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200节
约翰逊的脸色严峻，这样的后果他也想到了。
“生化武器打击也不太可能，没有大的用处，日本人肯定做好了预防毒气战的准备，而细菌战这样的打击，恐怕会导致日本人在澳洲各城市发动报复性的细菌战，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一次他们在恐怖袭击中没有实用细菌，恐怕还是算是留有余地了，这也是一种舆论战，如果我们先使用，那我们就先输了。”
“所以核生化的选项，都不可行。还是必须要常规战争来解决，但是我们在澳洲的兵力不足，甚至再从国内派遣部分兵员，也是不足的。我们在付出足够代价的条件下，确实可以重创日本人，但消灭不了他们。而且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上，已经被牵制了1/3以上的兵力，当然不能再同时打两场战争。”
“所以我的建议是，对大分水岭进行一次空前的燃烧弹空中轰炸，作为对日本人的报复。随着美国军队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总会找到日本人的致命弱点，最终彻底消灭他们，但总统先生，这种前景还需要等待。”
约翰逊控制住自己翻白眼的欲望。所有人都可以等待，但他这个任期有限的总统，不能等待呀，民众等着看他如何行动呢，不过泰勒说的对，可以暂时用一次超级轰炸，来堵上所有人的嘴。
约翰逊内心更清楚地知道，其实军方并不是很想打大分水岭之仗，他娘的这种山地战牺牲惨重，而且所得甚少，美国在澳洲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多一分，因为本来澳洲的资源美国就顺便用。对于这种“硬骨头战”，甚至都不是对抗gc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主要敌人，谁感兴趣？暂时有伊拉克战争，就足够他们这些将军捞钱的了。
约翰逊让泰勒去安排对大分水岭的战略轰炸且不提。美国在外交上安排了一些攻势，试图用澳洲袭击事件得到的“同情”，拿到一定的话语权，并冲淡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不满。
于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中美苏三国驻联合国大使，黄桦、史蒂文森和维辛斯基三人之间，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有了一场后世被无数学者和外交人员熟知的著名交锋。
美国代表史蒂文森，他的发言，首先要求将日本人对澳洲的袭击，定义为标准的恐怖主义，而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家，必须保证统一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他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反恐公约，来制止像日本人这样猖獗的恐怖活动。
史蒂文森的理由是：恐怖主义是以反对某个国家或政府为借口，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恐怖主义系统地使用暴力，尤其是针对非武装的普通民众。
黄桦首先对史蒂文森的讲话鼓掌，联合国其它国家包括苏联代表维辛斯基，都莫名其妙，难道中国人因为对日本的仇恨，选择支持美国？
结果黄桦不慌不忙地说道：“史蒂文森代表终于承认了，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必须通过联合国公约，来制止和制裁。”
史蒂文森的脸变得铁青，恶狠狠地盯着黄桦，联合国这个会场内，也安静了下来。黄桦毫不畏惧地对盯着史蒂文森，说道：“不是吗？美国侵略伊拉克，完全符合史蒂文森先生对恐怖主义的每一点定义——反对某个国家或政府，系统使用暴力，针对非武装的普通民众等等，我这里有ngo组织在伊拉克的统计报告，他们统计死于美军轰炸和暴力的民众，至少超过了3万人，就连医疗组织报告的救治伊拉克普通民众的统计数据，属于美军战争造成的，已经超过了8万人。这些数据，远远超过了这个澳洲日本人的袭击事件。”
“所以史蒂文森先生，你是准备追究美军在伊拉克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吗？”
史蒂文森铁青着脸无语，英国代表试图发言，为美国辩护。但苏联代表维辛斯基抢先发言，他说：
“我们都知道美国加上加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日本人在澳洲的战争持续了多年，这几起袭击事件，很明显是这场没有终止战争的继续。不过你们把日本人前几天的袭击，叫做恐怖主义，苏联并不打算反对。”
没等史蒂文森等西方代表露出笑容，维辛斯基马上接下去说道：
“但既然恐怖主义是罪行，当然应该一视同仁地追究罪行。日本人所说的3000多万日本人，被美军和澳大利亚虐杀，在国际上早就成为著名的事例，这是二战后人类最残暴的行径，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新法西斯行为，苏联建议联合国立即组成调查团，对美国和澳大利亚虐杀日本民众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必须有中国和苏联的调查员在内。”
“同样，美军在伊拉克对于伊拉克民众的法西斯恐怖主义行径，是苏联人员亲眼目睹，亲自取证的，虽然我们已经有相关的足够证据，但为了公平，仍然要求联合国组织调查团，对美军在伊拉克的恐怖主义行径，进行严肃调查。”
这下子美国还有美国的西方盟友们，都坐不住了，纷纷发言反驳，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代表，则支持中苏代表的发言。联合国大会上，大家唇枪舌剑，火药味非常浓。
例如澳大利亚的代表辩解说，那些死去的日本人，几乎都是由于辐射病而死去的，并不是澳大利亚虐杀的，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复仇，并不是以对日本民众的恐怖主义报复为手段。
结果黄桦就冷刺了一下：“是的，澳洲代表的意思，是你们的上帝感召了他们。我们很熟悉这种套路，美国在美洲更熟悉，几千万上亿的印第安人，都不是美国虐杀的，都是被你们的上帝感召到天堂去的；英法还有其它的西方殖民者，让非洲上亿的黑人，惨死在过去的几百年，也都是被你们的上帝感召的，与英国人、法国人都没有关系。”
场上安静了一下，然后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站起来鼓掌，而一个个西方代表铁青着脸。
黄桦最后总结说：“美国和澳大利亚与日本，一直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既然有超过3000万的日本人死在了你们手中，那么日本人对于你们的报复，无论是针对军事目标还是民生目标，都是你们必须承担的代价。”
“你们可以给出恐怖主义的定义，所以中国不反对你们称呼日本的袭击行动是恐怖主义。但你们既然提出定义，那就必须公平地用这个定义，来要求世界上的一切此类事件。而根据你们的定义，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针对伊拉克国家和人民的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或者可以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按照你们的定义，包括美国建国时代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以及英国和法国等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屠杀等过去的事件，都是毫无疑问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必须得到严厉的谴责和惩罚。历史不能被遗忘。”
“中国对于恐怖主义的态度，是必须以斗争的正义性来区分的。例如美国正在侵略伊拉克，屠杀他们的人民。那么美国普通人也就不能说是无辜的，他们不能要求别国的国民，在被美国无差别施加恐怖主义罪行的时候，却还要区分美国的军事目标和平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认为伊拉克人民的反击中，伤及了美国的平民，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径。中国有句俗话，种什么瓜，得什么果，你种了恐怖主义的瓜，就不要抱怨得到报复的果。”
“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与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展开着激烈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殖民主义国家的民众，是殖民剥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无权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攻击，视为对他们这些平民的恐怖主义行径。”
“如果不能公平地惩罚一切符合你们定义的恐怖主义，那么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联合国成员都遵守一个反恐怖主义公约呢？”
黄桦的话，得到了场内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高度欢迎。
西方国家，自然也是拼命地反击中国和苏联也是帝国主义，两国吞并了大量的独立小国，镇压了这些小国的“民主人士”，这难道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吗？把话题扯开了去。
黄桦和维辛斯基则针锋相对，尤其黄桦，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口中所谓的“民主人士”，不过是这些地域残酷压榨和剥削底层人民的食利者，他们虐杀残酷剥削底层人民，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中国是中华民族底层人民的国家，当然要解放一切属于中华苗裔的底层人民，让他们成为中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国家中人民的一员，怎么可能容许那些王八蛋继续剥削下去呢？
对于不属于中华苗裔的民族，中国也支持他们底层人民的正义斗争，例如在次大陆，中国吞并了那些小国吗？中国支持并继续支持着他们正义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事业。
黄桦傲然地说道：“gc主义信仰者解放全世界底层人民的信念，是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利己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利他主义境界。利己的卑劣者，只会以自身狭隘的自私自利，来揣度gc主义的信仰者，犹如井底的青蛙，只能看到井口的天空。”
这话得到了维辛斯基热烈的鼓掌。而西方各国的代表们，气急败坏地反驳，瑞典的代表，讽刺中苏两国都不能照顾好自己的人民，西方各国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苏两国，说明西方的体制，才能更好地让人民包括底层的人民生活得更高更自由云云。
维辛斯基反驳说：“首先我不认为瑞典这样作为德国纳粹法西斯的代理人，从纳粹掠夺欧洲和苏联的财富中牟利的卑劣国家，有任何资格谈世界人民的发展。”他先揭了瑞典的老底，让瑞典代表铁青了脸。
“中苏两国都是底层人民打到了剥削食利阶层，而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是从经济水平很低的程度上，开始重新发展经济的国家，需要一定的发展时间，这毋庸置疑。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发展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你们西方国家，我们终将埋葬你们，这无可置疑。”
“你们所谓的人民幸福，不过是因为我们gc主义者的存在，让你们的资本家不得不向工人阶级让利，以避免他们在gc主义真理的感召下，起来推翻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统治。可以说，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存在，才是你们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的保证。”
“这正是我们gc主义者骄傲的一部分。由于我们的存在，已经大大改善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gc主义者利他的信念，确实是你们无法理解的。”在这里维辛斯基呼应了黄桦之前的论述。
这样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自然结果是无果而终，但影响极大，被各国媒体称之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由恐怖主义开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到底谁更优越而终。
德国汉堡，华灯初上，一条幽静小巷的一间咖啡厅里，几个女生正在激烈地讨论日本人澳洲袭击事件。
乌尔丽克·梅茵霍芙对古德伦·恩斯林说道：“恐怖主义很有趣，它是公众在不具备对抗反动政府军队的前提下，有效的斗争方式。因为恐怖主义的行动，对于陈腐的社会，具备极大的震撼力。要惊醒沉睡的公众，需要打破他们的窗子。” 梅茵霍芙是著名的德国左翼记者，在原时空她后来被人们记得的名言是：“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但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古德伦·恩斯林放下手里的咖啡勺，若有所思。她的男友安德列亚斯·巴德尔是一个激进的左翼主义者，她深受男友的影响。在这两口子看来，德国的革命需要行动，而不是单单的理论，那么恐怖主义是不是行动的方向呢？一只“城市游击队”？
她抬起头，对梅茵霍芙说道：“罗莎·卢森堡曾经说过，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要争取德国人真正的民主，恐怖主义的城市游击队，或许在德国是适合的。”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欧洲青年，他们“革命”的方向，往往不是中国主张的底层人民革命，而是所谓的“民主“，在德国有更具体的方向，那就是他们认为政府正在将当年的纳粹分子，一个个委以重任，而反纳粹的左翼，则受到不断的打压，这让他们都认为这是当年德国纳粹，镇压德国gc党的翻版。至于一套治国治民的革命体系，对于这些出身富裕的“革命青年”而言，完全没有浪漫性，很少有人关心。
在他们看来，当年德国革命的先辈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就是惨死在德国资产阶级的镇压下，而今天的德国，又让人看到了同样的趋势。
在这次几个德国的“革命女性”聚会之后，一个未来震惊世界的恐怖组织“德国红军派”的雏形出现。实际上，后世统计，在日本人袭击事件之后短短的3年，全球出现了上百个后来有影响力的恐怖组织，仅仅在美国和西欧，就有十几个恐怖组织出现。
全球的恐怖主义运动，开始蓬勃发展。
第318章 赫鲁晓夫下台与贡献值体系
西元1964年10月3日，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到达黑海之滨度假。他并不知道，从这个时间开始，针对他的政变，开始进入倒计时。
在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在莫斯科那些中央委员的家里，各种小范围的串联达到了高峰，当时苏联的大人物，苏斯洛夫、谢列平、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已经掌握了最关键的武器——克格勃。
10月7日，得到了赫鲁晓夫去黑海海滨休假情报的李思华，走进了主席的居所，他们需要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
主席问李思华：“你确定赫鲁晓夫马上会下台？”虽然早就知道，但事到临头，还是有点疑问，毕竟看上去赫鲁晓夫在苏联，还是如日中天。
李思华肯定地点头：“我记得应该是在10月中旬左右，可以肯定。”
两人沉默了一会，主席又问：“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思华回答：“赫鲁晓夫下台，又是一次对全党同志的教育机会。苏联没有搞好上层建筑的更替体制，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是非正常的情况，都可以说是政变，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是很大的打击，苏联残余的意识形态影响力，等到赫鲁晓夫下台，那就变得更是孱弱。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得到鼓舞，他们会利用苏联体制上的不稳定性。”
“我党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更替教育，这几年有不少老同志退休，其中有革命热情，退而不休，帮党和政府做些服务是好事。但如果退而不休是为了权力，那就不是好事情。”
主席同意李思华的看法，他转而说起对赫鲁晓夫的分析：
“赫鲁晓夫这个人，吃了没文化的亏，他有着一种俄罗斯农民式的狡猾，有的时候很有用，但有的时候很天真。当年对付贝利亚的时候，他表现的是这种狡猾，让贝利亚以为他是最没有威胁的一个高层，结果恰恰相反，让他们能够打倒了贝利亚。而最近这几年，他表现的就是天真了，自以为是苏联的大家长，结果苏联其它的领导人，却对他越来越不满。”
“他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就是彻底批倒斯大林，这是十分愚蠢的。斯大林是苏联真正的缔造者，苏联无论好坏，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打上了斯大林的烙印，赫鲁晓夫的批判，不仅让苏联的力量变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更是为自己埋下了今天的结果。你当年能够打倒斯大林，今天我就可以打倒你。苏联的上层体制，因此变得不稳定。整个苏联高层，领导之间没有信任可言，也没有任何忠诚可言。”
“第二个大错误，就是改革的步调不对，一次性搞了太多方向，结果几乎得罪了大多数苏联已经形成的官僚阶级。他取消“干部终身制”是对的，但是太过激进，他搞换届选举，中央委员要更换1/4，而去年1963年的一次苏维埃代表选举，代表有将近70%更换了新人。他又没有斯大林那样强大的威信，本来威信不高，还要搞得这样激进，人家当然都要反对他。就这样，他还强推了一些措施，例如取消了各级干部配车、津贴、住房补贴等福利待遇，这下子，在官僚基层的支持性也没有了。”
“除了干部方面，在军队方面也犯了错误。他加强核导弹火箭军，方向没错。但是他为此而大力裁减陆军海军，搞得将官们都不支持他。本来干部和军官两个群体的改革，就应该分开，总要有帮人支持你嘛。”
“然后他还干了几件大的蠢事，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件，而不顾苏联的自然条件强推玉米种植，结果搞得几乎颗粒无收是一件，其它包括三和主义等在内还有好几件。这样的事情，让他的威信进一步地下降。”
“所以总结来看，这就是一个悲剧人物。除了斯大林那件最大的蠢事以及对西方幻想的三和主义外，他其余想干的事，方向都是对的，主意都是正的，结果都是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说他是天真，没有威信，想干必须要威信的事情，该一桩桩做的事情，非要一起做，更不清楚官僚阶层的弱点。”
“固然赫鲁晓夫有他自己个人的问题，但苏联党的问题更大。批倒了斯大林后，导致苏联党内的信仰忠诚迅速下降，现在已经能看得到恶果，大家是争权夺利，如同资本主义那样，各级官员主要是为了利益而做官，而不是为了共同信仰而奋斗，可悲可叹啊。”
李思华叹了一口气：“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最困难的地方，如何长期地一贯地保持革命热情，尤其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来保持革命者的初心。”
“我党到目前为止相对苏联的幸运，不客气的说，在于主席您与我是开国的第一代，威信还够高，建国以来压制住了类似的“官僚冲动”和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搭建了远比苏联更完善更周密的预防策略和组织，使得我们的领导阶层，还没有变成苏联那种官僚阶层。”
“但是人亡政息，我们终究有要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未来会如何？我们从今天开始，还是要不断加强人民的思想教育，赋予人民相应的权力，让人民成为我们对抗官僚化的防火墙；也要加强机制防范，最重要的是搭建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体系。一个脱离底层人民的官僚阶层，必然走向变质，走向人民的反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主席深以为然。他接着说道：“你以前说得很对，对多数人，不能只讲精神激励，还必须有物质或者其它激励，否则时间长了，精神疲惫了，也就没有了激励效果。但是所有的激励不能是特权，不能是长期固化的经济利益，后者也是特权中特殊的一种。但是不搞苏联那种干部特权，我们就要完善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体系。”
“干部配车、津贴、住房补贴这些，都不是好的激励，因为只能升不能降。短期是有激励效果的，但那是一种不符合革命者信仰的负向激励。长期就完全是负面的，有了这种特殊特权，干部们就会倾向追求更多的特权，要更多的经济激励，如果取消掉这些特殊待遇，他们就牢骚满腹，消极怠工甚至心生歹意，赫鲁晓夫倒霉就是这样。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会越来越反感干部，谁还会认为干部与老百姓是同一个阶级，是老百姓的代言人？搞笑嘛。做事就只是做事，不能是为了高人一等而做事。”
“所以我对干部，是赞同间接激励，而不是直接的长期经济激励。直接的长期经济激励，是短期猛药，却是长期毒药。”
“当干部获得的报酬，原则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多劳多得，做出了贡献，应该获得报酬，但报酬未必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其它方面的激励。我觉得那个社会贡献分体系是很好的探索，在这些方面应该多加努力，探索出更多新的模式来。总之，我们的激励，应该与干部革命的思想、方向和努力结合起来，而不是与职位、权力相结合。否则只要人上人这一概念仍然存在，几乎任何制度，都会被这一思想侵蚀。”
主席提到的社会贡献分体系，在建国初就已经提出，从西元1951年开始试行，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56年开始）正式执行，目前也还在不断完善中。
贡献分或者说贡献值体系，是考虑到人对经济利益的需求无非是两种，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贡献分就是用来引导人们正向地去实现需求，而不是往歪门邪道上努力。用贡献值来引导人们自发的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并以此换取奖励。
体系中所说的贡献，是无论事情大小的，打扫卫生是贡献，科研突破亦是贡献，甚至垃圾分类，节省节约，都是对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贡献值则是将所做出的贡献具体量化。换而言之，只要是做正确的事，便是做出贡献，便可以获取贡献值。至于什么什是正确的事情，是通过贡献值委员会与民众一起，不断地讨论，总结，制定，并纳入贡献值的设定，每年都有多个听证会，来调整和完善贡献值体系，而个人获得的贡献分，是一切公开的。
所以作为服务公众的干部，就类似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贡献分，贡献分的高低，决定了享受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先权排序。例如现在医院医疗资源还比较紧张，贡献分高的就是优先使用；例如组屋购买，同样是贡献分高的，优先购买和挑选房屋。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经济奖励，贡献值直接影响每年的人民分红的份额比例。
这种公共服务优先权，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一种特权，但这种特权，是由贡献所决定的，而不是所谓的金钱、地位和阶层。
贡献值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的，以此来避免人们一股脑地对贡献值高的事物和行业一拥而入，而对贡献值低的充耳不闻。能做出更多贡献的人，也自然是在某个领域学艺更精、工作更努力的人，以此鼓励大家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学习进步。
贡献值系统当然不仅是奖励，也有惩罚，例如在社会上的作恶，例如赌博、斗殴、辱骂、伤害等，尤其是刑事罪行，贡献值都是指数级的扣减，而无期和死罪，自然是全部扣除。
所以干部想获取薪资之外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做大自己的贡献分。例如在经济发展领域上的干部，如果为当地发展成功发展了某项新特色产业，那获得的贡献分就很大，一次性可能是一般人的数十倍，自然每年的人民分红都是不少的，而在公共服务上也就有了优先权。
当然如果被发现是弄虚作假，那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不仅是贡献分全扣，倒查追索，而且公职不保，甚至刑罚追究。
所以贡献分体系，让贡献者主要获得的不是金钱，而是服务。金钱易于激发人类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而贡献分则力图激发人类精神中的高尚性。
而且贡献分与金钱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金钱可以遗传，导致富人越来越富，造成贫富差距。但贡献分只是追随一个人的一生，人死“分”消，每个人的后代，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积累。
中国的贡献分体系，在三五计划开始萌芽，而从1961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地执行。这个体系要得到完全的普及和深入到每一个人，还必须等待未来在网络基础上构建的庞大且发达的计算与监控网络。所以在五五计划期间，还是比较粗略的，但起码在计算机单机登记和服务器存储的基础上，也能够建立起每个人的贡献值档案了。
主席对于这个体系抱着很大的希望。不过李思华自己的认知，是这个体系很有用，但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激励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措施和其它体系来完善。贡献换服务，对于比较“心平”的干部而言，是很好的长期激励工具。但对于那些“野心和贪婪欲望”比较大的干部，恐怕谈不上有什么激励的作用，还是会动歪脑筋，想追求直接的特权和待遇。对这些人而言，什么都比不上把钱装在自己兜里。
贡献分体系，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干部流动和定期审查和审计制度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中，都蕴含着一条原则，“透明与隐私相对性原则”，越是底层人民，没有公职和其它特殊收入，就越是有所谓的“隐私权”，而职位越高、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那么就必须“透明度”越高，因为必须经得起各种调查审核体系和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合理的对价，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任何事，那就不要做官、不要当干部、不要发财、不要出名，你可以当个隐士，没有人来烦你。
李思华自己更指望，通过建立这样一整套包含严密的若干制度的体系，劝退那些为了发财和特权的投机分子，让他们无利可图，无特权可用。而两三代新人下来，他们熟悉和接受了这套严密体系的管控和制约，习惯了“戴着枷锁跳舞”，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才能一代代地传续下去。
主席和李思华两人的讨论转向了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无疑是一个中苏改善关系的良好契机。
李思华指出：“主席，如果赫鲁晓夫10月下台，那么一个月后即11月，正常情况下，苏g会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虽然此前中苏关系紧张，但这个活动，苏联从来都是邀请我党参加，而我党也一直参加，所以这一次，我建议可以由李玉振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利用这次机会，争取与苏联勃涅日涅夫政府改善关系。”
“勃涅日涅夫这个人，我前世后来的史学家，对他的评价都很低。但我不这样看，他有点像我国历史上的唐明皇，前期干得是不错的，从1964年到1979年，苏联从经济到军事实力的增长，可圈可点，一度让受到越南战争削弱的美国，不得不处于守势。他将苏联的力量发展到了顶峰，这一段时间内，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经济发展，是比不上勃涅日涅夫领导下的。”
“但这个人，现在虽然还未像原时空后来那样年老昏聩，但他也只是一个出色的官僚，不是改革家，不能开创新局面，只能维持旧体系。所以官僚体系不断发展，社会逐渐僵化，阶层逐渐固化。等到入侵阿富汗，苏联的国力就开始逐步消耗，开始走下坡路，这和唐明皇历史的后半段，其实有相似之处。”
“老实说，勃涅日涅夫这帮官僚，其实在意的是利用权势，享受苏联建设的成果，他们已经谈不上多少革命意志，剩余的只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理念而已。但这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点。我国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品还是食品等领域，丰富的程度不下于西方，甚至更超出，对于苏联的经济生活，是非常大的补充，完全可以扩大贸易，这一点是比较容易打动他的。而且他与我们素无恩怨，可不像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反复交锋。”
“苏联即将步入巅峰，这对我们而言，最近的二十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国大量的产品可以出口苏联，包括东欧，大部分甚至完全替代西方产品的存在，也让苏联上层，可以取得降低民间和底层人民抱怨和离心倾向的效果。而我们也因此可以进口大量苏联的资源产品，例如油气和金属，至少可以降低我们国内资源的损耗，这是不折不扣的双赢。”
主席是历史大家，以前又听过李思华讲述过不少关于勃涅日涅夫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勋章控”的故事，对于李思华这个“唐明皇”的比喻，一听就懂，他笑着说：“你这个比喻不错，李隆基继承了武则天奠定了强大根基的唐朝，并在他的前期把唐朝推向鼎盛的巅峰，但在晚年，却搞得一塌糊涂，几乎丢了江山，唐朝因此由盛转衰。这个勃涅日涅夫，确实有点像。”
“这样吧，在李副总理去莫斯科的时候，让他各带一封我和你的亲笔信，哈哈，我们给足勃涅日涅夫面子嘛，他也好在苏g中央，有台阶可下。”
1964年10月13日，被克格勃从黑海之滨强制带回的赫鲁晓夫，在苏g中央全会上被迫辞职，从此被软禁居住。而本来苏g反赫鲁晓夫势力中两个最强势的人物，苏沃洛夫和谢列平，却为争夺大位而陷入僵持，为避免两败俱伤，只好双方都退让，最后被勃涅日涅夫捡了便宜，大家都同意让勃涅日涅夫，出任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而他的亲信，柯西金成为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