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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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还真不算篡位，在古代的历史叙述里，刘秀是复兴汉朝的中兴之主；两汉虽有东京西京、前汉后汉之分，事实上是两个王朝，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闰位”，不作数。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从血统上说，东汉当然是西汉的延续，但延续不等于复制，经历过新朝这几年，一切彻底变了。虽然后世会评说刘秀“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8 ，但不管刘秀是否意识到，他和他的皇朝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王莽烙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刘秀才六岁，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他是新朝的太学生，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图谶、纬书，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作为儒生的刘秀非常热爱读书，喜欢钻研思考儒家学问。他每次出去打仗，总能带回一些书并且倍加珍惜，好好收藏。他入主洛阳时，光书就拉了好几车。即使当了皇帝，他也特别爱和老朋友们彻夜谈论儒家经典，分析经学义理，毫无倦意，这与王莽登基后整日和大臣们聊经义礼乐，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浸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 9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
春秋时期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这是因为，在儒家今文经学的话语里，孔子是素王，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大立法者”。他虽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
如果以一个西汉人的视角看历史，会发现孔子死后只有秦，但秦是法家立国，所以说“孔子为后世立法”时，就是“孔子为汉制法”。这就好比说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美国立法，只是一种修辞。但是，经历了新朝，又不同了。东汉皇室需要强调汉朝是儒家命定的唯一圣朝，就把这句话解读为，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预言汉朝将实现他的理想，而证据就是大量的谶纬，比如《孝经援神契》里有“丘制命，帝卯行” ，丘是孔丘，卯是刘姓。
谶纬，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一个新局。
正如王莽受禅基于符命，刘秀的称帝也基于谶纬。这倒不稀奇，刘秀所信奉的谶语并不新鲜，那年头称帝称天子的人里面，谁还没有个谶呢？
真定王刘扬有“赤九之后，瘿扬为主 ” 10 ，因为他是汉高帝九世孙，又长了个“大脖子”。土匪张满本来只是打家劫舍，也打出要当王的旗号，被杀之前感叹说“谶文误我” 11 。
四川的公孙述有“废昌帝，立公孙” 12 ，刘秀知道后，像书呆子一样专门写信给公孙述，辩论这里的“立公孙”不是指他公孙述，而是汉宣帝，还在信的最后署名“公孙皇帝”。虽然公孙述最后败于刘秀，但刘秀写信争论谶语这件事，和王莽指着甄丰的手纹辩说“天子”是“一六子”，行为上没啥区别。
当然，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对谶语就深信不疑。当年王莽以符命任命哀章、王兴等人为高官，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其实刘秀同样如此，因为纬书《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 ”之语，“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他就把一个叫王梁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还有一则谶语“孙咸征狄 ”，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咸提拔为大司马，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前面曾说过，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谶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有一次，刘秀询问博学多闻的新朝旧臣桓谭，要建立灵台，用谶来确定其位置怎么样。桓谭此时已经老朽，沉默良久，说，“臣不读谶。 ” 13 刘秀问他原因，桓谭大谈谶纬不合儒经。刘秀大怒，要斩杀桓谭。桓谭叩头不止，鲜血直流，过了好一会儿刘秀才压下怒火，饶了他一命，将他外放为六安郡丞，远远打发他。桓谭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路上就病死了。
倒是班彪的好友尹敏比桓谭聪明，刘秀派他去校订图谶，删掉新朝时崔发为王莽所作的谶语符命。尹敏对刘秀说，谶语俚俗，一看就是当代人而非圣人所作，怕是贻误后人。刘秀不听。后来，刘秀看到尹敏校订之后的谶语里有一句很奇怪：
君无口，为汉辅。 14
“君”字没有下边的口，就是“尹”字，那么这则谶语说的是一个姓尹的人为汉朝之辅，而这恰恰又是尹敏校订的。刘秀就招他来问。尹敏大约心中非常得意，说：我发现啊，前人都很随意在谶语里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话啊，所以我也加了这句，万一您信了，不就给我个大官做了？
刘秀听了，被堵得哭笑不得，没有怪罪他，但心里老大不高兴。尹敏从此仕途最高止于谏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王莽按照符命“定帝德，都洛阳” ，一度要迁都洛阳，但始终没有成行。刘秀也信任类似的谶语，实现了王莽未竟的梦想。
犹如符命是新朝的“基本法”，谶纬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刘秀去世前夕，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并严禁后人篡改，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士大夫的墓碑看，有些士大夫甚至会把谶纬附会在自己身上。
礼乐，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二个新局。
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王莽青年时虽落魄，但身份地位并不低，刘秀则务农贩粮打官司，起于下层。因此，刘秀尽管也封禅泰山，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知道天下远没有到足以制礼作乐的程度，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但祭祀、宗庙、学校等礼乐制度，他认为必备，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
比如封禅。建武中元元年，经过大司空张纯的多次怂恿，刘秀终于赶赴泰山封禅，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张纯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年领头为王莽设计九锡礼仪的人！在张纯的安排下，刘秀按照王莽当年的礼仪封禅泰山，并在回来后建立明堂、辟雍、灵台。张纯本人则在从泰山返回洛阳途中病逝。
比如宗庙。刘秀严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为人后”之义，为了接续西汉，获得合法性，根据张纯的建议，刘秀按辈分以汉元帝为父、汉宣帝为祖，在洛阳太庙祭祀宣、元二帝，不祭祀亲生父祖；在长安的太庙祭祀成、哀、平诸帝；只在故乡舂陵 15 祭祀亲祖。若王莽在世，一定给刘秀点个大大的赞。王莽曾给汉宣帝、汉元帝等几位皇帝上庙号，刘秀非常认可汉宣帝的“中宗”庙号，予以沿用。
比如郊祀。西汉把郊祀的地点改来改去，好几十年都没定下来，是王莽确立了长安南北郊祀天地，以汉高帝配天、吕后配地的制度。东汉继续沿用这一南北郊祀制度。在研究以谁来配天时，刘秀最初主张尧，因为尧是刘氏的祖先。此时，曾给王莽设计九庙的杜林站了出来，主张应继续以汉高帝配天，被刘秀采纳。只是刘秀实在不喜欢吕后，就尊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为高皇后配地。
经学，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三个新局。
东汉建立不久，就按照西汉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王官学”，排斥王莽时期新晋的古文经学，延续了西汉经学的知识传承，而且和谶纬紧密结合。但是，经学自有发展的内在理路。王莽、刘歆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因此东汉的儒家对古文经学并不仇视，古文经学在民间大行其道，两者偶有冲突，大体和谐，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儒郑玄对两派予以“集大成”的构建。
除了上述三个新局，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例如，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当然，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还是后话。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 16 。
还有勤俭节约这件事，王莽一直标榜简朴，也要求别人简朴，但他本人却从未做到，修筑九庙极尽奢侈。刘秀却表现出罕见的节俭，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死后的帝陵，他的陵墓是两汉帝陵里最小的。
总而言之，王莽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儒家抛弃了西汉，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
作为一个地皇元年还在新朝打官司的人，刘秀对新朝没有那么深的不满。他的帝国起初继续使用新朝钱币，他也会拿出那枚写有“白水真人”的铜币感慨万分，迟迟不愿意让这个钱退出流通，直到后来才不得不恢复五铢钱。当然，王莽的钱铸造精美，在民间仍然流通，甚至流通到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大谈孔子为汉制法，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制法。新朝虽然灭亡，但有无数新朝的士大夫留在了刘秀的政府里，例如共工宋弘后为东汉大司空，绣衣执法浮湛、淮平大尹侯霸均为东汉大司徒，上谷大尹郭伋后为东汉太中大夫，等等，那些从新朝地方官摇身一变为东汉地方官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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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莽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在东汉一朝。
表面的影响，就是王莽开辟了一条“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以“尧舜”来受禅，穿插着赐九锡、建公国或王国等措施，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曹操建魏国、受九锡，儿子魏王曹丕受汉献帝禅让开始，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是王莽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处于历史的暗流，那就是民意。
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国，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当谶纬、符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祥瑞和灾异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表达着或隐晦或显白的民意。
但是，王莽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儒学自身。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设，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得不好就得禅位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代继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那么，帝制中国能否摆脱治乱模式，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