨重，可知当时绝大多数宗室已经与平民无异，充其量也就是底层豪杰。他们的“复仇大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至亲，不会上升到汉廷社稷安危这样的高度。他们已经完全地方化了，既没有动力和实力发动政治和军事叛乱，也没有资格向王莽献媚。而且，在王莽当时政策的默许下，地方官吏们甚至连面子也不给他们。
当然，这些宗室也并非个个都像“黑社会”，刘子张爷爷的弟弟一支，就在按部就班地走普通士大夫的道路。这一支比刘子张离舂陵侯的嫡系更远，其中和刘子张平辈的是在汝南郡当南顿县令的刘钦，可惜刘钦死得早，留下三个女儿以及长子刘縯、次子刘仲 23 和三子刘秀。刘縯成年后颇有大志，刘秀由叔叔刘良抚养。刘秀名字的来源，据说是他出生时有嘉禾九穗，故而得名，但多半是因为“秀”在当时只是普通而常见的名字罢了。
就在刘子张一家“大复仇”的时候，刘秀渐渐长大，此时王莽已经称帝，但不妨碍刘良把刘秀送到长安入太学，跟随中大夫徐子威学习《尚书》，看起来他们不仅对汉朝灭亡没有抵触，还要努力进入新朝的体制中。当然，进入新朝的刘姓宗室，特别是刘秀这样的边缘支庶，经济已经日渐拮据，他只能和一个姓韩的同学凑钱买头驴，把驴租出去，用租金交学费。
宗室们要么与基层小吏“打成一片”，要么逐渐成为新朝的普通臣民，在他们身上，看不出多少“人心思汉”的迹象。若不是后来王莽重大决策接连失误，若不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令天下疲惫，若不是突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关东流民，若不是连南阳郡这样富庶的地方也出现饥荒，连刘秀这样上过太学的人也不得不贩卖粮食，这些宗室将会在历史中慢慢消逝。
汉哀帝死后，继任的汉平帝、刘婴虽然贵为皇帝、皇太子，但其实已经和刘玄、刘秀等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等到灾民揭竿而起，叛乱四处点燃，沉默的宗室们陡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刘”字，是非常不错的招牌。刘玄、刘縯们这才打出消失了十几年的汉朝旗号，营造出“人心思汉”的悲情气氛；逃亡多年的刘赐、刘信们才纷纷露面并返回故乡；前途无望的刘秀们才会加入兄长的队伍。
但眼下这个时候，这些号称帝系的宗室们，只不过是些在乡村里和亭长斗殴的底层豪杰，或是循例读书力争到“体制内”谋个职位的儒生。从汉廷中央向下看，这类宗室的声音是沉默的。要不是后来刘玄成了推翻王莽的更始皇帝，要不是刘秀中兴了汉室，这些基层治安案件和买驴贩粮之类的杂事压根儿不会被史书记载下来。
史书只会盯着王者。
注释：
1 疏广、严彭祖都是公羊博士胡毋子都的再传弟子，同出一师；夏侯胜、夏侯建都传《洪范五行传》；萧望之世传《齐诗》。当然，刘奭也接受过鲁学的教育，和齐学比起来，鲁学没有那么多荒诞不经的神学内容。但他鲁学老师就不那么有名了，比如张游卿以谏大夫的身份教过他《鲁诗》，张氏是前面提到过的昌邑王的老师王式的弟子或徒孙，但张氏本人无论是名气还是官职均与夏侯胜等无法相比。《后汉书》里还记载高嘉也教过刘奭《鲁诗》，此人连事迹都没有留下。
2 《汉书·元帝纪》，第280、282页。
3 《汉书·京房传》，第3162页。
4 《汉书·韦贤传》，第3130页。
5 汉惠帝应该只在长安有庙，而汉文帝则在各郡国都立庙；汉武帝在长安有庙，在他巡游过的郡国有庙。
6 《汉书·韦贤传》，第3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