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63节
接下来的大问题，是城市布局与首都的选择。李思华说道：
“主席啊，首都的选择，很多同志自然地倾向大城市，我是有点异议的的。在我前世过国家选择了北平，是因为这里没有被战争破坏，是完整的大城市，入驻成本就很低，这里是华北与东北交通的咽喉，便于从华北控制东北，而且从明朝开始这里就是首都，国民的心理比较接受。再其次，是因为当时与苏联的关系比较好，认为背靠老大哥，比较安全，当时甚至考虑过首都放到哈尔滨，这完全是基于苏联肯定是可靠盟友的考虑。”
“所以，总结起来，是历史影响、咽喉要地、背靠苏联、城市完整这四方面所决定的，当然也有您受到明史朱棣定都北平影响的个人因素。”
主席有点诧异：“是吗？不过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李思华继续阐述：“结果当中苏在1960年后逐渐走向交恶，当时的北京，其安全性，就遭到质疑了。因为除了燕山防线，苏联当时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无论从外蒙还是远东攻击北京的话，几乎都是大平原为主的地形。原来以为背靠苏联的有利因素，反而翻转成为了劣势。”
“据说在选择首都的时候，竞争最激烈的是北平与西安，最后西安差了一票。不过这也不过是坊间传说。西安战略方向向西，在当时不是重要的方向，相比北京，缺水更是厉害，而且又远离南方经济中心，肯定不会成为首都。”
“那么在这个时空，应该如何选择首都呢？”李思华提出，应该考虑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如果顺利获得了东南亚新国土，那么西南的重要性将大大增加。宜居的700万平方公里国土中，将有差不多400万平方公里，是在西南，这是半壁江山。而且在这个时空，最根本的工业基础，是建构在西南的，而不是在东北。”
“第二，如果外蒙和唐努乌梁海收回，那么北方的战略态势变好，对于北平也算一种利好吧，但在经济上的意义不大。”
“第三、苏联因素只能考虑负面的、可能敌对的方向，而且危险性一点都不次于美国，东北作为重要工业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虑这一不利因素。”
“第四、定都一定要选择大城市吗？有没有可能新建一个纯粹的行政首都呢？前世不少国家，首都最后都因为负荷太重，导致最后决定迁都，而迁都的方向，往往就是营造纯粹的行政首都，小而美的城市，以规避大城市病。”
“所以如果继续选择北平，就剩下了历史影响这一个优势，其余的条件并不具备优势，咽喉要道也只是过去时代的咽喉。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北平离海太近，易于被海上袭击。所以我自己，是不太主张继续定都北京的，根据新时空的条件，首都应该更南、更西，才可以兼顾。”
“北京其实还是通过天津临海，走商贸型大都市的路子，一般贸易为重的国家，会选择这样的首都，总体靠海嘛。不过现在这个时空，领土面积将大为扩大，美国的警惕性也会大大提高，贸易的前景现在并不好说，我还是倾向于选择“内陆型首都”，以兼顾自身本土经济体系发展为重。”
“我有个想法，是在襄阳-南阳盆地，择地建设一个纯粹行政性的新首都。此地在湖北和河南之间，居天下之中，兼顾东西南北。”
“不过，显然不用现在就确定首都，局势的演变还很复杂，等到建国的时候再考虑也不迟，现在说这个，也就是提请主席您有空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加以思考。”
“不过整体国家的城市布局，就有一个类似首都的问题，我们发展的重点放在哪些城市？”
“军工是不用说的，为了安全性，除了造船，一定都必须选择内陆。除了军工以外的其它行业呢？”
“在我前世，70%~80%的经济体量，集中在沿海城市，从大连开始由北向南，到深圳一带，都是如此。全部三大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无非都是沿海的优势。原因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后，以进出口加工贸易为重，资本因此集中在沿海，把这些城市的经济推上去了。因此，只要贸易繁盛，沿海城市必然繁盛。”
“但是这样一种“自然自发”的城市格局，在安全上弊端很大，经济、人口、科技都集中在极其狭小的沿海空间，如果发生原子弹之间的战争，破坏的效果简直难以想象，可能导致国家在非常短的时期，就失去了70%甚至更高的经济能力。”
“世界上所有大国的城市格局，几乎都是在原子弹之前，就已经成型而无可更改的，例如美国的城市，要么在东海岸针对大西洋贸易，要么在西海岸针对太平洋亚洲贸易，人口大头就是集中在两条狭长海岸上，在核威胁下也很不利。我们建立新中国，对于城市格局在成型之前，还有一定的调整余地，问题就是，要不要调整？”
“我认为，国家投资，包括大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向，应该以内陆为主，而非沿海。对安全的顾虑是一方面，其实如果获得了第一岛链，安全性相比前世是大大提高了的。”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贸易繁盛，沿海城市，无需国家重点投资，也可以崛起，贸易必然吸引国内外其它资本，用这些资本来建设沿海城市不好吗？干嘛不把有限的国家资本，重点向内地投入呢？”
“相反，如果贸易不繁盛，那么本身我国就会形成一个内陆贸易国，以内循环为主，那样的情况下，就更应该以建设内地枢纽型的城市为主了。”
所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国家重点发展内陆枢纽城市才是正确的。李思华开玩笑说：“内陆靠中央，沿海靠天命。”其实也不是天命，关键未来贸易是否会繁盛，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不是自己想和别人贸易就可以的。前世，为了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贸体系，国家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货币其实变成了美元的附庸货币，而如果此世我们坚持完全主权的货币的话，贸易就很难说。
“在具体的内地城市布局上，我觉得各省应该根据经济条件，要么是“一条线”，着重发展省城与另一个省内核心城市之间的经济带；要么就是一个三角区，即省城与另外两个省内核心城市之间，构成了经济主要发展的三角区域。在建国初期，全面的发展资源肯定不具备，每个省建设开始，都只能选择少数的重点区域重点发展。”
“在全国来看，以内陆型经济为主和工业基础的角度，重点就是七大工业大区，即已经开始建设的川滇黔缅大工业区、未来计划的陕晋蒙冀钢铁重化工业区、两湖制造工业区、长三角轻工业及贸易区、粤桂越琼轻工业及贸易区、新马泰特色工业区（橡胶、石化等）、东北加北朝鲜工业区。”
“由于西华工业建设的先入为主，因此未来川滇黔缅大工业区，不可避免地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工业大区，由于地理崎岖，这将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从现在开始的交通建设一直是重中之重。”
“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这个大区的建设，实际上就是提前完成了核威胁下最优化安全布局的防护。前世国家还要专门建设“大三线”，为国家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准备，现在则一步到位。”
作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第一代领导人，主席自然是最重视安全问题，所以他对于以建设“内陆枢纽型”城市为重点的建设方针是非常赞同的，不过他指出也必须要考虑成本，很多产业沿海城市有先天条件，我们还是要支持。
接下来是货币与资本问题。
李思华向主席介绍了她与史政福精心构建的，长期以战略核心资产为锚、短期以重要实物为锚的人民币体系。
她对主席说：“主席啊，我得承认，这个货币体系其实还有点勉强。采用这个体系，其实就是拒绝了很多的国际贸易。”
“为什么呢？因为货币是贸易及其它交易的中介，或者说媒介。货币本身没有价值，是一种信用，凭借信用，交易买卖双方通过货币这种媒介，一方买、一方卖，虽然终极标的大致是实物为主，但是没有货币的话，直接以物易物，就变得很麻烦。”
“麻烦在于，持有货币，是最灵活的，可以买、可以不买；可以买甲物，也可以买乙物，这可不像以物易物，只能是按照说好的物资进行交易。”
“所以很明显，人们会倾向于使用那种具有最高信用的货币，因为最保险，而且流通的地域和接受度最高，随时可以将此等货币换成自己想要的物资。”
“这就是美元，以及以前英镑的优势，甚至连他们的敌人，很多时候也只能使用他们的货币，因为自身的货币没有这样的高信用，例如苏联也许想买第三国的某种物资，但人家就可能不接受苏联的卢布，也不需要苏联可以提供出来以物易物的物资，只要美元。这种情况下，苏联也就只能使用美元购买，除非他干脆放弃从这个只接受美元的第三国购买。”
“所以几乎所有“贸易立国”的其它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加入一个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贸易圈，例如当前的美元圈或者英镑圈。但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或者英国掌握了发币权，不但可以因此向被迫使用美元或者英镑的国家收取了铸币税，而且通过美元和英镑就可以影响他国内政，美元或者英镑本身，就是他们在经济上最重要的武器。”
“例如，她前世，美国就利用其国内利率的变化，通过美元来向全世界收割。低利率的时候，大量发行美元，用纸张代表财富，在全球大量投资，其实他们无需投入物资，拿纸张印钞就可以。等到全球经济高涨，美国在高位出手其它国家的资产，然后美国抬高利率，美元就回流美国，全球其它国家就资产暴跌，等到足够便宜了，再降低利率，重新发行大量美元，又到其它国家投资，这就犹如潮汐一样，每一个潮起潮落，就是一个美国利用美元的收割周期。”
李思华叹息了一声：“前世的我国，不是不知道要被美国剥削，但在改革开放早期，极度缺乏资本、缺乏技术、国内人民没有消费力从而缺乏市场之下，也只能忍受着这样的弊端，进入美元圈，在美国的剥削之下，努力壮大自己，直到最后可以和美元抗衡。通过这种努力，到我穿越前，虽然已有摆脱的雏形，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有待观察。”
“现在这个时空，我们怎么办呢？”她的精神振奋起来。
“我的决心是，向美元说不。为什么呢？”
“首先是新时空国家的基础是不一样。那个时空缺乏资本，这个时空，仍然缺乏资本，但情况好了很多，我和同志们前期在美国的努力，是大约4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对于一个大国似乎并不起眼，还是一笔小数字。但很多时候关键的就是第一桶金，有了本钱就可以从小到大地滚雪球。工业基础建立起来了，就有了财富快速积累的本钱。”
“我前世缺乏技术，这个时空，已经不缺基础。使用这笔美元资本，充分地利用了美国和德国的大萧条经济危机，由此获得了欧美主要的基础工业体系，甚至是非常广域的，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世苏联从美国获得的工业基础，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
实际上，前世苏联支援我国建设工业，反而是阉割的。后来有专家总结说：“苏联给了我们建设图纸、生产图纸、工艺图纸、验收图纸，但是没有给我们原理来源图纸、以及工业参数来源图纸。而没有这些图纸，就是让你难以自我发展，让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反而美国资本家们，为了活下去，所有的技术都交底了，得到的工业科技，是彻底的。前世在大萧条期间，苏联一家的工业建设，大约占全球的45%，接近一半，而现在大约是三家均分，西华与苏联都差不多各1/3，而全球其它地区剩下1/3。
李思华解释了一下背景，然后继续说道：
“前世因为国民没有消费力，所以缺乏市场，这个时空，同样好了很多，因为有了资本基础，所以不再实行完全的“工农剪刀差”，消费能力得以积累，市场的规模也就能逐渐扩大。”
“资本、科技、市场这三大环节，既然相对于前世都有很大的改善，人民币也就有了向美元说不的本钱。”
“我预计二战后，美元圈的市场，并没有前世那么的压倒性的地位。一方面，是如果我们将东南亚吸纳入我国，他们就失去了未来的东南亚市场，一增一减之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几乎毫无市场；另一方面，我们的壮大，本身就将他们的市场比例往下压了不少；第三方面，在苏联和经互会的竞争下，他们暂时还不能像前世苏联崩溃后那样强势，也没有东欧市场。”
“所以二战后，美元虽然会替代英镑，成为西方主要的储备货币，但它会发现，其市场其实也只有南北美洲和西欧美元，以及残缺的日本、澳大利亚、剩余的几个亚洲小国。其余印度、非洲几乎没有消费力，对于美元的价值不大。”
“所以呢，未来美元的市场，也就是一个7~8亿人的市场，仍然是世界最大，但也谈不上压倒性，因为缺了两大块，苏联经互会和我国。在地缘政治上，我国势必与苏联有一定对立，但在货币和市场格局上，则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以及彼此支撑对抗美元的价值，苏联人也会看到这一点的。”
主席又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他努力地用自己熟悉的逻辑，来理解李思华讲述的他比较陌生的货币格局。他笑着问李思华：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未来中美苏就有点像三国争霸，不过关系要复杂得多，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抗资本主义；在军事上，美国是个海岛，在亚洲大陆，陆地是苏联对抗我们，而海上，则是我们和苏联各自对抗美国海军的一部分；在经济和金融上，美国力图实现全球货币霸权，而我们和苏联则有联合对抗美元的可能。”
李思华赞许：“主席理解得好很透彻，未来我们是要与苏联有一定的联合，对抗美元霸权。”
第104章 社会主义玩不玩资本？
李思华补充说：
“由于这种货币上的格局，所以未来我们会有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最可能的是从1946年到1955年这10年，即美国从二战中腾出手来后的接下来10年左右。”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经济实力，预计到1955年美元圈的gdp大约是9000亿美元，而苏联经互会的gdp大约是3000亿美元，我们如果到1955年能有2500亿美元，那么我国加上苏联经互会，就超过了美元圈市场的一半以上，单单保持独立性，是足够了。”
“那么二战后的最初十年，我们实力还比较差的时候，如何保证我们的利益呢？美国肯定会对不愿意加入美元圈的我国，经济上严厉打压。坦白地说，美国人对于美元的利益，看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它，美国本质是金融立国的。”
李思华提出的策略，是“软磨硬抗，局部弹性。”她解释说：
“在东南沿海上海到香港的沿海城市群，设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即经济特区，允许使用美元，让美元资本在这些地区，可以发展。例如允许资本家在这些地区，以美元形式投资工业、商业和贸易，对进口产品设限，但对出口产品不设限，贸易区内可以收入美元、存款美元、支付美元。总体的策略，就是我们划出一个小圈，加入美元圈，这是向美国的示好，让他们以为，我们在尝到贸易的甜头之后，会不断地扩大对美元的使用，先麻痹他们10~15年。”
“这对我们不是没有好处，美元毕竟是全球仅次于黄金的“硬通货”，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前，是直接可以和黄金之间，以1盎司兑换35美元的价格进行直接兑换的。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我们就会有顺差，一方面用来进口一些，对我们还有用的工业设备或者其它物资，另一方面，要将美元储备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幅度，多余的美元，则每年连续性地兑换黄金。”
“美国不会允许我们永远只在小范围内使用美元，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来逼迫我们对美元全面开放，这就需要硬抗了。总之，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要准备好随时掀桌子。根本的原则是，我们自己几乎不投入资本，自由贸易区内，只有外国资本或私人资本，并且雇工，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
“在自由贸易区之外，我们必须坚持完全使用人民币，不允许使用和兑换美元。那么这些区域就不对外贸易吗？我们不必因噎废食。”
“以物易物太笨拙了，很难进行匹配，也就很难扩大贸易。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聪明的办法，即货币互换。比如我们与经互会之间的贸易，完全就可以采用这种形式。”
“例如，苏联卢布不能国际流通，他们名义上的标价是1美元兑换5.3卢布，但黑市上几乎是1美元换12卢布，相当于1人民币兑换5卢布左右。那么我们折中一下，可以和苏联签一个货币互换协议，比如说是我们借给苏联100亿人民币，而苏联又借给我们400亿卢布。那么贸易就可以展开，苏联用我们借给他们的人民币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而我们用苏联借给我们的卢布来购买苏联产品。等到年底或者定期，对双方货币进行结算，重新补足100亿人民币和400亿卢布这两笔资本。”
“这样就能避免以物易物中的笨拙和不方便的地方。而且这种方法，完全不限于经互会成员国，对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非美发达国家，都可以尝试。原因也很简单，我们交易对手之间，大家都缺乏美元嘛，美国虽然痛恨，但很大程度上也难以干预。”
货币的内容，对于主席比较陌生，但他听得非常仔细，也能够理解。他站起来，走了几步，把手中的烟在烟缸中掐掉，深沉地对李思华说：
“这也是一场长期抗战哟，其艰难、复杂和危险的程度，一点都不下于真刀真枪，甚至尤有过之。一个失误、一次失败，就会有无数的老百姓遭殃，而国家的经济也会极大受损，发展就会遭到挫折。”
“现在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个领域非常陌生，对于货币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货币是买东西的钱、是纸币上，这是我们知识上的一大缺点，尤其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们，需要尽快地补上这一课。”
“我们不但要会打军事的战争，我们还要学会打经济的战争，重点就是货币的战争。”
李思华点头称是，她的阐述转向了从货币衍生而来的另一方面，即资本市场的问题。要不要设立资本市场，是更加复杂和关键的经济决策。她的说法是：
“前世的我国，应该说越发展到后来，对于发展资本市场的立场就越坚定。当然，两个时空的情况，现在已经差异很大，所以根据自身情况的抉择才是重要的。”
“让我们观察在这个时空可能的选择：如果参考苏联，他们是坚定地否决资本市场的，但我觉得他们所谓基于马列主义的思想理念，只是僵化的教条主义。”
“马列主义者对于资本市场的认识，首先必须确认一个根本的逻辑，即在社会主义时代，经济的运行细胞，是不是还是企业？”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明确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企业仍然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细胞。”
“那么企业靠什么运行？仅仅是生产线机器设备和人员吗？人财物三样，一样都不可缺，除了人和物，财即资本，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企业，必须依托于资本而运行，资本就是企业的血液。”
“企业不是仅有生产，企业生产，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易，我们不可能用政府，来采购企业的全部产能，再对人民进行产品分配，没有一个社会做得到、做得好。苏联尝试这样做，但很明显，结果就是苏联，几乎只有服务于军事采购的重工业体系，其民用产品体系，包括轻工业体系，简直是脆弱不堪，产品粗劣，只能在国内使用，如果到国际上，那是毫无竞争力的，前世对他们民用工业的总结是，二十年如一日，几乎没有技术进步和改进的存在，除非国家拨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专门给一笔资金来改进。”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苏联的民用工业企业，最根本的就是得不到资本，他们得到资本的唯一途径，是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都是政策性的，需要考虑风险，除了国家计划采购的产品订单，他们没有贷款的可能性，贷款还要承担利息和债务，对于企业是一种巨大的风险。”
“既然没有资本，谁还去考虑什么提升质量、创新产品、拓展市场呢？一文钱难死英雄汉的现象，就在苏联不断地上演。即使是其政府有意改善，几乎也没有可能。政府又有多少资本呢？”
“相反让我们来看美国，在民用工业上，美国相对于苏联的成功，最关键的就是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什么？是1年以上即长期的直接融资。”
“优秀的企业于是无需银行贷款，可以从股票、债券等市场上获得资金。资本市场帮助企业，完成了三大任务：让优秀企业得到无需负债无需付息的长期资本，让有资本的投资者能够投资，让市场的交易去发现价格，达成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同意的价位。”
“通过资本市场，美国相当于动员和汇集起了民间的资本，然后投资于优秀企业，他们获得资本快速成长，于是社会上逐渐发展起来一大群优秀的企业，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也就创造了新的巨大的资本，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对比苏联，我们就可以发现，苏联的民间资本，除了存款，没有别的用途，而存款后，等到银行贷款，几乎只针对有把握的大中型企业和国家项目，对于小型的创业企业，几乎不可能贷款，连抵押物都没有，凭什么贷款？但是我们都知道，再优秀的企业，也需要从小开始生长，如果在婴儿的时候反而没有奶水，怎么生长呢？银行资金的匹配效率和宽度，是远远比不上资本市场的。”
“所以，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动员起了全社会的资本；而苏联单独通过政府，只能是动员一部分资本。这就在投资上拉开了巨大的距离，结果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说话之中，李思华观察了一下主席，他静静地思索着，皱起了眉头。
“当然私有制下，资本市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创造富人。企业的老板和高管，最主要就是被资本市场激励，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企业上市并被投资者接受，他们拥有的股权价值，就足以让他们成为巨富。资本主义企业的积极性，就是这样来的。”
“按照股市的价格发现规则，一般是通过市盈率进行估值，例如企业每年赚1000万，市场上按照20倍的估值，会认为这家企业的全部股权，价值2亿，而如果老板拥有20%的股权，他的股票就价值4000万元，相对于企业不上市的情况下他每年赚200万，20倍的增值，自然是让他瞬间暴富。”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魔力，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而不是嗤之以鼻的真实存在，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政客、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相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所拥有的巨大优势。这里面有客观存在的逻辑和事实，不是嘴上随便否认，就能抹杀的。”
“所以我国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对于要不要资本市场，答案应该是肯定要。但关键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应该是对美国完全的模仿，否则我们就变成了私有制，还谈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呢？我们要建设的，是公有制为主体下的资本市场。”
“资本和资本市场本身是中性的，资本可以投资于私有企业，也可以投资于公有制企业；资本市场可以对私有企业赋能，也可以对公有制企业赋能。这是基本逻辑。”
“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和运行逻辑，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我们要控制的，无非是两层。”
“第一层，我们规定所有达到直接融资门槛的企业，老板加高管的总股权比例，不超过5%（老板不超过2%），这已经大大限制了他们在资本市场可能的获利规模。”
“第二层，企业直接融资，资本是应该投入企业再生产，这部分我们不管，是企业融资的根本目的嘛。我们管的，是老板或者高管抛售股票获利的行为，不但要有类似三年之内不得抛售这样的管制措施，还要对于抛售获利进行高额的台阶式税收。”
“例如老板本身是2%股权，他理应得到每年企业的2%利润。但如果他抛售股票，例如抛售了1%即一半，按20倍市盈率他一次性得到了相当于企业年化利润的20%，则我们控制一个最高获利额，例如相当于企业利润的4%，那么16%比例的资金就必须缴税掉，即抛售股票，我们只允许他获得相当于2年利润比例的财富。”
“这样的限制，是要求老板和高管，只能从长期经营中获利，如果要一次性抛售，想获得巨额财富或者跑路，那么就要冒着巨大的损失。在我的前世，有很多企业股票上市后，老板和高管都是等着抛售了股票、自己有钱了就行，至于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早就抛在脑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