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79节
资源支持下，已经取得了远高于底层人民的收入，他们应该满足，难道要我们用更高的税收来调节吗？要是不满意，想拿这点可怜巴巴的分红，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收入主动降下来。”主席哈哈大笑。
她对前世的所谓“第三次分配”，说白了就是慈善分配，是不以为然的。社会主义要靠慈善？那作为底层人民代表的党，干什么去了？
她向主席进一步解释她的想法：
“这是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美国和西方正在大力建设和发展他们的福利社会，企图以此来压倒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国际民心。但他们的福利政策，是以高负债为代价的，而且有些福利过头了，会滋养一大批懒汉。北欧那种国家人口少，资源多，又在二战中占了作为供应国的大便宜，养得起。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不行，所以这种人民分红，只是补充生活的不足，但金额无法让有些人可以躺平不干活，本质上，我们的人民必须是真正的劳动者。”
“另外一方面，是地方国企的问题。目前的国企以央企为主，地方国企正在逐步发展，明年即西元1957年，要把地方国企纳入地方人民分红计划。每个有国企的省、市，也必须进行分红，不能仅仅是集体所有制对员工的分红这样的小范围。地方国企的投资取之于人民，也必须将利润回报于人民。”
“这还可以促进省级和市级竞争。哪个省的国企搞得好，人民的分红就多，政绩就比其它省出色。当然，不能让弄虚作假和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发生，而且对于直辖市之类经济超前的地区，必须有一定调整，否则其它地区的群众不满意。”
“所以最后，可能就会形成人民的基本收入，来自三部分，劳动工作收入、地方国企分红、央企分红，后面的两部分，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分红型福利。”
“这还会对国企的管理层产生压力。除了那些政策性亏损的国企，所有的竞争性国企，除了大投资期间、技术改造以及重大新产品的开发期间，其它时间，就必须通过改善运营来创造利润，否则管理层管理着国企，又没有大的开销，却长期不能提供利润和分红，那要他们何用？”
主席内心激动，他拿着烟，在院子里踱了几步，转头对李思华说道：“好好好！我坚决支持！社会主义的好处，要让人民直接体会到，直接享受到！”
他又笑眯眯地对李思华说：“你这可是又将了赫鲁晓夫一军啊，啊看他在苏联怎么搞？他们可还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呀。”
两人哈哈大笑。赫鲁晓夫还不知道，他“人在家中坐”，可是从中国飞来的一口黑锅，已经在他的头顶晃晃悠悠了。
李思华的提案，得到了政治局的一致支持，在那个时代，这种政策可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有些人可能有腹诽，觉得用在投资上，不是能更快地促进经济成长吗？但谁也不敢说出来。而且李思华说了，现在国家必须开始重视消费了，消费的作用对于很多产业，并不比投资的作用低。
西元1956年3月1日，在国庆之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整个版面发布了《中g中央关于实施人民分红体制的决定》，而全国和各地区党报都用头版头条，转载了这个公告，立即轰动了全国！
决定规定了初期试行的机制，详细阐述了国家这个做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经济基础，甚至对比了中国这种社会主义的福利机制与西方福利社会的不同。
人民群众可是奔走相告，乐开了花。很多老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截然不同。无数人第一次认识到，原来那些他们羡慕的国企，也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是这些国企的股东！社会主义的国企，是底层人民共有的！而不是国企的员工、更不是什么特殊的一部分人所有的！
按照规定，每年的分红是浮动的，要根据每年12月25日最后结算的数据为准，在第二年的1月15日前完成计算，在第二年的春节前，发放到每个人的账户中，这是党中央给每个底层人民每年的大红包！
在《人民日报》和各大党报上，每3个月会发布一次国家统计局和人民分红基金中心联合发布的“分红预测”，而每个月都会公布一次“预计分红贡献榜”，分为“总额贡献榜”、“增长贡献榜”等名目，每个榜列出全国企业的前100名，这其实是一种嘉奖，在次年的1月，会正式定榜，上榜企业将获得国家褒奖，这是无上的荣誉。不过，唯一有点违和的，就是后来中烟总公司，总是总额榜永远的第一名，没办法，中国的烟民多嘛。
未来地方国企，则将执行类似的政策，只不过范围是在地区之内。
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人民分红”政策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普通的人们，是在计算着每年可以拿到多少分红，未来可能会增加多少。有的家庭，已经在算计怎么用这点钱了，这是国家给的，无论多少，都是最喜庆吉祥的。普通人中只有老人们，有点遗憾，如果是发现金多好啊，可以给娃儿们存起来，但国家可是要求，必须在一年内消费掉。
国企的职工和干部的反应，大多数是自豪，这是所属工厂和企业，对人民群众的贡献，我们的劳动和努力，让国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一些知识分子，难免有点酸溜溜，他们的收入超过普通人，很多人是享受不到“人民分红”的。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承认国家这样做的合理性，这是对底层人民的福利，符合中g作为底层人民代表、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需求和意识形态。
中国作为世界前三的大国，又相对苏联开放，因此现在国内，有很多国外的驻华新闻机构，派有驻华记者。这个公告，首先让他们目瞪口呆，然后立即传遍了世界！
第二天即3月2日，这个消息几乎成为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就算是美国和西方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了不得的大事件！
偏向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还专门刊发了社论，认为中国新颖地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福利模式，这也是对西方福利制度的挑战。冷战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挑战无所不在，福利也成为了新的战场，谁能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得更好，谁的社会制度，就可能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国此举，让欧美福利制度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不能轻视。
很多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都开始重点研究中国的这个“人民分红体制”，在媒体和经济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评述中国的新制度。
持有反对态度的，最激烈的就是弗里德曼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本来就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他们的批评，集中在认为国企本来就是低效率的，而这样的拿走利润，会让国企的效率更低，缺乏市场竞争的动力云云。
而把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体系的主流派系，即萨缪尔森这一派，有些忧心忡忡，他们指出，由于美国社会都是私企，因此发展福利社会，就只能是以政府税收财政为基础，而财政是不足的，这就导致国家债务增长，实际上是借债来维持部分的福利。
但中国这样社会主义的福利体制，福利是来自于国企的利润，这不会导致债务问题，从长期来看更加可持续，这是对欧美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巨大挑战。
苏联的赫鲁晓夫等人，果然如同主席和李思华所料，感到自己又挨了当头一棒，冷静下来之后，他们觉得不能追随中国，否则苏联的威信在哪里？可是必须要有一个能和中国“人民分红体制”相媲美的制度，否则社会主义的人心，都跑到中国那里去了，这让他们很不爽，但也没办法，只好动员了很多苏联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希望很快提出“苏联方案”。
不过赫鲁晓夫觉得，苏联人的收入，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苏联的福利也比中国要好，只是没有采用中国这种直接的方式罢了。但是，中国的模式，对于普通人的震撼太大了，一元钱的投入，却出来了至少十元钱的效果，这让他很郁闷。
他还不知道，中国的这个新政策，对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仍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革命者们，有了多大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也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他们的看法，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们，也都在思考中国模式的利弊。
就连远在南美的卡斯特罗兄弟，都为这个政策激动不已。卡斯特罗在“七·二六运动”组织的会议上，激动地说道：“中国的做法，才是真正的革命。国家的企业，就是底层人民的企业，企业创造的利润，就是要向底层人民们分红，让他们能够享受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成果！”
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一点点地上升，全球的革命者，都已经开始习惯，不仅仅是参考苏联模式，更要参考中国模式，因为很多革命者都觉得，中国的革命理论更现实、更能适合他们国家的国情。
第283章 和平共处与你死我活
赵云腾用力地拥抱了一下他的肖奶奶，她已经是泪眼涟涟。差不多又有2年没有见到这个“孙子”了，非常思念。
旁边的媳妇张巧云，也赶忙上来问肖奶奶好，两个人陪着老人说了好一会话，才暂时离开去见李思华。
周小红通报之后，他带着张巧云进入了李思华在家中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李思华站在那里，笑吟吟地看着他们。
只要有别人在，赵云腾还是喊她“妈”的，听到在赵云腾之后，红着脸的张巧云也喊了一声“妈”，李思华笑着答应了，然后对赵云腾说道：
“你们在次大陆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能参加。现在回来了，你们小两口，不该给我这个当妈的磕个头吗？”
赵云腾无奈，他这个“老娘”，有时候还是很调皮的。当着媳妇的面，他只好拉着张巧云，给李思华磕了三个头，算是补上了婚礼的欠缺。
李思华拉着张巧云站起来，然后塞给了她一个大红包。
说笑了一阵，赵云腾让张巧云先去陪肖奶奶，他要和李思华说会工作上的事情。
两人收敛了笑容。李思华问赵云腾：“要去柔佛了？”
赵云腾点点头，说道：“我已经被任命为驻柔佛省、天南省和新加坡的第19集团军军长，兼任南洋战区联指副司令员，后天就要走。”
在次大陆战事结束后，赵云腾因功，被晋衔为少将。回来后，又到国防大学进行了短训，然后被任命为19军军长。
李思华说：“知道这个地域的重要性吗？”
赵云腾回答：“知道的。这里是我们在南太平洋对抗美国的第一线，虽然有所谓的爪哇民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这3个小国构成的缓冲区，但其实从海军的角度，我们就是直面以澳大利亚为总基地的美军。”
李思华点点头，说道：“理解这个就好，我们与美国的斗争，本质上绝无缓和的余地，始终要以临战的心态来准备。”
她想到在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平共处”思想的影响下，党内也有人提出，要与西方“和平共处”，认为与美国和西方的斗争，不宜过于激烈，我们还是要追求和平，战争是最后的不得已云云。
她摇了摇头，叮嘱赵云腾：“党内有些人，总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痛。觉得中国强大了，就能和西方和平共处了。有些人不是天真，而是试图以此来谋取自身的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天真的傻子，他们总是把双方暂时的策略和舆论宣传，当成了真正的原则。”
“这种思潮的破坏性比较大，因为宣传和平似乎总是有道理的，普世真理嘛，其实面对凶恶的西方敌人，这都是扯淡。”
她向赵云腾转述了她准备在近期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精神。她觉得，要给全党的思想洗个冷水澡，让大家清醒。
赵云腾走后，李思华静坐了一会，然后冷冷的一笑，和平共处？背后永远都是你死我活！苏联有个愚蠢的赫鲁晓夫，而在中国，绝不允许赫鲁晓夫的出现！
3月17日，党的十大召开，总书记李思华做了重要讲话，这一次讲话可以说是一次“超级冲击波”，对党员来说是振聋发聩！由于电视开始普及，很多城市的党员得以从电视中，直接观看十大的讲话，而各个乡寨，党员们也都在广播面前聆听，可谓是我党历史上最普及，最多人能够及时听讲的一次。
李思华首先引用了列宁的两句名言：“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
当李思华引用了列宁的这两句名言后，就有些人开始头昏眼花，他们知道，他们模仿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主张，显然是犯了大忌了。这可能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李思华提到，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不是什么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是gc党员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认知！
她沉重地说道：“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国际共运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凡是放下了武器的gc党都会被屠杀，区别无非是砍头或者洗脑；凡是走议会斗争路线的gc党都会死亡，区别无非是快死还是慢死。”
这几句话像是一阵寒风，吹过了聆听的所有党员的身体，让他们感到不寒而栗。总书记说得有错吗？没有错，这是历史所证明的！
“gc党要想本质不变，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革命思想。没有枪杆子，资本主义就硬生生打死你，没有革命思想，资本主义就软刀子捅死你。身为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占主流的人类社会的挑战者，gc党肩负着最大多数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冲击着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多重剥削阶级的束缚。”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共和，他们都是贵族嘛，谁上谁下，都是肉烂在锅里。可我们呢？我们是代表底层人民来抢肉吃的，我们多吃一口，他们就少一口；他们多吃一口，我们就可能要饿死。这是绝对的你死我活，哪有什么和平共处？”各地聆听讲话的党员，已经有人晕过去了。
“gc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核心就是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双方战争和博弈的结果就是：每退一步、就丧失一块阵地；每退一步，敌人就前进一步。这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斗争，每个劳动者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斗争，当然是残酷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夙愿，构成了gc党的肌体，如果这个肌体，背离劳动者的愿望，它就不再是无产者实现理想的工具。”
“软弱的人，当不了无神论者；软弱的组织，没资格叫gc党。那面红旗只属于胸怀天下的工农群众，只属于他们建设的公有制国家！革命者所以为革命者，是不知其可的时候，舍身而战；不知其所的时候，坚持到底；是未知功绩而埋头苦干，是前途未卜而拼命硬干。努力，奋斗，即使前途未卜，但仍然要为之，这才是革命者。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们革命，不是因为见到了胜利，我们才要去拼命；而是因为，只有我们拼命了，才有可能见到胜利。”
“列宁说过，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
“所以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是暂时双方无法战胜对方，双方不得已之下的权宜之计。我看西方对这个道理，认识得非常明确，他们与我们的交往和贸易，都是很清晰的权宜之计。偏偏我们党有些人，还真的想着长期的和平共处了。”
“有些人，是天真和愚蠢。而有些人，则是只有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前提下，他们才能有机会获得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是家庭家族利益，这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说道这里，各地有些人，脸色苍白到失色，又有人晕过去了。
“请同志们永远记住，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但他永远会寻找着，另一个打倒你、杀掉你的机会，这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这点都认识不清楚，算什么gc党员？”
李思华讲话的犀利，其实不止是冷水了，简直是一桶冰水。
党的十大后，主张赫鲁晓夫式“和平共处”的一些同志被调任，甚至提前退休，党内算是发生了一场小风波。少数国家领导人，也受到冲到击。
这场讲话的冲击波，还波及到苏联和全球的社会主义政党。赫鲁晓夫也是被浇了一大桶冰水，由于李思华大量引用了列宁的理论，这让苏g很狼狈，他们总不能说列宁同志是错的吧？赫鲁晓夫不得不让一些笔杆子，想方设法为他的“和平共处”理论辩护，不过在苏联内部，“和平共处”的说法也就变成了一阵风，没有人多提了。
而在全球各地社会主义政党那里，这次讲话的震撼，就是核弹级的，所谓的“激进主义派别”尤其是“武装斗争派”得到了极大的鼓舞，而议会和和平路线者，则遭到了党内广泛的质疑，尤其是那些“议会派别”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不得不设法弥补党内的分裂，重新统一思想。
随着讲话的发酵，对于武装斗争或激进派别来说，是否赞同李思华这篇讲话的言论，已经成为了他们辨别真假社会主义者的指南，他们认为李思华的那句“软弱的人，当不了无神论者；软弱的组织，没资格叫gc党。”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理，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看这个！
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纷纷将李思华讲话，认知为冷战加深最明显的信号，甚至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冷战最响亮的号角声”，反映了近期美国与中国渐行渐远的现实。
然而，历史的轨迹，仍然在按惯性前进着。
在1956年的1月，李思华和主席都曾经亲自以私人的名义，去信赫鲁晓夫，要求他在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不要发表激烈的反斯大林报告。警告他这样做的话，会摧毁苏g党员的信仰，会摧毁全球革命者对苏联的信仰，甚至对gc主义的信仰。而且他的报告，必然会流入西方，成为西方用来对付gc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利武器，成为西方将苏联形容为极权暴虐政权的有利证据。他的所作所为，将使得苏联失去gc主义信仰中心的地位。
作为苏g的总书记，如果他这样做，将是极端愚蠢的，这等于是在亲手摧毁自己国家长期存在的根基。
主席特别提议，苏联可以对斯大林做出“七分功、三分错”的评价，本来这就是现实，苏联体制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一手建立。他的错误再大，难道还能比他带领苏联人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功劳大？还能比他带领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的功劳大？七分功、三分错的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两人送去苏联的信件，始终没有得到赫鲁晓夫的回信。后来根据情报，2月25日午夜时分，在所有出席苏共二十大的外宾和外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被安排离场后，赫鲁晓夫向1400位苏联代表作了报告。报告的内容，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很多参会的代表在听取报告时呼天抢地、捶胸顿足，有人干脆晕了过去，当晚至少还有两人自杀。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当政时期的“暴行”大加指责，说斯大林曾下令杀了几百万人，他还说列宁曾经提醒党内同志注意斯大林。他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说他曾下令少数民族迁居，无数人死在了迁徙的路上。说他1936年到1937年在苏联搞大清洗，抓了100万党员，处决了其中68万党员等等。总体上，赫鲁晓夫就是把斯大林形容成了刽子手。
得到情报后，主席慨叹说：“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哟。”
对于李思华而言，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的是，赫鲁晓夫此举，可谓是毛熊在自己的坟墓上，亲自为自己挖下了第一锹土。
她敢断言，从此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就不再是全球革命者心中的灯塔了，中国会逐渐取代苏联的地位，而苏联会越来越被看成一个传统的霸权主义国家，而不再是一个领导世界革命的国家。
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苏联对于西方，就变得逐渐不那么可怕了，他们的力量，会在实质上不断衰弱，尽管他们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成长期，还有二三十年。
悲的是，苏联堕落，意味着全球社会主义力量的一定衰落。苏联反而逐渐将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薄弱地带，西方会猛烈攻击苏联的霸权行为，而将苏联的霸权，归因于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自然也会给中国推动的世界革命，带来麻烦和挫折。
李思华对主席感叹说：“从此，苏联与美国的竞争，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了，而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为了世界霸权的利益之争。”
正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李思华在3月的“反和平共处”的十大讲话上，才那么不客气，相当于直接批驳了赫鲁晓夫的理论。
4月，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了赫鲁晓夫的这份秘密报告，而在6月5日，《纽约时报》头版登出了这条消息，在社会主义世界，引发了一次剧烈的政治地震，成千上万的人跟苏联决裂，尤其是在东欧国家，动乱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
6月6日，《人民日报》及其英、俄、法、西、拉丁等语种的海外版，在头版头条发布了主席的文章《如何正确地评价斯大林？》，文章回顾了斯大林的功勋和错误，指出应该以“七分功、三分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斯大林。就算是被称为斯大林最大错误的大清洗，也并不是大清洗本身的错误，而是错误地扩大化了。斯大林不是神，但我们应该科学地一分为二地来正确认知斯大林的正确与错误。
此后的几天，李思华、刘韶其、甚至恩未等同志的文章纷纷发表，从各个角度反驳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李思华甚至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斯大林对苏联的功勋无人可比，苏联现在领导层对斯大林的批判，具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她告诫苏g党员，不要忘了革命的初心，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苏联的事实！语言和历史可以编造，而苏联人民的生活、苏联国家的成就、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是编不了的！
中国迅速的激烈批驳，传遍世界，赫鲁晓夫和苏联高层气急败坏，两国的理论家，在报纸上打起了嘴仗，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迅速冷却。西方国家的舆论幸灾乐祸，中苏两国的反目，让他们感到非常欣喜。
由于被中国的激烈态度所激励，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遭到了全球很多社会主义党派、团体、社团的激烈反对，甚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领导人，都对苏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匈牙利的布吉态度最激烈，因为匈牙利的形势，本来就很动摇，他对苏联大使破口大骂，说明摆着，这是蠢猪一样的行为。
在外界激烈的反对下，苏联高层不得不匆匆地结束了所谓“反斯大林”的政治行动，而这次事件，使得苏g高层的很多人，开始对赫鲁晓夫不满，埋下了他日后被推翻下台的祸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中国这样做，当然得罪苏联非常深，肯定会让两国的关系，至少在赫鲁晓夫时代变得冷却。但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讨论，还是支持了由李思华提出的这种态度。
在她想来，中国迟早是要树大旗的，既然要推动世界革命，就必须成为全球社会主义的灯塔，如果中国对苏联批判斯大林一事遮遮掩掩，甚至为了中苏关系同意苏联的错误做法，那中国就失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会让全球的革命者失望，认为中苏是一丘之貉。
中国的态度必须是，苏联新的领导层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代表着他们偏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例如赫鲁晓夫向美国推动所谓的“和平共处”，其实是愚蠢而可笑的错误，没有几年就必然破产。而中国则坚持推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是走在革命的正确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