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65节
主席基本赞同李思华的构想。他指出，如果要在国内消弭民族差别和意识，必然也是长期的斗争，甚至伴随着独立势力的反抗，鲜血恐怕是少不了的。
所以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一定要彻底动员起各部族的底层人民，通过乡寨组织、流动民兵以及其它形式，将他们从原部族上层的统治中剥离开来，融入到另一个大集体，真正人民群众的大集体。当他们体会到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与以前的生活有多大差别的时候，所谓的“民族意识”，也就淡化了，更多的，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意识”。
接下来是法律与司法问题。
李思华对法律和司法的重视，尤其是以“事实正义”为基础，坚决反对“形式正义”的司法逻辑，在根据地非常有名，主席等同志也都有所耳闻，甚至研究学习过。主席个人是非常赞同的，他素来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在他看来，李思华的“事实正义”，正好是贯彻了他相关的思想主张。
李思华笑着说：“我这些思想，本来就是前世受到您思想的影响。”
主席哈哈地笑了：“那我们现在，算是相互夸奖，相互吹捧。”
笑过之后，李思华阐述了对司法其它问题的一些想法：
“司法，在任何国家都得到高度重视，西方国家是立法、司法与行政号称三权，美国律师界的势力和影响之大，导致她前世，美国的总统大都数都是律师出身。在我国古代，刑部、大理寺等，都是国家重要的“柱石”部门。”
“之所以会这样，因为国家的日常权威体现在法律，司法就是法律权威体现的具体“变现”。人民群众感受和认同国家的权威，最重要的也是司法公正。”
“因此，司法的重要性非常高，其实超出了常规地方部门的程度。从前世来看，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是地方政府管理的，这造成很多弊端。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施的手段；有的则成为地方政府主官体现意志的手段。”
“既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将司法权从政府行政权中剥离开来，即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这“三元”系统独立化，不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呢？”
主席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催促李思华：“你仔细说一说。”
“前世我就认知到，司法的三元系统之所以受制于地方，主要就是因为经费都是来自地方财政，说白了还是建国早期国家太穷的缘故，各地的司法系统，只能混在地方财政这一口大锅里。到了后来，就是积重难返了。”
“在我们的时空，财政的情况要好很多，因为这几年重要的建设费用，主要是从美国的收益来支撑，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因此可以比较大幅度向民生倾斜。所以为什么不将司法三元体系独立出来，由中央进行独立预算、独立司法，而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司法过程和结果呢？这是长远的基础。”
“我觉得不但是司法独立，以后还要司法流动，不能让一个地方司法机构的人员，几十年都是那么一群人，否则也可能与地方势力关系过于密切，受其影响，妨碍司法公正。因此需要仿效民兵的流动机制，最多5年时间，人员就要交流到其它地方，本地的司法体系，由新人接管和执行。”
“公安局本身是“侦缉”机构，无论是民事侦缉警察，还是常规的经济侦缉和刑事侦缉警察，其职责方向，未必与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需求和倾向完全一致，甚至可能因为坚持按原则办案，会发生抵触。所以我们将公安局独立出来、流动起来，是对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是否“执政为民”的一种监督、一种“镣铐”。”
“警察系统这样就会变成垂直的“条组织”，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从我前世的经验看，美国警察有近100万，在3.3亿人口中，警民比例是千分之3.25；我国的警察数量有超过350万，在14亿人口中，警民比例为千分之2.5左右。当然，两国都有很多不属于警察的协助人员，例如我国的协警。事实上，两国的警察数量都不够，都是因为控制财政支出的缘故。”
“实际上，社会安定的话，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以公安为核心的警察，例如我前世六七十年代，国内仅有六十多万警察，后来数量剧增，是因为城市化的需求所致。”
“不过我们需要考虑现在的格局，其实“侦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公安”，在民兵组织普遍化的背景下，公共安全的压力并不大，压力在侦缉上，例如需要大量的民事侦缉警察。”
“所以我建议，建国后将警察的数量基本定位于千分之3.5，其中2个千分点要求全部是民事侦缉警察。按照建国初期6亿人算，即警察总数为210万人，其中120万为民事侦缉警察。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民事的很多事情，是无法算发案率的，因为是事先解决的，所以我们只能看警民比，每个民警对应500个公民，再考虑交叉监督，每个民警可能要对应1000个人。从长期工作的角度，每个民警理应将自己负责的1000个人的主要脉络，搞得非常清楚，在任期内熟悉和了解其中的大量人员，尤其是底层困难人群，从而在民事上把握革命性，保证国家的司法公正原则，能够基本地传导到每一个公民。”
“其余的90万公安警察，主要应对公安案件，这在建国初期也已足够。”
“法院和检察院，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头疼的，因为不管再怎样“事实正义”，判决都是需要依据法律条文的。因此法官和检察官，就必须有专业性。这是短期很难改善的，相关人才，要很多年才能培养到足够的数量。”
“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早期，只能是以政治觉悟和热情，来弥补专业的不足；用“常识”的清晰，来弥补判决的困难。尽量发挥民事侦缉警察的优势，把案件的事实尽量搞清楚，而不要把法律条文上的难题，丢给经验和知识都不足的法院和检察院。”
“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员，是直接确定司法程度的执行人员，当然更应该流动起来，在一个地方只能呆三年，要完全规避与“地方实力人物”之间的纠葛。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要规定必须尽量避免与法院、检察院及警察系统的密切来往，更不能将自己的意愿，施压于司法系统。”
主席的总结是：“我们历史上，用肃反比较多，用司法比较少。肃反是战争年代临时性的做法，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但未来法制要遵守，而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至于司法系统内部，司法腐败是最恶劣的腐败，需要未雨绸缪，在机制上就应该尽量避免司法最后走向腐败，走向与地方经济利益的勾结。”
第二天下午讨论的，是宣传与舆论问题。
李思华在这个问题上，举了很多前世的例子，从我国的“中宣战五渣”到美国、英国不断的恶劣的舆论战。西方的舆论战不断进化，你明知道他们就是一个个“谎言帝国”，但经常会被他们的舆论战，弄得有点狼狈，也在全球各地形成了一些对我国有偏见或者恶感的民众，对于我国在国内舆论的引导，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等，都形成负面的伤害。
所以在宣传和舆论上，更加是“你不去占领阵地，阵地就会被敌人占领。”
李思华总结前世的问题，对我党的宣传部门叹息说：
“我党的宣传部门，其实是体制上就限制死了，是无法打舆论战的，他们虽然控制了一些组织的报纸、媒体，但其实主要就是告之民众，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并对之做相关的解释。”
“所以这样的宣传部门，几乎是完全的职能管理部门，就像军队中的文职部门。他们对于舆论战，根本就是门外汉。舆论战需要的是类似军队中的军官和战士，因为这也是战争。”
“既然宣传部门行政化了，那就另外需要一只专业的舆论战部队，也就是在西方名为“心理战”的战士们。他们的战争，在内部是保持人民之间舆论的正确方向，避免人民被错误的言论误导，产生错误的思想和认知；在外部，是“心战”，针对敌人心理的弱点，不断打击和误导敌人的判断、误导敌方民众的心理活动，从而误导敌方的公众舆论。”
“我们常规的报纸和其它媒体，只是舆论的平台，而舆论战部队，就要利用这些平台，来释放自己的武器。把舆论交给新闻记者或者名人，是不负责任的。”
“我建议这只部队，现在就要开始组建，它将是一只非常特殊的部队，只有核心部门是专职的，例如负责舆论策划、舆论分析、心理分析、人民反应的数据分析、在我国内部的敌对舆论来源分析等方面专业的团队；而大部队，即舆论释放的人员，应该是“兼职型”的，他们各有各的社会身份，比较专业点的，例如媒体和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员等，更多的是各种社会身份的，例如学者教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官员等等，我们需要大量自己的“kol”，即关键意见领袖，以引导国内的民间舆论和全球人民的舆论。”
主席笑着说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虱多不痒，中国共产党一出世，就被人骂，是被人骂惯的、骂大的，而且越是敌人骂，就越是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
“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会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敌人的骂，需要有题目可借，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总是这样的规律。帝国主义骂我们，证明它没有办法。”
“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这些人加起来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他们不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
“当然，我们不能被动挨打，要针锋相对、有理有据展开批驳，要坚决与之斗争。斗争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你这个舆论战部队的提法非常新颖，是个好方法，能够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要通过积极的舆论引导，使敌人的骂转化为激励作用，激发党员群众的干劲和斗志，同时提升斗争本领和斗争警惕性。用敌人的反动言论甚至骂声，来教育国内党员群众，这就像是种牛痘，人民群众经历过这样的骂，就免疫了嘛。一切问题的中心，还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李思华呵呵地笑了起来，主席有时还是很幽默的。
最后的一个大问题，是新“三座大山”的问题。
李思华介绍了她前世，到2020年左右，变得比较严重的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三大问题，这是人民群众不满的核心问题。
她笑着摇了摇头：“我们中国人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有土斯有财，在现代城市，“有土”就变成了有房，有了房子似乎才有了真正的家，才在城市中安居下来，城市才变成了他们的“家乡”。这种观念，使得买房，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核心财富理念。”
“当然政府也在推波助澜，因为学习了香港的房地产经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是吃饭财政，要干大事，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要另外筹集资本。发行政府地方债券，是一条路子，但中央有严格限定，不可能无限制地发行。”
“于是卖地，就成为了建设资本的主要来源，建房的土地越贵，政府的收入就越高，所以有这个动力去推高房价，其实就是推高地价。当时很多房地产商还表示自己很委屈，因为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他们赚的是小头，不过这当然也是托词，否则那么多房地产富豪，是哪里来的呢？”
“房价节节走高，人民群众不满的情绪，自然就逐渐提高。到后来，新入城市的群众，根本不可能靠薪资收入买得起房了，而提前买好的群众，则成为了利益关联的团体，保持高房价，就意味着他们的财富高，当然不愿意房地产价格下跌。”
“这样发展了二十几年后，房地产就有了“大到不能倒”的味道，全国的房地产，总值高达40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全国4年的gdp。几千万人靠房地产吃饭，从房产公司、建筑公司、建材企业、房产销售到各种玻璃、木材等二十多个大行业，都靠吃这碗饭。”
“然而到2020年左右，在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房地产的后劲已经没了，尤其是一线城市，价格已经高到离谱的地步，再往上推升，显然已经不现实。上海的一套房子，大约相当于普通职员100年的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被视为新三座大山之首，因为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投入了购买房产，在银行也就有着庞大的贷款。”
“国家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新政，开始对房地产行业金融上去杠杆化，提高房地产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包括让买房者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也都大大提升，结果很多房产企业因为本身负债率就很高，经营就变得困难；而很多购房者，也因为经济开始困难，难以继续支付房贷，被迫放弃。”
“在我穿越前，房地产仍然处于博弈之中。不过我的看法是，再宽松的政策，也难以挽回房地产整体地走向下坡路了，人口开始减少，生育率下降，而经济进入困难期，大量的人群收入减少，富人阶层则已经拥有大量的房产，继续购买的动力不强。”
不过她已经穿越，未来房地产是否会下跌一段，或者能在高位稳住，她并不知道也不肯定，但无疑她自己的看法，是倾向于消极的。
第107章 安得广厦千万间
除了房地产，另外的两座大山，一座是教育培训，另外一座是医疗费用。
这三座大山，房地产是国人“家”的成本，教育培训是国人“孩”的成本，而医疗费用，则是国人“活”的成本，对于国人而言，变成了新时代的“刚需”，严重挤压了其它产业的消费，使得经济呈现了一定的畸形。
她对主席感叹说：“国家本来就建好了基础教育的体系，但是中国人高度重视孩子的职业竞争优势，害怕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于是在学校正常教育之外，用花费大钱的培训补课，填充了孩子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这座大山，后来被国家拆了，通过法律强制，让主课方面的补习，基本烟消云散，剩下的不过是文艺、体育之类的特长培训。”
主席感兴趣地问：“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李思华回答：“本质上，这是国内能提供的高薪职业太少，而优秀的竞争者太多，家长为了孩子未来的竞争力，而在压力之下，做出的经济选择。”
她摇了摇头，开始说最后的医疗费用问题：
“医疗费用问题，当然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无论是医疗还是药物的费用，都变得越来越高。成本升高的成因非常复杂，有医药集团的推动，有医院牟利的需求，还有整个医疗的利益体系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机构和个人。”
“主席您知道，医疗其实是一种刚需，就像粮食，如果国家不能控制，纯粹地市场化、商业化，那在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费用节节升高，根本无法避免，她穿越前美国的医疗相关产业和费用，已经高达美国gdp的15%，这让美国都不堪重负，历任总统选举，医疗都是一个尖锐的大问题。”
“房地产、教育培训和医疗，就是她前世所谓的三座大山。一个普通的家庭，如果这三座大山凑齐了，那么夫妻两人收入的70%~80%，都可能要消耗在上面，还谈什么其它消费呢？而且对于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社会浮躁、焦躁的情绪流行。更底层没有这些消费能力的，就只有躺平，变得所谓的低欲望，社会的活力，就被扭曲了。”
她想到了自己的前世，真是有点不堪回首。她对主席说：
“您不知道，我前世也买不起房。”
主席诧异地笑了：“你一个军官，都读到博士了，还买不起房？”
李思华感慨地回答：“我读的学校就是在重庆，读博士的时候已经差不多30岁了，我挺喜欢重庆的，想着要是以后退役了，最好有套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有点想买房，可是2020年的重庆市区，我一个普通军官，哪里买得起呢？当然如果在偏远的郊区，咬咬牙还是能付得起首付，不过自己觉得没意思，就算了。反正是军人，跟着部队走，总有宿舍住。”
主席的神色变得有点严峻：“你一个校级军官，都买不起房，这个房价，确实是很贵了。”
李思华点点头：“所以在这个时空，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整体来看，教育培训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前世拆了这个行业，号称有1400万人失业，但毕竟也撑下来了。所以提前的法律法规，就可以预防这个问题。”
“比较头疼的是房地产和医疗问题。”
“在这个时空不要说很远的未来，单单预计到1965年~1970年，我国的人口就可能超过10亿，假设届时的城市人口是4亿，那么至少就是1亿个家庭以上。如果全部是政府建筑房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得起。政府能建成一部分廉租房之类的过渡房屋，提供给新入城市者临时居住，就已经不错了。”
“城市不是乡寨，乡寨以平房为主，土地、木材、打基础的成本都很低，主要成本就是水泥，就连人工都由合作社依靠互助解决了。所以建房的难度很小，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但城市就完全两样了。”
“在城市，一个根本的原则是，我们要不要通过控制土地的价格，来为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的资本？我认为，政府通过房地产来获得资本，是必然的，否则地方财政不足，但是通过抬高地价的方法，则不可取。”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前世国家选择类似香港的房地产政策，从“居者有其屋”的角度看，这个模式是远远不如新加坡的“组屋”模式的。可是为什么还是用香港模式呢？一言以概之，因为缺乏资本。”
“新加坡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国家，所以自筹资本，以建屋局的模式，政府来修筑绝大部分的房屋，是做得到的，然后再将之出售给居民。相应的，我原时空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开发房地产的时代，国家是缺乏资本的，而且在大部分行业市场化了以后，建筑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不可能按照新加坡的模式。”
“但在我们的时空，资本的问题有所改善。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主要参考新加坡组屋模式。”
“我的设想是，中央设立建屋总局，在各地方城市设立建屋分局，根据规划，合理地确定每年修建组屋的数量，上报规划得到国家批准后，开始执行计划。央行设立“建屋基金”，专门为此配套增发货币，无息贷款给建屋局。”
“建屋局建设使用的材料，包括水泥、钢材、木材、砂石，玻璃、其它建材等，全部纳入国家特别计划，保障供给。原则上是以成本价加上不超过5%的利润，供给建屋局。相应的供应商在这种生意中，不是没有收益，虽然利润微薄，但这是最稳定的生意，帮助他们养活了员工，消化了大量经营成本，而且扩大产能的话，因为规模效应，他们的平均成本还会下降，而他们其它的生意，就可以获得更高利润。”
“而建屋局使用的建设用地，地方政府划拨，基本上是零成本。”
“人工上，鼓励城市和乡寨，发展各种建筑公司，建筑公司的主要形态，应该是混合制企业，这不是战略行业，无需国家完全控股，但为了预防私人建筑公司，偷工减料，所以需要一定的国有股成分，进行监督。凡属组屋的建筑工程，对于利润也是卡得很紧的，例如只有10%。但同样，这样的生意对建筑公司还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是养活队伍、积累经验还是稳定经营。”
“这样，通过土地、建材、人工等环节全面的最低成本化，就可以让组屋的建造，降低到最低成本，以前世的房地产成本结构来观察，大约70%是土地成本，30%是其它成本，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土地成本几乎是0，而30%的其它成本可能下降到了15%~20%，所以，按照这种模式建筑同等质量的组屋，成本可以控制在市场化情况下的20%，这就让地方政府有了巨大的余地。”
“成本是20%，我们假设，允许地方政府以50%的价格出售，这是2.5倍的价格，利润高达30%，这就满足了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中获得城建资金的需求。”
“对于购房者来说，原来市场化的价格，如果是房地产成本的120%，而现在则是50%，他们购买所花的价格，就只有市场化水平下的40%出头，房地产这座大山的压力，就大大地降低了。”
“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购房者仍然需要房贷，对于房贷，必须严格限制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各银行要设立“组屋专项贷款基金”，可以向央行争取增发货币，经过央行审核而定。我前世房贷的利息，名义上是8%左右，实际上那是银行玩弄的数字游戏，实质利率高达百分之十几，是非常高的利息水平。正常情况下，我们必须将人民承担的利息控制在6%以下，以进一步压低房地产对于城市居民的负担。”
“每家购买组屋，只能是单独的一套，是完全的房住不炒，而且如果搬迁卖出，只能是卖回给建屋局。那些小富人如果不满意，可以放弃组屋，去购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对于商品房，国家将课以重税，务必将其单位成本拉高到组屋成本的5倍以上，售价拉高到组屋的3倍以上，恢复到市场化和商业化环境下的高价房产，让普通的人民，根本不会去考虑购买这类房屋，且银行的贷款条件需要非常严苛，不能让这部分商品房，有金融杠杆炒作的可能性。”
“从这部分商品房，政府就可以按照香港模式，获得地价收入和房产销售税收。”
“需要设立独立的建屋监督局，监督方向是两个，第一个是保障建屋的各环节质量，哪个环节拉胯，就严厉追究那个环节的法律责任；第二个是对各城市建屋的数量，进行严密调查，数量必须满足需求，数量也不能过多而浪费。组屋建筑的数量，本质上是由建屋监督局控制的，而非地方政府。”
“主席，从金融的角度看，这种货币的增发就是一种“精准定向增发”，对于其它经济面的影响，就会最小化，也不易引起通货膨胀。”
主席点点头，感慨地说：“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经济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你这个房子的方案，我觉得尝试一下是完全可行的。”
李思华认为医疗问题，解决的难度比起房地产更大。她接着说：
“主席，为什么我觉得医疗的问题更大呢？因为现代医疗，主要是依靠西医和西药的手段。”
李思华前期确定了“中医为养、西医为治”的总原则，本身也是不得已，想依靠中医来完全解决医药的问题，不现实。西医师经过大学教育之后，至少能根据严格的数据标准开药，或者开刀治疗。西药这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基本上能够标准化。但中医就不行了，高度依赖中医师的个人水平，难以量化，所以会有很多“庸医”出来，从现代化国家的角度看，只能是辅助，不能作为主体。
“西医为主，就会有很多深层次的的问题产生。”
“首先是西药，大量的西药是有“专利”成本的，除非未来我们完全不承认国际的专利，自己仿制，但这样将严重影响国际贸易，专利体系是欧美进行贸易的根本基础，他们就靠这个体系获得高额收益，这是“合法剥削”的一种。所以不承认专利，只是一种备手，是在我们与西方彻底交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极端措施。但这样也得不到生产新药的配方和技术。所以正常情况下，西药的成本就比较贵。”
“其次是西医，西医采用大量的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同样包括专利成本，卖得非常贵，我们目前的现状还必须大量进口，虽然前期工业基础搭建的时候，也包括了一些医疗设备的生产，但那都是最基础的部分，而最近几十年，会有大量的新设备被发明出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发能力，肯定是需要大几十年去追赶的。”
“医生当然更是问题，培养的速度快不起来，这不仅是教育，还需要大量的医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