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61节
更大的影响在于，由于大裁军，很多授勋后的上将、中将，也将告别一线的指挥职位，这肯定会扩散不满。还有国卫部队，同样是大复员，一些高级军官也要退役。
李思华敢于这样做，是因为新时空的“山头主义”，远不如原时空，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是缅华和西华时代正规训练组建起来的，是一个严密的制度和教育体系下生成的，高级军官大多数是空降，而不是从头开始自己建军，对军队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影响力，就没有原时空那么大。
此次的大裁军，主力部队将只剩下300万，一股脑大概裁掉了300万左右，一半的人裁掉了，尤其是高级军官的位置，大大减少，当然会有点伤筋动骨。
300万正规部队中，大约有140万陆军，撤销了野司的编制，编成28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大约4.5万人左右，其余还有一些独立的师、旅，以及陆军的特殊部队。按此编制，大致就是原来的每个15万人的集团军，缩编到了4.5万人左右。
空军50万人，海军20万人，海军陆战队20万人，军委直属特种部队10万人，战略支持部队、战略导弹和军事院校60万人。所以总和是300万人。
李思华和毛泽东都知道，未来还有一次大扩军，就是在苏联在七十年代扩军到500万的时候，中国也只能跟着被动扩军，但那是个时代的插曲。总体上，未来军队的规模会变小而不是变大，战争的形态开始不断向高科技转化。
按照军委的合议，在原野司基础上设置七大战区，中北（蒙古）、东北、西北、东部、华南、西南和中部，基本上就是按照“三大经济区+大西北+中部机动支援+对北对南的两个辅助战区”这样的体系来设置的。
大裁军后，陆军的机械化水平将大幅度提高，首先实现全军摩步化，在未来十年，再争取全面实现履带自行基础上的全军机械化。而国卫部队的装备水平将大幅提升，使之完全具备虽然是二线，但是精锐的预备役部队的水平。
而解放军的兵源，也不再是地方直接招取，而是来自于“流动民兵体系”，必须经过这3年以上时间至少3地的地方民兵历练，才能当兵。而军事学院的学生，学制改成了6年，前2年其实就是军事学校组织下的流动民兵，要至少在2个地方进行历练。行千里、观世界、有思想、树信仰，而后成军。
在毛泽东和李思华的思考中，其实军队还只是个开头，未来要扩散到整个干部队伍，例如未来干部普遍60岁退休，高级干部必须65岁退休等的政策规定，都会引起风波，需要未雨绸缪。
1947年3月，大裁军、军队晋升体制和授勋名单公布，以及内部裁军后新的任职命令下达，果然立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看到当场就摔了杯子，号称“老子白革命了！”、“赵匡胤还知道杯酒释兵权，要给予荣华富贵补偿，他娘的我们有啥？”、“一辈子提着脑袋干革命，不就想子孙后代能享点福？妈的现在儿子可能连兵都当不了了！”很多自私自利的想法，平常藏着，这个时候激愤之下，公开都说出来了。
当然，不满的多数人，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唉声叹气，要么两三人串联，想向中央要个说法。
毛泽东和李思华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做思想工作。
毛泽东先说授衔。打仗的时候大伙都是命不要都可以，现在和平了，为了肩膀上一两颗星，争得你死我活，有什么意思呢？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战友们，他们应该授什么衔呢？
然后说军权和利益。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私人的军队，任何人，如果企图长期把持军权，那是什么心思呢？是想做皇绅时代的“将门”吗？这种心思，已经完全从一个革命者堕落了，这是想变成奴役人民的统治阶级。党不会容忍这种思想，人民更不会容忍。军委之所以制定现在这样的政策，正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我们从制度上，先尽量杜绝同志们犯下错误的可能。
至于利益上也是一样的，每个退休的高级干部，国家对生活保障的耗费，至少是普通人民的十倍甚至几十倍，这就是党和国家对你们抛头颅洒热血革命的物质回报，而革命者的精神本来就是奉献，难道是投资要赚钱吗？
李思华则补充毛泽东的发言，重点谈了干部子女问题，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能为他们安排到什么时候？古话还说富不过三代呢。我们革命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每个人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当年你们很多人参与革命，不就因为觉得旧社会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吗？现在革命成功了，就有人反而想回到那个不公平的世界，因为自己有了可以占便宜的地位吗？我们是革命者，绝不能从屠龙者出发，而最终自己变成了恶龙。
在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后，反对的呼声淡了下去。不过总有少数人仍然是愤愤不平，甚至恶向胆边生。
3月17日，发生了一件轰动高层的事情，就是第5军有一名副军长亲自刺杀李思华，正是因为他的地位高，多次见过李思华，所以警卫对他的警惕性相对低，因此他得以藏了一只小手枪，接近了正在视察部队的李思华——最近因为相关事宜，李思华视察部队是很频繁的。
不过由于他的神色有点紧张，被警卫的周小红注意到，在他面目狰狞拔枪之时，周小红迅捷拔枪打在了他的手腕上，不过他的第一枪也已经击发，而王春妮很敏锐地推开李思华，用她的肩膀替李思华挨了这一枪。
被警卫们拿下之后，那位副军长还大叫：“我要见主席！我为革命流过血、拼过命！”
旁边的军长王金山目瞪口呆，警卫也把他拷了起来，包括周围的几个军领导。只有原政委周弄潮，几周前因为另有任用，已经到国防大学短期培训去了，没有牵涉在内。
对5军军部不敢信任了，戴明诗立即电话联系5军军部附近的1个师，那个师长出自李思华最早建军的第一连，李思华认为他是可以信任的。接到李思华的电话后，师长娄盛二话没说，立即亲自带领师特种营，坐上装甲车就向军部狂飙，并且命令全师动员，立即包围军部。
该师的政委也是从海南根据地的第1团出身的，他对李思华遇刺同样怒火冲天，在娄盛出发后，他也极速地动员了剩余全师，向军部开进。
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军委，军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大怒，命令立即对5军军部所有军官停职，军纪委立即进驻5军军部查清事实，对参与者严惩不贷。5军下属各部，暂时由还未撤销的野司直接管辖。
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委就拍了桌子：“反了天了！这些人是革命的叛徒！该死！”
娄盛赶到后，在他带领的警卫营的护卫下，李思华离开了5军军部。她临走前看了军长王金山一眼，看他满脸的绝望之色，忍不住说道：“我相信你没有参与这个事件，不过一切都要经过组织的调查程序。”
王金山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哽咽着说道：“李政委，我是真想不到会在5军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对不起，我没有领导好5军……”他有点语无伦次，但李思华知道他的意思。她内心叹息一声，或许他的运气就是不好，在原时空倒霉，到了新时空也碰到这样的事。他不可能参与对李思华的刺杀，但至少作为直接领导，也是要追责的，不可能再带兵了。
至于那个副军长，此时在她心中早已是一个死人，她完全没有再关注。这就是革命者的道途，总有人会落后，有人会退出，也有人会变成叛徒。
从1928年开始到现在，近20年了，期间李思华遭遇的刺杀或者刺杀企图，没有十次，八次也是有的，不过这一次，确实是最惊险的。
在李思华自己的坚持下，这一次的刺杀，没有演变成席卷全军的大风暴。
但影响还是很大的，几乎没有人再抱怨军委的政策了，有的人是想通了理解了，李政委居然为此遭到了刺杀，这大大震惊了他们，党内和军内有同志确实是堕落了，居然为了自己的私欲，企图刺杀领袖。作为革命者，自己不能拖党和军委的后腿，哪怕当下还没有完全想通，也必须服从党的纪律。
少数人则是不敢响了，这是何等严重的政治事件！自己的抱怨，找组织要说法，会不会因此变成一场政治风暴的打击对象？
所以很奇异地，整个授勋和相关政策顺利地推行了下去。
对于某些人，影响还是很大的。除了5军军部完全被撤销以外。一些前期跳得比较凶的人，几乎都被排斥出了军队的指挥体系。原来各部领导层对于这些人的抱怨，只当成是比较小心眼的发牢骚，但现在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没有人敢用这样的“牢骚干部”，不但是对这些人的政治可靠性有了怀疑，也认为会给自身埋下政治地雷。
随后，伴随着大裁军，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大力地加强，“党指挥枪”被反复强调和教育。
按照毛泽东与李思华的讨论，目前对于军队体系，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军官待遇体系，以中国的生活水平来看，算是比较丰厚的，大多数军官应该是基本满意的。所以少数人的抱怨，其实整体上小泥鳅翻不起巨浪。
李思华曾经对毛泽东感叹：“我并不担心什么山头主义，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经过教育的子弟兵慢慢现代化，他们的忠诚不可能再属于某一个个体，而是国家和民族。”
“我真正担心的是，长期而言，解放军还能否保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人民的忠诚。随着科技的发展，正规部队是必然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的，未来的军队，实际上是一群职业技术人员，是一群知识分子。必须保证他们来自人民、忠诚人民。”
“所以我们的10%人口民兵组织与流动民兵制度，我越来越觉得要长期地坚持下去，必须列入国家的宪法，予以最根本的保障。民兵的实质，就是将底层人民中最积极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挑选出来、组织起来，以有组织的形式和力量，来维持人民的利益，保证党员、军人和干部的主体，出自这一根本组织。民兵绝不能被削弱，削弱它，其实就是在削弱底层人民的力量，削弱党的力量。”
“我还建议，任何未来要加入公职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必须拥有流动民兵至少2年以上的历练，例如大学生要考公务员，那么先去当2年流动民兵。如果这点苦都不愿意吃，没有深入中国基层的经历，公职人员不能录用。相对于正确的思想，知识是次要的。由此形成的财政负担，我认为是值得的。”
这是李思华最近升级的思想。党政军公教，这些职位必须掌握在拥有革命进步思想信仰的人手中，不能只是看个人能力、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在当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下基层历练和调查研究，有这个基础再谈入职不迟。
流动民兵（实质是长期下基层）加上四流工程，这就是筛选合格党员和公职人员的一道道栅栏，本质就是看一个人能不能深入和加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以他们的利益为利益，而不是汲汲于谋取自身的利益。
毛泽东非常赞同：“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要组织最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战争期间，民兵反应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在和平时期，民兵则成为群众中最先进的力量，是组织群众的最有效形式。”
“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不能改变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我军的根本任务，仍然是三个，除了执行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和生产。和平时代了，或许生产变成了次要的，但也要做一些帮助和融入人民群众之中的生产任务。只有坚持三大任务，才能保持军队与人民永远的一致性。”
1947年的春天，不仅国际上的博弈逐步展开，国内的博弈也是持续不断。
第254章 反浮夸风、反大跃进
1947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
“啪”的一声，李思华将手中的文件恼火地丢在桌上，说了一句：
“狗屁不通，一派胡言，这是谁搞出来的策略？象牙塔里的秀才不知事，你们也不知道吗？”
邓小平脸色一白，他觉得是不错的呀，为什么李思华反应如此激烈呢？
李思华平静了一下心情，说道：
“这个策略犯了两个大毛病。第一是急功近利，把民用工业建设发展，当成是当年我们追求钢铁产量一样，只要有足够的资本、人才和矿石，又有技术，产业就一定能发展起来。可那个时候钢铁有足够的需求，不要说民间，单单军事和国家建设上，几乎就是永远不够。换到民用工业发展的市场，哪有那么大，投资是必须与需求匹配的。我们每个标准市，都已经配备了足够土地工业区的建设发展，他们做好规划的工业，吸引一些民间的项目投资，就足够了。国家规划的工业，是考虑到了市场的需求规模而安排的，也是与中央加上地方的财力相匹配的。而民间的项目投资，他们会自己核算。”
“可这个策略，说什么要向地方放权，加快工业建设。我就奇怪了，我们什么时候收过地方的权了？只不过要求他们的建设发展必须合理，必须以需求为前提，以地方财力为限制。刚刚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放权就是允许地方举债，利用未来的财政收入做担保，用借来的钱来建设一些工业项目。所以这第二个大毛病，就是根本不懂地方财政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听了这种狗屁意见，那么结果一定会是，地方很快就铺开很多最后没法收拾的烂摊子，而每个地方政府在政绩冲动下，都会变得负债累累。难道我们是为了到时候，去收拾各地的烂摊子吗？”
她狠狠地盯了邓小平一眼，心想又是他搞出来的，总是“顾头不顾腚”，老是想着先尝试一下，出了问题再解决。可这一样是巨大的损的失呀，如果事前能考虑得周到一些，降低这种试错过程的“沉没成本”，不是更好吗？何况有些事情，那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可能就收不回来了，地方举债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无论是西南还是东北大区，周恩来等人一直认为邓小平可以担任主官，但她一直不同意，就是因为这个。
她冷静了一下，说道：“我们对于这些非大城市标准市类型的地方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发展原则，大家都必须遵守，不要想着去打破。每个标准市的政府，先做好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和工业规划，一个标准市，市区只有100万人，全市也只有300万人，目前大多数还不满员。所以规划必须符合对人口规模的需求，绝不能贪大求全，这两年以来我们打回去了很多份城市规划，责令整改，就是因为这些家伙胡乱规划，搞的哪是标准市，个个都是大城市。简直是扯淡，浮夸和大跃进，却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没有批准的规划，就不允许投资建设；而不按照规划执行，那就是严重违反纪律。根本不是政绩，而是要坚决打击的对象。我们批准规划的核心在哪里？就是量力而行、符合需求。量力而行就是要根据财政力量来规划，符合需求就是建设的内容要有人消费和使用，否则拿来干什么？”
邓小平已经逐渐品味到李思华为什么激烈地反对了。
“事实上，城市和工业规划，本来就是对地方领导层的一个最初级的考验，连这个都通不过，谈什么举债搞工业园，搞笑呢，只会是搞出一个个烂摊子。”
“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不允许地方举债？因为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么就是银行印钞，这意味着钞票贬值通膨上升；要么就是搜刮地方财力，让老百姓拿钱出来。通膨上升难道是好事吗？我们近年一直以2.5%为目标，让它稳定下来。至于搜刮百姓财力，当地还有消费吗？”
“我们最后会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但第一不可能允许投入非规划国企之外的其它项目，第二主要是投入获批规划的本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那是在中央觉得有必要刺激全国经济的时候，而且对地方政府有额度限制和管控。对每个项目都会有严格的审核。至于用这个钱去建设工业园，扯淡嘛。”
“什么县域工业园，就更是扯淡了，10万人的小城镇，就应该盯着一个或两三个特色产业，全力钻研，将之做好做大，能够有1~2家特色产业的地方龙头企业，带动县域，已经是非常好了。至于工业园，谁疯了会到没有人才和资源的县域投资工业？”
“县域地方干部的努力，应该就是做到让特色产业能够追随国家的发展，让本地居民岁月静好，发展工业不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这种所谓政绩的冲动。国务院必须立即下达重要文件。我们对干部的政绩考核，每一级都不一样。乡寨是粮食生产、农业多元化种植和养殖的产业发展，以及最后反应的人均收入；县域是特色产业的发展，包括效益、趋势和带动人群规模等；标准市则是高标准的规划，以及按照规划所实施的城市和工业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所以这种胡乱建设，浮夸性的大跃进，算什么政绩？相反，这就是暴露出来的胡作为的干部，他们根本不懂经济的运行，就想出政绩想升官，以为搞个工业区，搞个大项目，就是政绩了，简直是扯淡！老老实实实施好规划，才是他们的本事和政绩。”
“经济发展是不可能依靠搞个大运动的，又不是一次战役，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永续的战争，永远要遵循经济规律。”
邓小平心想这次搞砸了，李总理肯定对他很失望，这让他有点难过。这些年自己做事，怎么就老是与李总理的想法不一样呢？
他也知道，李总理没有针对他个人的意思，她一直是就事论事，但是策略上的各自思维，确实是很不同。他内心不由得叹了口气，还是因为彼此思想乃至行事作风，都不太一致的原因，所以彼此的工作配合，一直不太合拍，李总理对他的很多工作倾向，是不认可的。
李思华其实考虑得深很多，地方这样的倾向，会不断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事情，因为利益即财政的满足，是永远做不到的，永远都缺钱，财政紧缺才是常态，财政宽松只是货币政策。
在她前世，建国时搞的是苏联模式，中央统收统支，地方就靠打报告争取项目和资金，模式僵化，难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后来搞财政承包，地方每年交一个固定数字的税收，结果过了几年，中央穷到要当裤子了，然后朱总理才搞分税制。
分税制下，中央获得的税收比例，比重从之前的30%左右，提升到了55%。有钱了，开始搞大规模基础建设，高铁、高速，港口、机场，都是哪个时代即1990年左右开始的。
但是地方政府没钱了，就开始瞎搞，例如对农村搞三提五统，甚至乱收费，主意还是打在农民头上，三农问题严重化，“一税（农业税）轻，二税（三提五统）重，三费是个无底洞”，就是那个时代，让底层的人民成为牺牲品。
还有更狠的，直接当车费路霸，拦路收费，搞得司机想尽办法绕道。至于找商贩罚款、搞交通罚款，都是小儿科了，反正什么烂招数都使得出来。
这样的情况下，基层政府钱少事多，造成管控能力下降，所以九十年代号称社会最混乱的年代。
这种混乱的解决，一方面是中央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的兴起，导致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大幅增加，突然，大城市和二线城市，不缺钱了，几十个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普通三、四线城市在财政上依然是弱势群体，甚至是连续的衰弱。
接下来就是房产、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的形成，城市新贫阶级的出现，绝大部分的资源和资金，最终都跑到了这几十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在他们欣欣向荣的时候，2020年以后的反噬正在酝酿。
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从招商开始，搞土地出让，然后是金融杠杆，太多的一地鸡毛了，最后财政健康的有几个？都是负债累累，反正国家扛，多借一点是一点，很多城市看上去花团锦簇的背后，都是债呀。
李思华对前世的经验教训印象是很深刻的，她也决定新时空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她比较相信的是，经济发展，如果从地域上来讲，在全世界都是少数地方的事，其他地区能跟着喝汤就行了。就好像一辆车，发动机只需要一个来提供动力，其他部分的作用就是配合。
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拼经济，怎么可能做到各种产业在每个城市都蓬勃发展呢？重要的是大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地区发展。
例如一个家用电器产业发展起来，就算是以五十年代的货币计算，可能也是上千亿元的产值，类似的汽车、造船、航空、石化、化学、肥料、纺织、服装……，全球至少有几十种千亿乃至万亿级的大产业，让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市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几十个大产业在国内发展成功，那至少一半以上的地方经济，也就得到了坚实的支撑，正常也就成功了。再通过转移支付，加上新时空的“半商业房地产化”得到的土地出让金，就能够让另一半的地方也得到带动——跟着吃肉的喝汤。
所以这才是李思华心中的经济发展的大文章，这才是真正的路径。
她根本不需要地方政府在规划之外，再去花额外的财力，搞什么大建设。规划本身，就已经计算了各种条件下这个城市五年、十年期，根据财政收入、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参数，需要达到的建设目标。
在每个城市规划中的工业区，已经考虑了可能的大产业配套需求，中央和计委也会推动各种不同的大工业项目的不同配套产业，落户到这些工业区，这都是有整体考虑的，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优化自己的投资和服务环境，在工业大企业的选择中胜出。至少很多推动民间发展的产业，例如纺织和服装，只能是各地政府各显神通，争取人家的投资，不过当然要符合国家保护底层人民的政策。
所以市县地方政府负责的，算得上是“岁月静好”，实现每一年的规划目标，兢兢业业做好人民的政府，服务好人民，服务好企业，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办好当地教育。在中央财力+可真正支配地方财力支持下，年复一年地进行不负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她想来，原时空用了三十年，建起无数高楼大厦和城市设施，但也留下了无数债务，掏空了地方政府和家庭的财力，新时空干嘛要在这个方面去比较呢？我们用五十年建成不可以吗？放慢一些速度，对于财政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少，能够腾出更多的资本投资在产业上。
真正要下大力气加速的，反而是大产业发展，占据所有的大产业先机，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和形成世界级的领先竞争力，产业旺盛了，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繁盛。
而中央和省及直辖市，以及一些重点的城市，则是推动这些大产业发展的主力，是在产业发展上“负重而行”。洒下种子，用资本浇灌，推动消费市场形成，提供订单，以各种方法催生出一大批的中国大型产业企业，并推动他们最终成为全球的顶尖大企业，在相关大产业，去占据主要的全球市场份额，这才是经济强国之道。
相比之下，让地方政府胡乱地去搞一些工业区，其实多数都是占了农地，树一块牌，连个蛋也下不下来，这不是扯淡吗？哪有那么多有前途的大项目？至于民间私人项目，现在的规模，还没有产生巨型企业，就算是巨型企业，犯得着到处投资吗？难道想骗土地？真敢的话，在新时空可就是自己找死了。
在她想来，原时空那些年的“唯gdp论”、“全民招商”、“土地招商”等等，都是当时各地穷得狠了，地方政府什么都不顾，反正拉到碗里都是菜，结果没有一样，不是最后证明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所以在新时空，干嘛要去搞成这样？她有病吗？
在她向邓小平等人，缓缓讲述了“产业发展重于地方发展”的道理后，邓小平等人都目瞪口呆，原来李总理是这样考虑的！重点是大产业生态，而地方发展建设，则是配套这些产业发展的！
邓小平一阵羞愧，他明显地认知到李总理的逻辑，更有说服力。他决定回去就把给他当顾问的两个经济学家给解聘了，什么玩意，两个不下基层不接地气的书呆子，根本不懂得真正的中国经济运行之道，更不懂得如何在全球竞争中获得经济优势！
他对这个时代地方干部的素质认知很深，大多数人是非常认真和拼命的，但是知识水平有限，擅长于执行上级命令，可一定不擅长自己来把控有风险的地方产业推进，就像李总理所说的，能做好一两个地方特色产业，就已经很不错了。让这些城市主官们去搞工业园，肯定是会一地鸡毛的。这些家伙拿到钱，不乱用才怪呢。自己当初怎么就会觉得值得试一试呢？还是被他们鼓吹的前景给迷惑了。他反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