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节
文帝二年，刘恒将刘章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为济北王，看似赏赐，实际上城阳、济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只能让刘章和刘兴居更加不满。
文帝三年，刘章去世，几年前还踌躇满志准备入主汉室的三兄弟，只剩下刘兴居满怀怨气地活着。刘章去世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刘恒到代国视察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刘兴居以为刘恒“御驾亲征”，长安空虚，觉得机不可失，举兵造反，但两个月后就失败了，刘兴居自杀，国除。十二年后，刘恒又借齐国绝嗣之机，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齐国被肢解，整个齐悼王世系对皇室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国除；又过了十年，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以刘恒的实力，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早立太子以防不测，让功臣列侯归国，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至于贾谊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汉朝“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至于贾谊，则因为成就功名太早，未能理解这“道阻且长”的大业绝非一代一人所能完成，刘恒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当贾谊照管的梁王不慎坠马去世后，他纠结于身为太傅的失职，更伤悼于壮志难酬的抑郁，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将他和屈原合为一章立传，表面是哀怜贾谊的命运，实则是把贾谊和屈原拉到一起以批判帝王不识珍宝，以贾谊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为司马迁之微言大义。多年之后，王安石更客观地反问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而另一位诗人则说得更直白：“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3.贾生晁错是知音
吴王刘濞派王太子刘贤入汉朝拜见皇帝刘恒的时候，没有想到儿子回来时却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原来，王太子和皇太子刘启饮酒下棋，因为争棋路吵了起来，惹怒了刘启。大概是饮酒的缘故，刘启提溜起棋局就砸到刘贤头上，竟然把刘贤打死了。
史书说，是刘贤出言不恭在先。但根本原因还是吴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诸侯国之所以能与汉朝并列，除了体制因素，还因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风俗，臣民的本地化程度很深，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彼此会有认同感 20 。吴王二十岁就被分封到这里，经过几十年的熏陶，他和他的家族在性格和地域认同上，也会更切近吴国本地。
刘濞高帝六年就被封王，刘恒是高帝十二年才被封王，如今昔日的代王当了皇帝，就可以纵容儿子打死自己的儿子，刘濞之愤怒和不平可想而知。眼见爱子惨死，他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 21
这句话表面上很有道理，天下都是刘氏的，刘贤是刘氏子孙，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要运回吴国？但这恰恰反映了汉朝与吴国分属异国，诸侯王及其家族成员并没有留葬长安的惯例。所以，刘濞把遗体送回长安安葬，是一个鲜明的挑衅。杀子之仇已经结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刘恒为了安抚刘濞，赐几杖（坐几和手杖，敬老者之物），默认刘濞可以不必遵守藩国礼仪。
刘启即位后——就是汉景帝——继续朝着“建政”目标努力。此时离刘邦草创功业已过了半个世纪，汉朝内部功臣问题已经解决，一度在高帝时期占据了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郡太守总量90%的功臣们，到了文帝时期就下降到50%，到了刘启的时代下降到30% 22 。而像窦婴、田蚡这样的外戚，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让天下人渐渐习惯了汉室天子的地位，有能力的王国臣民愿意跑到汉朝任职。汉朝削弱诸侯王和列侯权力的条件愈加成熟。犹如刘恒当年用了贾谊，刘启则重用了晁错。
晁错是靠学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治术起家的，是刘启当太子时的太子家令。现在刘启即位，晁错一跃成了御史大夫，景帝对他几乎无言不听。被君主眷顾，就要全心全意为君主着想，身死族灭也在所不惜，这是战国以来法家之士的传统和命运。晁错于是建议削藩，因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 23 ，这是横亘在汉帝国“建政”大业之前最坚固的石头。
所谓削藩，就是削减王国辖内的郡县。赵王此前有罪，被削去常山郡；胶西王卖爵被查，削了六县；楚王在文帝薄太后去世服丧期间“私奸服舍 ”，削去东海郡。这些削藩都是“有法可依”的，所以诸侯王虽然明知道汉朝的真实目的，却有苦说不出。
汉承秦制，以律令治国，晁错为了使削藩师出有名，“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 ” 24 ，使得削藩变成国策。晁错的父亲听说了，专门从故乡赶来阻止，老人家的话颇能代表普通人的惯常看法：
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25
晁错父亲关注的不是皇权、统一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认为削藩疏离别人亲属，不仅危险，而且不道德。晁错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的是“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 26 。
通过尊天子来安天下，避免封建分权、列国纷争，这正是法家的主张。汉帝国的建政道路，到此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要从“后战国时代”的列国残念转向法家理想。
见到晁错如此固执，老人家预料到儿子将来的结局一定很惨，服毒自杀了。
吴国是远离汉朝的东南大国，惩于当年的杀子之仇，刘濞暗地里积蓄力量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各诸侯国越来越感到汉朝的压力。“国际局势”已经与刘邦封子弟的时候大不相同。矛盾不断积蓄，当汉朝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文书到达刘濞手中时，他终于等到了起兵的理由。
早在起兵之前，刘濞已经和众多诸侯王秘密联络，承诺跟随的不只是七国，刘濞致诸侯书所提到的还有淮南王、衡山王等。但到了起兵时，最终成功发兵的只有其他六国，其中：赵国和楚国，是刚刚被削去了大郡的王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国王都是刘肥的儿子。刘肥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是齐王，原本也要反，但最后一刻后悔了；另一个是济北王，被属下控制，没能参加叛乱。如果齐国、济北国也参加，那就是被拆分之前的齐国几乎全数加入了叛乱。
此外，参加叛乱的还有位于这些王国境内的一些列侯。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吴国、齐国，都是民风习俗与关中差别格外显著、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都颇为可观的东方大国，也是在汉朝削藩中损失最大的王国。七国之乱，一定程度上说是楚汉之争的重演，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乱。刘启的确是在改变汉初刘邦的约定，改变当时人们还比较相信的列国观念。吴王的动机也不是一定要夺取皇位，而是要让天下复归刘邦时期列国并存的“国际秩序”。
刘濞在叛乱之前，已经构思了重点联络齐王世系的战略，他甚至不顾身躯老迈，亲自跑到胶西国去面见胶西王。尤为重要的是，刘濞和胶西王除了分析时局，还对叛乱成功后的“国际秩序”做了初步设想：
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 27
刘濞打动胶西王的正是这句许诺：打下天下之后，你我把天下一分为二。这颇似昔年刘邦和项羽在鸿沟二分天下的模样。当然，胶西王的臣子们并不相信，如今一个皇帝都很麻烦，将来两个皇帝岂不是更麻烦？认为吴王这话是在“画饼”。但吴王未必是“画饼”，他是从刘邦时代过来的人，是真心相信天下应该列国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七国之乱由几个王国同时叛乱，大家都是皇室后裔，都有资格争夺皇位，但似乎并没有考虑一旦成功了谁当“老大”的问题，说明这至少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妨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几个国王为了当“老大”或支配“老大”，叛乱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名虽相似，性质迥然不同。七国之乱并没有取皇室而代之的明显意图。
这就是为什么刘濞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这三个字似乎纯粹是托词，但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心话。也正因为此，景帝一度认为是受了晁错的蛊惑，果然将其斩杀。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又因一时之惧而杀忠臣，后世与文帝并列的令名其实难副。
当然，晁错是白死了。七国之乱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因为诸侯王国和汉朝权威的此消彼长，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向帝国行进，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了。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戚窦婴。刘濞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此后，景帝可以挟平叛之威，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了。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拆分叛乱七国。这是最直接的惩罚。景帝或是把有的诸侯国直接废为汉郡，如济南国被废为济南郡；或是把大国划出若干郡建立新的诸侯国，让自己的儿子当国王，如吴国三郡，一郡归汉朝，两郡成立江都国，国王是景帝的皇子刘非；或是保留旧的诸侯国，但国王换成自己的儿子，如叛乱的胶东王刘雄渠死后，景帝把皇子刘彻封为胶东王，这位未来的汉武大帝这年才三岁，胶东国实则与汉郡无异。
第二，给诸侯王和侯国降格。叛乱结束后，在平叛中有功的梁王刘武权势大增，成了现存诸侯王里的新贵，在亲哥刘启的信任、母亲皇太后的宠爱下，刘武竟然派人刺杀了汉朝大臣袁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且不论，造成的影响就是景帝觉得必须从制度上消除诸侯王的特殊地位，绝对不能又养出一个刘濞。于是，景帝下令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力，王国宫廷的官职或是降格，或是裁撤，官吏由汉廷选拔再由诸侯王任命。以往，诸侯国的官职和汉朝的官职名称一样，秩级相同，景帝就降低王国官职的秩级，提升汉朝同类官职的秩级。王国的真正统治者变成了汉廷委派的国相，侯国也如此。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又借着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案的余威推行印章制度改革，把诸侯王的玉玺降为金印，收回了诸侯王国仅存的官吏的任命权 28 。
第三，把王国境内的侯国都迁到汉郡里。以往，汉朝的列侯分封在各地，有很多位于王国境内，七国之乱里就有一些列侯或是主动或是被胁迫跟随叛乱。景帝逐渐把这些位于王国境内的侯国迁到汉朝直接控制的郡里，使这些侯国受郡守的管辖 29 。
这就是汉景帝对汉帝国“建政”的努力。自刘邦立国一个甲子之后，“后战国时代”的格局已经改变，汉朝终于真正有了帝国的样子。地方上，王国和侯国基本郡县化；中央里，外戚们日益活跃，与功臣后代和从地方拔擢上来的文法官吏们分庭抗礼。
4.汉武帝的建政大业
年轻的皇帝刘彻即汉武帝，见到临淄人主父偃等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
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30
日后的岁月里，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知遇的情愫，令臣子感激涕零。当然，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这一次，刘彻当下就拜主父偃为郎中，一年将他升迁四次，很快就提拔为中大夫。中大夫这个官职就是后来的光禄大夫，是郎中令的属官，虽然品秩只有比二千石，低于王国相和郡太守，但却是皇帝身边能说上话的人。汉兴以来，如贾谊等名臣都有担任中大夫的经历。
就像刘恒之于贾谊，刘启之于晁错，刘彻对主父偃也是重用的。
主父偃的人生十分坎坷，曾经四处碰壁，屡遭排挤，连族人、兄弟都对他很冷漠。半生流浪，一朝受宠，主父偃就把怀揣着的锦囊妙计一股脑献给了刘彻，都是很高明的纵横家术。例如有一条，是借鉴刘邦让六国贵族迁居关中的做法，强令天下豪杰大族迁徙到茂陵居住，从而削弱了关东豪族，还开发了茂陵一带，可谓一举两得；再有一条，则是著名的推恩令。
在汉景帝的努力下，诸侯国已经大伤元气，但是版图仍然很大，倘若联合起来，势力仍不可小觑。而且，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削藩导致了军事叛乱，这使得朝野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削藩政策并不看好。晁错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高明的。七国之乱也导致汉景帝没能像汉文帝那样被尊庙号。正如晁错父亲当年所说的，削藩刻薄寡恩，没有亲情。
主父偃恰好戳中了刘彻的痛处，他认为，既然削藩有违汉家以孝治国的标榜，那么不妨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孝做到极致。以往诸侯王只有宗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余的儿子一般没有封地。那么，就让王国把领土分给宗子之外的子弟为侯，这样既能普施仁义，宣扬孝道，还能削弱大国，一举两得。