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1节
35 也有一种可能性，在这场政变中没有被杀的昌邑王旧臣，比如王吉、龚遂，已主动投向霍光。西嶋定生持此说，见氏著《秦汉帝国》，第321页。
36 《汉书·武五子传》，第2761页。
37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6—3157页。
38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
39 吕思勉《秦汉史》第152页：“霸王道杂之者，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法家督责之术绳吏。”此说太过理想化，霸王之道，不会区分民与吏，而是不可分割的统治思维。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10.汉元帝的恐惧
王政君的丈夫刘奭，也就是汉元帝，因为好儒差点被父亲汉宣帝废掉太子之位。但平心而论，刘奭好儒的种子是汉宣帝亲自种下的。汉宣帝长在民间，大概因为年少时只能依靠祖父刘据身边的一些故人长者，没能接受系统的皇家教育，所以对太子的教育就颇为上心，以作弥补。
刘奭成为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
他的太子太傅都是有名的经师、重臣，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大儒夏侯胜和狱友黄霸，还有疏广、严彭祖、夏侯建、萧望之等，萧望之后来还成了刘奭的丞相。这几位师傅有个共同点：所传授的都是儒家的齐学 1 ，也就是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等近乎神学的那一派学问。
可想而知，性格温柔、举止雅致、为人谦逊又受齐学教育的刘奭一旦当了皇帝，会出现何种情形。
那就是一看到天灾人祸，就会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示。
汉朝刚刚经历了昭宣中兴，国力已从汉武帝末年的凋敝恢复过来。但这毕竟是公元前，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抗灾能力很差。面对天灾，有些帝王并不在乎，史书也未必一一记录；刘奭却忧心忡忡，每次都很紧张，下了许多“罪己诏”。再加上后来班固想把西汉走下坡路的起点划在汉元帝时期，所以《汉书》里这期间记录的灾异特别多。
即位第一年，刘奭就遇上了地震、瘟疫、关东十一个郡国水灾，“饥，或人相食 ”，令他寝食难安。第二年，又遇上陇西地震、歉收、北海水倒灌，以及关东饥荒，“齐地人相食 ”。 2
再以后，连年灾异，水旱雪霜就不多说了，还有日食、地震，或是皇家宗庙起火，或是星宿逆行，或是“白蛾群飞蔽日”…… 不一而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祥瑞。刘奭陷入了一个循环：他越害怕灾异，就越笃信儒家；越是笃信儒家，就会发现灾异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有一次，儒生京房向他报告说，自陛下即位以来，《春秋》上所有的灾异全都有了——“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
这个问题明知故问，倘若让后世帝王来看，一定觉得大逆不道。但刘奭却沉痛地答道：
亦极乱耳！尚何道！ 3
有的灾异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比如他即位第四年时，皇后王政君曾祖父的坟墓发生了一件怪事，支撑坟墓门口的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叶。也是这一年，王莽呱呱坠地。多年以后，王莽将会把这条从祖先陵墓上生长的新枝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
不管怎样，灾异频发就意味着上天不满，上天不满就要转移天命、改姓易代。要想避免，皇室就得改制。儒家涵养多年，派别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主张越来越具体，理想也越来越宏大，要改制就不会是小打小闹，班彪后来说过一句话：
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 4
一个是宗庙制度的改革，一个是祭祀制度的重置，还有一个是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这三件事对儒家都非常重要，都属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制度，又主要是外在形式上的改制，不太涉及朝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既得利益者的损害，阻力相对比较小，虽然几经波折，最终都确定了。
这三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之”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
而前两件最终是在王莽手中完成的。可以说，儒家的改制最终造就了王莽，而王莽也成就了儒家的改制。
先说说宗庙，就是汉室自家的庙。
高皇帝定天下后，在长安和郡国立了太上皇庙。因为当时汉廷对郡国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用立庙这种宗法的方式来维系统一。后来，每死一位皇帝，都会在长安周边立庙，部分郡国也要立庙 5 ；有些不是皇帝也要立，比如史皇孙。代代相累，到了刘奭的时候，宗庙已很庞大，全国有176所。
汉朝人无论贵贱，大抵都相信地下世界的存在，所以对丧葬宗庙很在乎。皇室的宗庙可不仅仅是一座房子。一处典型的宗庙一般设在陵墓旁边，有房屋也有寝园，园中有寝殿、便殿，就像一个微型的宫殿；宗庙里还有许多人侍奉着亡灵，“祭司”们每天要把亡灵的衣服请到寝殿，按月请到宗庙，四时节庆有“乐队”吹拉弹唱，衣冠出游的时候车马仪仗和生前一样，士兵守着陵园，厨师给死人做饭；有些皇帝生前的宠臣妃嫔也会住在这里。
一所宗庙如此，全国的宗庙就会产生巨大的人事费用和维护开支，成为很重的财政负担。据记载，元帝的时候每年宗庙上就需要卫士45,129人，祭司和乐人12,147人，祭品牺牲不计其数 6 。
这一时期，地方的诸侯郡国已经牢固地被中央控制，地方宗庙维系宗法的功能已经不太重要。而且，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被看作嫡子的特权，诸侯王祭祀的话不合礼，所以皇室宗庙只在长安保留由皇帝主持就好。
贡禹是刘奭的御史大夫，在儒生们关于宗庙改制的呼声下，他向刘奭提了宗庙改制的建议。在丞相韦玄成、匡衡等先后支持下，宗庙改制的大幕拉开。汉朝的经学也从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又不合乎礼，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在中央，把宗庙分成三类，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是始祖，庙号太祖，独为一类“祖庙”；文帝、武帝比较有功德，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为第二类“宗庙”；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只保留四世，为第三类“亲庙” 7 ，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毁”不是破坏摧毁，而是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的意思。
祭祀的时候，还要遵照“禘祫”之礼，遵循“昭穆”之序。“禘”就是祭祀时以始祖刘邦配天；“祫”就是合祭 8 ，简单地说就是把汉朝列祖列宗的神主，不管有没有毁庙，都和刘邦的神主合在一起大祭；“昭穆”是说祖宗的神主不能乱摆，要按照父为昭、子为穆，一昭一穆的顺序有条不紊地排列。例如刘邦为昭，其子惠帝、文帝为穆，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 9 ，宣帝为昭，秩序井然，庄重非凡。
汉元帝搞的宗庙改革，到了成、哀时期又有所反复，特别是哀帝时还曾为要不要毁武帝庙而争论，但总的来说基本原则没变。而最终的定型者就是王莽。仅此一点，王莽在当时的功德可见一斑。
11.独尊儒术的实现
再说说郊祀。
话说秦末汉初，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多是些地方神祇。刘邦刚起兵的时候，在丰县祭祀土地神，叫作“枌榆社”，当了沛公之后又祭祀蚩尤。后来当了汉王，入了咸阳，刘邦发现秦国在旧都雍城设立祭坛祭祀上帝，叫作“雍畤”，就问，这个祠所祭祀的上帝是谁啊？
周围的人说：有四帝，分别是白、青、黄、赤帝。
刘邦又问：“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只有四帝呢？”
周围的人大都是跟着刘邦一同进入咸阳的楚人，不知道秦国有五帝黑帝，更不知道黑帝最高贵。于是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
刘邦自己琢磨了一下说：“我知道了，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意思就是他是黑帝，于是刘邦立了黑帝祠 10 。在雍城形成了祭祀五帝的“雍五畤”，至于祭祀礼仪，他当然一概不懂，就召来秦国的祭祀官按照秦的礼仪祭祀。
从丰县的土地神，到咸阳的黑帝祠，可见刘邦的信仰是非常杂乱和率性的，只要是神就祭。后来，加上黄老方士们的推波助澜，汉廷把梁、楚、晋、秦等地的“巫”聚在一起，每个“巫”负责祭祀本地的神，为黄河、南山和天上的星宿也建立祭坛，经年累月，汉廷的各色国家祭祠里就罗列着蚩尤、后稷、东君、云中君、司命、河神、五帝、黄帝、八神、玉女、房中、堂上 11 等各种不搭界的神祇，甚至还有秦二世、李延年等人！这很像当年古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征服各地，并不会把当地的神祇消灭掉，而是都纳入罗马的“万神”之中。
汉朝皇室也搞了类似的万神庙，只不过没有万神。汉文帝在保留“雍五畤”的同时，在渭阳搞了“五帝庙”，把五帝合在一起祭祀。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了“泰畤”，“泰”就是“太”，“泰畤”是在五帝之上搞了一个“太一神”，相当于天神，在“泰畤”祭天；祭了天就得祀地呀，汉武帝又在出土宝鼎的汾阴建立了“后土祠”。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皇室终于从无神不祭逐渐养成了以“雍五畤”“渭阳五帝”和“甘泉泰畤太一”“汾阴后土”四类为主的皇家祭祀习惯，显然，这一习惯延续了秦朝旧仪。此外，刘邦以来各地所建立的稀奇古怪的祭祀，大概仍在运转，汉成帝时全国这类祭祠有683所。
在儒家眼里，这些祭祀混乱、淫滥，夹杂着暴秦的礼仪和黄老的荒诞，既不尊重天，也不尊重地，还不尊重汉家。因此最好彻底清除，另立郊祀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