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8节
接下来就是城区的大乱，有时候也有阵阵枪声响起，不过频率并不高。文昌毕竟是当时海南几乎人口最多的县，它在海南当时也属于最富的几个县之一，人口足足有45万人左右，近乎整个海南的1/5。不过这个“最富”也要打引号，据说当时文昌99%的人口都是务农，是个彻底的农业县，所以富也有限。城中的反动力量，“正规部队”有三百多人，其余团练警察大约有五六百人，这还是因为最近“闹红”而增加了人手的结果。
所以在三千多正规军的面前，抵抗力很有限，那些枪声，就是拎不清的团练或者警察们的抵抗。聪明点的，或者丢了枪，跑到暗处去藏着；或者干脆投降，当然很多人也试图从北门逃出去，但大部分的此类人根本跑不过冲向北门的那些战士。
四个大门都被我军占领了，然后对于各个街区的扫荡开始。偶尔还有冷枪传来。文昌城区并不大，平时也就两三万人在城里活动，很多还是农闲季节性的。所以主要的街道只有几条，大约一个时辰后，城市已经逐渐平静下来，市民们都躲回了家里，关上大门，心惊胆战，不知道是哪路好汉，祈祷着全家平安。
当战士们开始在街面巡逻，就可以发现各种大门内，那些偷偷窥视的目光，如果战士们对视回去，就会像被惊到的兔子那样，赶紧跑开。
在文昌县城的“官府”衙门，李思华终于第一次与海南革命的三大领袖，王武明、冯百驹和杨善中会面。就算是王武明这样沉稳的老大哥，看到李思华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年轻女军官，也不由得露出诧异之色。几个人心里都在想，看上去那么年轻，真是人不可貌相。在这个时空，李思华出身于1906年，今年虚岁才22岁。只是她言辞谈吐和神态举止太过老成，大家往往就忽略了她的实际年龄。
大家坐下来后，迅速商量了眼前的安排。由于此前已有计划，因此主要是简单商量了一下细节：
一、一个营驻扎文昌，前出一个连警戒海口方向，其余驻军城区和港口。
二、特种大队的侦缉中队与海南的同志配合，立即开始在海口等地建立情报点网络。
三、此次登陆，已经随船带来了能够装备2千人左右的地方部队的武器弹药，由三营营长杜琪配合杨善中，先将海南已有部队提升装备，接下来暂时以战代训，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四、兵贵神速。明日，主力部队和配合的地方部队即南下，兵分两路，攻下琼海、屯昌、琼中、万宁这几个地方，形成初步的沿海革命根据地。
五、海南建军，李思华考虑放在万泉河一带，这里会是短期根据地的中间地带，利于各地募军集中，海运补给也比较方便。文昌一带人口过于密集，不适合保密。她已通知华海号返回淇澳岛，将会和华洋号，将所有武器弹药在五六天内运至北鹅港（后世的博鳌港），我军应在此之前控制此地。
六、李思华已经对部队干部进行了初步训练，解放一地，即应打击土豪劣绅，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人民群众，组建地方武装，这些都要依赖地方同志的全力支持和配合。
军情不能耽误，大家同意上述安排后，杨善中即和曹子卿等去安排军事上的相关部署。而王武明、冯百驹和李思华则继续商量根据地建设发展，以及如何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到来的反扑等战略性问题。
冯百驹注视着李思华，他从刚才的战术协商，已经能够体会到，李思华在部队中的高度威信是如何来的，她思维缜密又敏锐，谋划一环套一环，思虑长远，但又明快果决，绝不拖泥带水。他在心里感叹，盛名之下无虚士，李力胜同志能发展出如此强军，实有国士之姿。
最紧急的问题，当然是建立起临时的民事管理机构，不可能什么都让军队来管。
在总的结构上，李思华提出我们暂时建立的，是一个“海南专区民主自治政府”，这个上次姚继英来的时候大家已经讨论过，由此确立。
不过李思华笑着对他们说，自己对“民主”这个词感觉很复杂，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地把这个词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其实这是当年的翻译者自己的私货，在西方的本意是“狂人政治”，而如果将“自由民主”联合在一起，在西方的本意其实是“放纵放任的狂人政治”，压根和中国人的理解不是一码事。而苏联对民主的理解，又变成了对公有制的代称。所以这个词非常复杂。
美国立国元老富兰克林曾经有一句名言：“民主就是两只狼和一只羊决定午饭吃什么，自由就是一只武装的羊反对这次投票。”所以资本家对于民主当然是喜欢的，可以合法吃羊嘛。我们最终要建立的，是人民的共和国，而不是什么民主的共和国。对这一点，同志们要搞清楚。现在叫民主，只是为了忽悠外界，可不要挖坑把自己埋了。
这番话让王、冯两人大开眼界，原来是这样？力胜同志真的是知识渊博。
李思华接着解释了自己的建议方案。
首先是党、政、军的三大体系。短期显然只能是党军一体化，所以党组织以军队为基础，分列出地方党委。设立红三方面军党总支部，专区的党委书记为党总支部的副书记。
此次建军，新军将成为红三方面军第一师，而现有的山地团则成为红三方面军的军直属团和教导团。地方部队则组建16个轻型团，每个团约1500人，分为3个营，2个机动营和1个守备营。机动营负责配合主力部队行动，或者前出其它市镇执行任务，而守备营主要负责本土守护。
16个地方团，理论上已经可以覆盖海南全境，包括海口（椰城）、文昌、万宁、定安、澄迈、囤昌、临高、东方、白沙、昌江、乐东、陵水、保亭、琼中以及山区。这些地方团，平时守护地方，剿匪、训练，战时机动部门就集中兵力，实施上级部署。
另外，逐步建设民兵，民兵是不脱产的半军事化组织，实际上将构成我党基层组织的力量核心。海南有两百多万人，我们要逐步组织起超过20万人的民兵组织。他们将是我们贯彻党和政府政策的组织，也是我们将治理能力贯穿到海南社会最深层的依托。其意义，远非字面上的民兵可以涵盖。
如果我们最终建设完成了这个金字塔式的军事组织体系，就能对抗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的军队。这意味着，国民党至少要动员全广东的反动军队，而这是四分五裂的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策略就是海南革命根据地，最基本最核心的军事策略。
政府方面，组建专区政府，将民事、经济等彻底管起来。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最主要是足够的人才去建构大政府。所以只能是小政府的形态，再逐步发展。建议设立经济（工业+商业+能源+储备）、农业（农林牧渔）、物价、卫生、建筑、教育（科学）、财政、公安、交运、应急管理、法院、金融办、环境资源等部门，来实施有效的条块管理。
王、冯二人已经听得麻木了，这还叫小政府？那大政府得有多少人？两人心里吐槽。李思华知道他们的反应，笑着解释说，我们中国和西方不同，他们是有限责任，而我们从来就是无限政府，所以绝对的小政府是做不到的，现在部门虽多，但每个部门的人手都极有限。这样分工的目的是将责任明确到人。
几人又商量了一下分工，决定李思华出任党总支部的书记，除了军队的常委外，王武明任党务副书记，而冯百驹也成为常委。冯百驹出任专区区长，李思华给他配的副手是以前淇澳岛的区长姚斌，他比较熟悉李思华关于社会和政府管理的思路。
党政军体系建立起来后，接下来就是土地改革、城市管理等重大任务。李思华也告诉同志们，她正在酝酿一整套的方案，感觉基本成熟后，会提出来与大家仔细讨论协商，定案后再组织实施。
王武明和冯百驹会后都感慨良深。两人都觉得自己就像个新手，暗暗下决心要抓紧时间学习提高，跟上李力胜同志的思路。
第31章 建立海南革命根据地
李思华将建立情报组织放在了极重要的地位。她其实有所担心，担心的自然是广东敌军的反应速度，在李思华部这个历史变量加入之后，还会等到明年3月才大举“讨伐”吗？会不会提前了呢？尤其是考虑到攻陷文昌，对于国民党的影响。毕竟，文昌是国母的家乡，当然也是蒋夫人的家乡，对于广东敌军的政治压力还是有的。
所以她准备做两手准备。
第一是全面强化广东的情报组织，现在组织有了比较充分的人力，这个工作就可以规模性地展开，党组织将在国民党重兵屯驻的广东各个城市，设置情报点，监控这些军队的动向；设置地下交通通讯网络，及时传递情报；在与海南通航的主要近距离的几个港口，尤其是徐闻、雷州、湛江的港口，设立长期观察哨，密切观察粤军出海的动向。其它还包括对广东空军的监视等，她知道历史上广东空军在粤军“讨伐”海南时，曾经出动轰炸。
情报组织的建设，是提前实践我党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发动群众，结合情报网络，让我们的眼睛无处不在，让敌人的行动无所遁形。这是人民战争的信息战模式。
第二是加快炮兵营的训练。她决心在2个月之内，要完成炮兵营的初步训练。如果粤军在政治压力下提前出动，那么她对抗的杀手锏就是重炮。留下海口区域，就是诱使粤军会首先登陆海口，这样其行军路线大概率可以被预测，到时候集中重炮火力，让这些粤军见识一下民国前所未有的火力！这样的话，虽然她成型的部队，到时可能只有2个营多不到3000人（她考虑有1个营必然要应对地方其它方向。），但即使敌军超过1个师，是一万多人而非历史上的四千多人，她也有把握一击而破。
当然，如果敌军真的还是3月来，那当然最好，届时她手里有一师加一团的雄厚兵力，敌人动员半个广东才可能对付她，应对粤军这第一次兵力不会太重的所谓“讨伐”，自然是一盘小菜。
11月11日，“海南专区民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冯百驹、姚斌领导成立了政府组织。现在这个“政府”，其实还只有不到三十个人，大部分的“政府机构”都还是个空壳。不过大家热情高涨，李力胜同志说得好，我们先种梧桐树，然而再逐步选择凤凰入住。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推动着革命工作，先在文昌城区及附近展开。
李思华向来不屑于所谓的统一战线，她一直认为那是在面临共同的巨大压力面前，才有一定效果。在多数时候，你如果讲究统一战线，那么一定是己方获得的短期便利，要用长期的十倍甚至几十倍代价来承担。所以她设计的政策，除非没有别的办法，否则根本不考虑缓和的手段。
对文昌城区的社会阶层统计立即展开，文昌城区其实只有三万多人，大多还是临时性的，所以统计并不难。冯百驹等已经将文昌城区的地下党员，逐一召回组织，还组织了一些进步青年，对文昌城区的每一个街区，逐家逐户迅速调查统计。李思华对于这类城区总的思路是，按照士农工商，分类实施临时政策：
一、对于“士”，其实就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当地官僚吏员，一些后世“事业编”的相关人员。这类人中的权力者，全部逮捕改造，声誉差的，法办甚至枪毙；声誉较好的，教育后免职归家。对于纯粹事务性的吏员，坚决法办和枪毙一批有劣迹的，其余的根据重要性，暂时替代不了的，监视使用；可以替代的，替代以我们自己的党员，或者选拔优秀的进步青年。
二、对于“农”，包括地主和农民，地主自然是打击的主要对象，有劣迹的没收田产，惩罚过去的罪恶。所谓声誉良好的，也必须解散奴仆，田产只允许保留每口人5亩地，多余的一律没收。农民自然是依靠的对象，自耕农和上中农保持原样，鼓励和扶持耕作。对于贫农，李思华会有一整套的策略在其后推出，要通过农场和合作社等模式，来实现集体化和基层组织化。
三、对于“商”，这是李思华目前只能缓手的部分。海南只是个海岛，商人的物资流通，对于根据地非常重要，现在只能是既控制又发展。除了限制商业的种类、税收外，李思华还考虑用一些激励措施，来推动某些贸易的发展。
四、对于“工”，目前其实只有一些手工业，文昌这里只有非常初级的“资产阶级”，多数不过是手工业的工坊主，工人也是手工业者。所以主要就是“立规矩”，例如最低工资、工作时间限制等方面。
根据每天不断的统计和调研汇总，很快冯百驹他们就根据这一套思路，在文昌不断出台相关的政策，并以武力保证实施。雷厉风行的行动力，其实也激励了一批有着社会改良理想的当地青年。这样的一天天里，政府组织每一天都在完善，而文昌城也每一天都在改变。
主力部队的进展非常快，12日下定安，13日下琼海和屯昌，14日下万宁，15日攻克陵水，而16日则入山攻克琼中。几乎是一日一城，毕竟这些地方的反动势力，几乎都是少量的保安团，所谓海南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三十三团和二十二团，其实也不满编，装备也很差。所以这些县城，往往兵力只有数百甚至更少，武器大多是非常陈旧的烂货。
攻克城区后，部队迅速分成小队，对区域内那些“豪强地主”，即拥有武装家丁的地主坚决攻击，收缴武器，对于反抗者坚决镇压。一时间，海南的“红潮”震撼全岛，主要集中在海口的海南国民党势力，惶惶不安，拼命催促大陆的粤军出兵。
但哪有那么容易呢？这个时候广东军阀的两大巨头，李济深和张发奎，为了争夺广州，就差直接开战了，暂时都顾不上，而海南起义的消息，也开始在国内传开。
攻克各地，第一优先的事情，都是抓捕那些参与了几个月前，国民党在海南“四二二”清党大屠杀的反动派，海南在422大屠杀中，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杀2000余人，血泪斑斑尤未干，岂能不报？包括文昌在内，只要确证本人参与了422大屠杀的反动派，基本都被枪毙了，有些还是在当地“有声誉”的士绅，曾经有同志建议，是否要放其一马？都被李思华强硬地拒绝了。李思华强硬的个性，也第一次在海南的同志们心中，得到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李思华前世学习党史的时候，就对因为“统一战线”，放过一些屠杀过我党同志的事情，很不以为然。这种退让，当然是因为当时觉得自身的力量不够，例如抗日前期。而往往当时的退让，后来都付出相应的甚至更大的代价。有些建国后都放过了，例如李济深、龚楚。
然而后来的同志有什么资格？能够代表那些被屠杀已经牺牲的同志，去原谅去放过这些屠夫呢？她告诉自己，不是万不得已，自己是不会去组建什么统一战线的，为什么叫“李力胜”？不就是因为这种初心吗？
在海口的国民党海南专员，曾三省和曾继潘，行政督察专员并兼任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道南，以及他的副手丘邱宋，正坐困愁城。
国民党在海南，当下只有几个保安团，所谓正规部队的第三十三团等，只有八百多人。那些驻扎岛内各地的保安团，现在哪敢动呢？尤其在李思华部已经占领的7个县区中，当地的保安部队，已经全部完蛋了。这一次的红潮非比寻常，要让他们组织去讨伐，当然是不敢的。而大陆那里始终没有明确答复出兵的日期，让他们心头如何不焦灼呢？没有想到422奠定的国民党大好局势，半年后就被颠覆了。
几个人说到后来，也只能发闷。没有说出口的担心是，共党要是接下来进攻海口，怎么办？
其实粤军也有人在思考着海南的形势，这个人倒是渴望尽快出兵海南，来镇压共产党。
此人就是蔡廷凯。说到这个人的“积极性”，就要从粤军这几年的演变说起。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可余任副军长，下辖四个师，分别是：第10师，师长陈明枢；第11师，师长陈纪棠；第12师，师长张发奎；第13师，师长徐京唐。直辖一个独立团，著名的叶挺独立团。虽然统合到一个军，其实这几个师都是各有山头，李济深并不能真的全部控制。
北伐开始，李济深率领第10师、13师镇守广东。第11师、12师和独立团参加北伐并成为主力。这2个师尤其是独立团，在北伐中打出了赫赫威名，是第4军最光辉的时刻，被称为“铁军”。其后第几个师都扩编为军，第11师变成了第11军，而蔡廷凯就曾经担任第11军的副军长并兼任该军第10师的师长。
平时此人的政治观点倾向我党，因此南昌起义的时候，被任命为左翼总指挥。可是没想到，蔡廷凯在起义中，突然带着部队离开了既定线路，脱离了起义队伍，而且他还把我党党员，都从自己的部队驱逐了出去，我军因此失去了一部分武装力量。
他带着第10师回到广东，不管是李济深还是张发奎，都对他不算亲热。他因此正急于要向国民党交“投名状”，海南对他而言，似乎确实是个机会。
“红三方面军直属团”打下陵水后，李思华判断暂时已经到了用兵的极限，虽然还可以轻易地占领更大的地盘，但是兵力太少了，不稳靠。于是和冯百驹他们商量，确定第一步的根据地，暂时到此为止，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建军和稳固专区政权。
募兵其实从进军各地就同时开始。李思华指示按照“越穷越革命”的原则，重点募集穷苦的农家子弟，本来海南就没有多少工人阶级，也许铁矿工人算一部分？但那个人数也太少了。所以很明显，只能是以农民无产阶级为政权基础。
参谋部已经在万泉河入海口附近，对军事训练基地完成了选址，设立了筹备组，这两天正回调1个营的兵力，作为教导营，负责训练新军，而华海和华洋两艘海轮，已经满载武器，再有两三天，就将送抵北鹅港，交给军事训练基地。民国就是这样，穷苦的人太多，给了安家费，募兵进展就很快，筹备组预计到11月底，即可完成新军主力1.25万人的募集。
李思华让他们在其中先挑出800左右能认些字，比较聪明又体能较好的人员，对于这部分人，她要求经过简单的队列训练后，直接配置到直属团的各个炮兵连，进行炮兵的突击训练。她要让炮营尽快成型，可以操纵重炮。到时用这个来给“剿匪”的国军，以当头一棒。
地方部队的募兵和训练，则是在7个县区由派驻部队募集，在当地设立军事训练基地，训练轻武器以及基本战术。当然最好的兵，主要是送到军事训练基地，以训练成为主力正规部队。每个县区现在驻扎有1个主力排，和半个重机枪班。而其余主力部队、各个炮兵连和大部分重机枪的队伍，都将回到文昌，与留守的一个主力营，共同组成警戒海口方向的武力。
扩军这已经是第二次，军地的同志们多少有了些经验，她可以省点心。所以她这几天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了尽快建立稳定的政权上面。
11月17日~19日，她召集王武明、冯百驹等总支部和专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开了一个很长的会议，连续三天对政府工作的重点和方向进行了全面方案的阐述，并与同志们进行了详细讨论。
第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是土地改革和农村管理。
而这个领域基本上就是三个问题“农地、农业、农村”，简称三农。
关于农地。李思华指出，根据她掌握的信息（当然是根据后世的信息），海南的耕地可以发展到600万亩以上，目前已经开发的其实不过半数。按此数据推演，主要为农民的海南居民，人均耕地可达到3亩以上，户均可达到12亩以上，理论上吃饱饭是没问题的。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海南人都吃不饱，整体粮食不够，需要从区外输入。粮食自给，本身应该是我们发展农业要解决的根本目标之一。
“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的基本手段，但打土豪容易，分田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简单。
她举了例子，例如一个三口之家，都分了9亩地。其中一家是夫妻两人壮年，带着一个已经能干活的半大小子，分田后就可以活得很好，因为3个人都是强劳力，即使没有大牲畜，也能照料好田地和种植。另一家，却是一个寡妇带着两个还没长大的孩子，3个人都是弱劳力，你说结果会怎样呢？有田也肯定耕作不好，也许最后就被生活所逼，要卖掉一部分地求活。
类似这样的情况很普遍，这样长此以往，农村的老弱，最后还是会陷入贫困，农地也会被迫失去，而少数的家庭，则从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农村新的阶级差异和剥削阶级就可能形成，去了旧的地主，新的地主又开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的政府去强制吗？管得住吗？
按照马恩思想公有制的逻辑，解决的方式是集体化，例如合作社。基层组织应该团结尽可能多的农民家庭，彼此互助，还可以集合集体的力量，采购大牲畜和其它生产工具。看上去很美不是吗？
可是新的问题并不少，例如“大锅饭”，因为劳动者之间的体能差异，以及智力差异，甚至还有努力程度的差异。这会导致有的人贡献大，有的人贡献小，如果不管怎样，都是平均主义，那么肯定有体能和能力的，就会感到不公平，很可能消极怠工，反正干好干坏一个样嘛，我干嘛拼命出力？其他人有样学样，结果最后大家都不出力，这地能种好吗？其它工作能干好吗？
而且如果合作社是自行组织，那还会出现所有人，都排斥那些劳动力弱的家庭，不管他们的死活吗？
听到这里，很多同志已经觉得傻眼了，确实是复杂啊，原来根本没有想那么多，那些觉得把地分了，就是革命成功的同志，突然觉得自己想得实在是太简单了。
李思华继续阐述。
平均主义似乎是个坏东西，它把效率搞得低低的，让人们不再有积极性，导致总体组织难以进步，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平均主义。
我们的发展方向，是要将无产阶级提升为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而且必须是越来越共同富裕。
所以什么是共同富裕？要理解这个概念里面，还是具有一部分“平均”的内涵，即每个人的富裕程度，可以因为能力等因素而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必须是受控的，不能出现贫穷者快饿死了，而富裕者可以无限制地富裕下去的情况。
例如有人收入是平均收入的100倍，而有的人则是平均收入的1/10不到，当这种情况普遍了，还能叫共同富裕吗？
马克思指出的劳动分配原则是：不劳者不得食，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这句话里面，不劳者不得食，我认为是正确的，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拯救懒人。
但后面这半句“少劳少得，多劳多得”其实是有缺陷的，因为没有加上限制性。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我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我和同志们一样，都是一个脑袋，没有多长几个脑袋。我接下来给出的方法，也未必正确，也许也有大的纰漏，但希望同志们不断完善，或者提出更好的方法。革命，本来就是应该不断调整、不断进步的。”
第32章 农地、农业和农民
关于农地，李思华现在设想的方法是：
一、如果有家庭觉得有能力，能自行种好被分配的土地的，允许不加入合作社，我们承认这种选择。但不能是党员，不得雇工，我们不能允许出现新的佃农和剥削。当然，我们随时欢迎这些自耕农，重新改变主意，加入合作社，但不得强迫，也允许他们如果对加入的合作社不满意，可以自由退出。
二、组织要解决的，最重要的就是将农村的老弱家庭组织起来，形成合作社，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单户的弱劳动力缺陷。党组织和政府，要将财力向合作社倾斜，例如支援大牲畜和积肥，民兵要支援农忙时的劳动力。
三、在合作社内部，我们先简单粗暴地规定，最高收入不得超过平均收入的五倍。限制条件是什么呢？以稻米种植为例，目前海南的亩产不过200斤，我个人认为，在推广积肥、梳理种植技术、增加大牲畜深耕等措施后，平均亩产较大概率能接近300斤，而一个人3亩地的话，那就是900斤。
我们需要对老弱进行保护，例如我们核算下来，必须保证每个人600斤稻谷，才能有基本的生活条件。那么600斤以上，还有300斤差额，如果政府按照差额的60%，征收公粮180斤，那么剩余的120斤，才能依据不同劳力的贡献，进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在这样的分配机制下，就很难有人获得超过5倍平均收入的分配。
四、分配进行考评，实际上就是后世的工分制。后世对工分制诟病很多，但其实它能存在那么久，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工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货币，是生产队这个小生态的虚拟货币。
同时需要对强劳力们进行教育，让他们认知，扶助贫弱，本身是他们获得较高回报的条件，否则就请出去单干吧，不允许出现在合作社里，觉得自己吃亏而愤愤不平，结果让他出去，又舍不得的情况，我们是来去自由。
五、合作社必须建立基层党组织，党组织要对劳动力进行教育和考核。我们不养懒人，即使是弱劳力，也必须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和服务。基层党组织要及时开除懒人家庭，不能让一颗屎坏了一锅粥。
六、农地绑定家庭人数。如果分田，只是让农民平均分到土地，获得财产权的契约，那我们本质上不就是在推行财产私有化吗？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的生产，所以土地本质上是全民所有，对农民是土地绑定人口数量的永续承包制。例如一个四口之家，有一个人进城务工了，那他会有务工的收入，农村的家庭，就必须公平地减少3亩地。总之有几口人，就给几个3亩地。而这些农地不得买卖和租赁，永远绑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